§§§第一节简笔字
笔画由繁趋简是我国文字发展的自然趋势，汉字形体的简化，在我国历史上经常存在。几千年间文字形体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由劳动人民就前代的简体字自行简化，以致约定俗成，使成为帮助人民掌握文化的有利工具。如“子”字，甲骨文写作，金文有写作的。又小篆和大篆比起来，也是有所省改的。《说文》序云：“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如《说文》部字之下有流字，许慎说：“篆文从水。”段注：“流为小篆，为古文籀文可知。”又部（）字之下有泉字，许慎说：“篆文从泉。”段注：“以小篆作，知乃古文籀文也。”
《说文》在说明每一个字的结构和音义的根源时，有“从某省”、“某省声”等办法。前者说明会意字得义的根源，有时只保存所从得义的字的一部分；后者是说明形声字得音的根源，有时只保存所从得声的字的一部分，其余都简省了。如《说文》卷三“隶”字下说：“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后及之也。”又如卷二有“哭”字，许慎说：“哀声也。从，狱省声。”由此可见，古人造字时，早已采用了简化字形的原则，从而发展出更多的文字。
汉代人在写碑时也常用简体字来代替那些笔画繁多的字。如“丛”字写作“”或“”，“癃”字写作“”，“儒”字写作“”，“”字写作“携”，“邻”字写作“”，“流”字写作“”等，举不胜举。至于“国”字写作“”，起于六朝，“”字写作“吴”，始于唐代，这些都是当时人写在碑板上，现在还可以考见的。
过去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把简体字认为是“俗书”，压制它的发展，甚至通过考试不准写“俗书”的办法，想要禁止简体字的流行。但宋、元以来民间所刻印的小说词曲，其中简体字触目皆是，这就说明为人民所创造和喜爱的东西，统治阶级是无法阻遏它的滋生和成长的。
1935年，上海有十五个团体和二百多个文化界人士联名提倡用“手头字”（就是简体字）印书。好几种杂志响应，采用了选定的三百多个字。在这处情况下，1935年8月当时的教育部不得不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但是不久又取消了。反动统治者从来不正视现实，不重视文化的发展，它根本不为劳动人民的利益着想。
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
§§§第二节汉字的拉丁字母注音和“注音字母”
每一个注音文字，应该与它所标的音符同音，但是有时这一个字本不能确切地代表这个语言，有时这个语言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或方言等的影响，音素上起了变化，此外还有种种偶然的错误，使汉字的声符常常不能代表读音。这种现象，时代愈久愈显著，所以到了近代，大家都觉得汉字不容易认识，主张加以改革。
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5)，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著《西字奇迹》一卷，第一个采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共包含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西字奇迹》刊行后二十年，即天启六年(1625)，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写成一部《西儒耳目资》，他说：“余应中国教友之请，曾以汉文编一字典，凡三册，使汉字与吾邦之元音辅音字接近，俾中国人得于三日内通晓西洋文字之系统。”他所说的字典就是《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的、系统完整的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给汉字注音的书。这之后，传教士们还搞了一些拼音方案。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外国人学汉语汉字、传播宗教的方便。
中国人在创造拼音方案、制定拼音字母方面，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依照外国传教士采用拉丁字母，另一派主张自造新字母。中国人自己拟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要以卢戆章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1892年)为最早。此外还有蔡锡勇的《传音快字》(1896年)，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年)等许多著作。
辛亥革命之后，读音统一会在1913年制定了一套“、”等字母，称为“注音字母”，到1918年当时的教育部才正式公布。1926年产生了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928年才由当时南京的大学院公布。1931年瞿秋白、吴玉章等同志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当时曾在旅苏华侨的学校里和出版物上使用过，在国内也受到鲁迅先生等进步人士的欢迎。
“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字母”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注音字母”是新创字母的一种拼音方案。它们对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方面有过一定的贡献，功绩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它们本身也有不少的缺点，需要加以研究改进。
§§§第三节汉语拼音方案
全国解放之后，1950年7月，教育部邀请在北京的语文研究者举行座谈会，会上提出组织“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的建议。次年的5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1954年10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请，批准设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之一。同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府设立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文字改革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事，由此可见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文化事业的关怀，对文字改革的重视。
经过多年来的研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1956年2月公布了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全国各方面的人士曾进行过广泛的讨论，兄弟国家的专家学者也提出过宝贵的意见。国务院又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对第一个草案加以反复的审议并进行多次的修订，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汉语拼音草案”已于1958年2月11日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批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由此可见政府对文字改革的工作不仅是关怀和重视，而且也是非常负责和慎重的。
周总理说：“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推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见《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积极宣传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是我们学习文字学的人的当前任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
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序
文字是人类进入高等文明所必需的工具。人类有了文字，才可以把这一时代人类的智慧和经验留给后一代人，作为他们继长增高的阶梯。没有文字的民族，总是会停留在像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复结绳而治之”的蒙昧阶段。
人类初有文字无不从象形文字入手。象形文字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是一种表意的图谱。《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蜀汉时“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此种夷经，乃古代夷族的图像文字。《南中志》说：“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又画牵羊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蜀汉以后南中故事每每托言诸葛亮所为，皆属附会之谈，实不足信。此图谱乃夷人巫师所作，并非诸葛所赐。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乃夷人对城府中的汉官指天地日月以为誓。其次画神龙，夷人自称为龙的子孙，龙为他们的图腾。最后画夷人牵羊负酒赍金宝向汉官输诚，献纳贡赋。这种图像，只能表意，不是可以按字宣读的语言，只有巫师才能认识，还要多方譬喻解说，不然一般人是难以理解的。
汉语象形文字开始于殷商时代的后期。殷王朝自盘庚迁殷以后就已形成一个疆域广阔的强大帝国。根据现在考古发掘资料，它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东向越过渤海而到达辽东半岛，南向渡越长江而跨有洞庭鄱阳两湖地区，西向而臣服周王季和文王，囊括关中汉中。殷王要统治这样广大的土地和人民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没有理由为他担心。当时殷王左右就有一班知识分子作为他的顾问——一个能作预言的前知者的卜人集团。
在原始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就有几个脱离生产的公职人员，有的作为部族的信仰守护人，用祭享方式教导人民，虔敬地遵行先代的典章制度以及一切行之有效的成规，使部族从安定中得到发展。
占卜的贞人为人决疑问难，他们原是从占星师分化出来的一种方术之士。他们在狩猎时代就用火灼焦兽骨，观其坼纹，以占吉凶。后来殷人发展到长江流域，就把那里所产的大龟作为宝物。占卜中龟甲与兽骨并用，他们或者认为用大龟占卜比骨版更加灵验。占卜的方式也就更趋繁复，每卜必从正反两面贞问。一正一反，即为一兆。其文如，此字以后演变为。他们认为这些兆纹，向左向右的种种变化，都是宇宙中排列有序的象和数。与其说这样模糊的象数有什么灵验，无宁说他们常在殷王左右，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取得一些自然变化和人事成败的道理，凭借殷王的权力，就可以使预言成为现实。占卜得到历代殷王的信任，其原因即在于此。
甲骨文字记载，从武丁到帝乙帝辛之世二百七十余年中，所有贞人，据陈梦家统计共有一百二十一人，而武丁时就有七十三人。其不见于甲骨文者，其数或当与此相等。这就是殷王朝庞大的贞人集团，可以说就是殷王的智囊团。他们为殷王占卜的事和以后的验辞，都要用文字记录下来，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兆旁，既备殷王查考，也籍以取得各种象、数记录，传给下一代贞人。我国文字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阶段汉语文字的发展，当自殷代后期开始。殷虚甲骨文已具备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种造字条例，这是造字之本。象形是像自然物之形，如日月山水，牛马犬豕等字，只用简单笔画勾勒其形，最易识别。象事，《说文》称为指事，乃像人为的事物之形。如封字，其形作，是植树为界而后加人为的土堆。是人行的十字道路。都是人类造成之事。又如一、二、三、，这些数目字，也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客观现实。又如兽作，干犬并列，乃人们从事狩猎的工具。过去学者解释指事，只从指字着想而忽略了大量的人事。勉强凑足很少几个字，都很牵强附会，所以这一条例，始终没有讲好。象意，《说文》称为会意。会意是在自然之物与人为之事，加上人的动作以表达人的意志。例如 ，表示人在路上走。如，表示人在用手持棰击磬。我们这样去理解，自然把象形、指事、会意三者分别得清清楚楚的了。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它的产生，是由于象形字笔画简单，在长期使用中容易混淆，所以必须加声符以区别之。例如鸡和凤都是鸟形，后来各加声符，隹旁注奚为，隹旁注为。又如星，最初作晶、等形，与口日等字不易区别，后来加声符为或星。甲骨文中形声字还居于少数，不如会意字多。以后形声字发展了，在《说文》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已经是隶定以后的事了。象形文字在创造时，只是随事赋形，随物赋形，并不困难。每个字都是独自发展的，人们要记住这些孤立的字是困难的。首先它必须在卜人集团中互相传习，反复使用，渐成定型，而在反复使用中，意义有所引申，即分化为数字，按义类分注于原字之旁，此即所谓转注。但引申意义过多分化，使用也不方便，于是用假借加以制约。凡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就不必另造新字。转注假借，二者乃是文字发展中辩证的统一，相辅相成的。
汉语文字原来就不是一两个人闭门创造发明的，最初它在卜人集团中传习使用，约定俗成，后来这些汉字在人民群众中推广使用，经过传写、隶定，讹变失真；而这些讹变失真的字，约定俗成，也成为正字了。汉语文字根据六书条例，发展成为记录人类一切复杂事物的工具，但其系统仍是象形的。即使是形声字，也还是要借用字形来表达其音，而不必另制音符。所以汉字完全属于象形文字系统。汉字如果没有创制这些象形文字的贞人集团，文字就只能停留在原始阶段的图谱形状，如埃及，如巴比伦，又如我国云南的纳西以及《华阳国志》所说的夷经，他们的象形文字，终要为拼音所取代。据此言之，汉语象形文字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于殷商后期有二百多年长期安定的政治局面；其次汉语文字按照六书条例沿袭象形文字体系前进。由商以迄于今三千年，一脉相承，自成一种完整的体系，使我国光辉灿烂的文明在三千年前即已照耀于东亚大陆，这确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汉语文字从殷商时代以至东汉已历一千四百余年。许慎《说文解字》掇拾于秦火之余，搜罗当时所存篆籀古文，共得九千余字，用科学方法分析每个字的形音义，阐明其字原和语原。他所根据的汉代的字书及战国古文，都是经过长期的转抄，字形几经变化。先是受甲文刀笔的影响，变圆为方，继由篆文隶定，往往又把字形相近的字互相混淆。郢书燕说，常亦有之。东汉时代经学大师今古兼治。许慎也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穿凿附会，亦所难免。《说文》这些缺点，完全受时代的局限，瑕不掩瑜。这也是我们应当加以原谅的。
汉语古文字字形学，在北宋时已开其端。以后古文字资料不断发现。尤以近八十年来，大量甲骨文字出土，经过许多文字学家的努力，汉字字形学的研究，已有长足的进展。所不足者，过去文字学研究者总是就字论字，旁征博引，冥搜孤讨，臆想居多，究非上乘。他们很少在字与字之间求出其对应关系，作出系统研究。如释史为从又持简，不知甲文史原作 。，乃干戈之干的本字。古人狩猎作战，即以有丫杈的木棒作为武器，进则以侵犯人兽，退则以捍卫自身。从又持，古代人类，从事狩猎，取得食物，是当时的大事。史之本义为事。文史之史，乃引申之义。为人类最初使用的武器。在丫杈两端捆上锋利的石器，则为 。在丫杈之间捆上重量石块则为 、为，在冲锋陷阵之中兼为捶击之用。故 字省其丫杈，则为击中之中。借为伯仲之仲，中间之中，甲金文作 ，后人则省 为中，因而又别制仲字；而中则兼中间之中与击中之中两义。又为战争之战。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三十一章，甲本作战，乙本作单，可证。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字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了解到、之原义，而这些汉字的字源和语源，不待多说，也就不会使人误解了。我们认为这样研究古文字，古文字学就可以逐渐进入科学的坦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