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渠道是汉族儒生士大夫通过出任胡人政权的官职，推动其汉化。儒家强调文化正统说，"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当中原的胡族政权"中国之"，推行儒术的时候，汉族儒士纷纷加入其政权组织，与汉化了的胡人知识分子一起倡导儒学，促使胡文化向汉文化转向。
在胡人汉化的同时，胡文化也不断影响汉文化，促使汉人胡化。早在东汉末年，汉灵帝就很喜欢胡人的生活方式，如胡人的服饰、舞蹈、乐器、饮食，等等。十六国时期，在汉人中很流行胡人的生活方式。胡人的生活习性对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汉人习惯席地而坐，宴会时，就在地上铺上"筵"，再在上面铺上"席"，故吃饭有"筵席"之说，后来，汉人采用"胡床"，即胡人发明的高足坐椅，就改变了席地而坐吃饭的习惯，高足家具开始流行。汉人食用奶制品也是胡化的一个表现。
与北方胡汉交会的同时，在南方，蜀、吴，以及魏、两晋在南方进行统治时，汉族与山越等少数民族也加强了融合，促进了巴蜀、江南一带的开发。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时，吴国的造船技术十分发达，曾派万人船队达到夷洲（今中国台湾岛），这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发生联系的最早记录。
三、魏晋风度与玄学
东汉末年，皇权式微，宦官、外戚交替专权，党争激烈，一些不愿随波逐流、独立不羁的官僚士大夫品评人物，抨击时政，时称"清议"，这些清流名士后多遭受"党锢"之祸，丢官丧命，牵连九族，使得刚正不阿之士对政治丧失了信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
曹魏末年，司马昭专权，有当皇帝的野心，所以当时的皇帝曹髦就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终于篡夺了曹魏皇位。对于司马氏的政治野心和专权、篡权行为，不少正直之士极为反感，但又不敢刚正直言，以免在改朝换代之中像清流之士一样遭受杀身灭族之祸。他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为了保全性命，回避现实，不谈政治，明哲保身，甚至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讲自己不想讲的话，行为放荡不羁，"皆以任放为达"，这种处世之道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这些名士一反儒家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常态，要么过分讲究，涂脂抹粉；要么不修边幅，故意穿着破烂，行为放浪不羁，不拘礼节。比如，阮籍总喜欢脱光衣裤，岔开双腿而坐，称为"箕踞"，这相对于儒士倡导的席地而坐，是十分不礼貌的。刘伶在会见客人时，竟然一丝不挂，却还调侃地问客人：我把天地当作建筑物，把房间当作衣服，你怎么钻进我的裤裆里来了呢？
魏晋名士为求自我解脱，常以饮酒和服丹药自娱。刘伶、阮籍等人都很好酒，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借酒消愁，以醉避祸。据史书记载，阮籍本来有济世大志，但因社会黑暗，有志之士总是遭遇迫害，他就脱离世事，以"酣饮为常"。他们还流行服食一种叫寒石散的丹药，一则想麻醉自己，忘却世间烦恼；二则因为向往远离世俗的神仙般的生活和感觉。何晏长期服药，慢性中毒很深，内热难耐，即使大冬天也要冷水浇身才能缓解。
还有一种名士则隐居山林，逃避现实。魏晋时，不少名士为保持正直的人格和气节，不想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同时，又不想放荡形骸，毁坏自身形象，他们就洁身自好，到深山老林中隐居，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时称"隐士"。有个叫孙登的隐士，居住在一个山洞里，以弹琴自娱，很少与人说话。司马昭派嵇康去与他说话，他竟一言不发，三年之中没有回答嵇康的任何问题。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描述了一幅与世隔绝、诗情画意般的乌托邦式的生活画卷，反映了士人隐逸的目的："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与魏晋风度同时盛行的是玄学。玄学是魏晋风度在思想上的显现。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政治腐败，政纲不振，使名教日渐颓废。两汉经学作为"官学"，为给皇室正统做注而变得繁琐僵化，过于拘泥迂腐，甚至与谶纬之学相结合，变得有些荒诞。至魏晋，儒家经学"已为世人所厌"，"公卿士庶罕通经业"，甚至有人认为六经是"圣人之糠秕"。儒家纲常名教也遭受严重挑战，"儒者之风益衰"。不少读书人不再信从儒学，纷纷以追求"无为"的道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于是产生了玄学。
《老子》、《庄子》、《周易》，在魏晋时被称为"三玄"，玄学就是对这三部典籍进行阐释的学说。玄学经历了三个阶段。
正式开创玄学的是何晏和王弼。他们精习《老子》、《庄子》，以老庄之学解释《周易》、《论语》，这是玄学的第一阶段。何晏、王弼等人力图调适儒道思想，抛开两汉儒家正统思想的神学外衣，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形成了"贵无"的思想体系，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并以"无"附会社会现实，认为"无"是自然，名教是"有"，"有"出于"无"，那么，"名教出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结果。这种谈玄说道，以道解儒的做法和思想既受到统治者的欢迎，也很得士人们的喜爱，玄学从此开始盛行，逐渐风靡天下，名士们无不以谈玄自矜。
在何晏被司马氏所杀，王弼病逝之后，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玄学之士，对司马氏标榜名教、大杀异己、蓄意篡魏的行为非常反感，相率以老庄为师，反对名教，崇尚自然，在思想言论上，诋毁经学，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高唱"越名教而任自然"，鄙视所谓的名教礼法之士，讥讽他们是"裤中之虱"，在行为上使酒任性，玩世不恭，甚至以裸体为乐，追求所谓的"通达"，反映了士人对现实的绝望。这是玄学的第二阶段。
到西晋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玄学之士开始融合儒道，认为老庄兼顾名教与自然，名教即自然，以道家神仙养生之术为内，以儒家入世治世之道为外，此乃老子所说的"内圣外王"，力图使"儒道为一"。同时，他们把名教即自然的观点运用到现实政治中，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合理的。这是玄学的第三阶段。
西晋灭亡之后，玄学在北方就逐渐消失了。在南方的东晋，玄学也逐渐渗透到佛教教义之中。
玄学摈弃世务，专谈玄理，强调理性思辨，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学者认为，玄学的发展使得魏晋时期成为中国先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
四、敦煌、云冈与龙门石窟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学衰微，佛教得到很大发展，进一步被中国化。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虽有不少人信奉佛教，但汉人出家为僧却被政府明确禁止。曹魏时期为"汉地沙门之始"，出家的汉人越来越多。
至两晋南北朝时，产生了不少"高僧"，他们与外来传教之士共同传播佛教，调和佛教、道教、儒学。后秦有个僧侣叫法显，他西行取经，历时13年，译出佛教经典百万余言。随后，鸠摩罗什从龟兹来中原传教，他精通梵文和汉文，译出98部佛教经典。东晋的佛学大师道安集汉代以来的佛教般若、禅法二系之大成，其弟子慧远精通大乘、小乘佛教，既强调佛法为"不变之宗"，维护佛法本义，又用佛学融合儒玄，努力建立中国化佛教。南方另一高僧竺道生提倡"顿悟"说，倡言"一阐提人（即没有善性的恶人）皆得成佛"，只要诚心信佛，就可以进入极乐世界。直至南朝梁时，产生了一个融合儒道释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即在浙江天台山创立的天台宗。佛教中国化不是一帆风顺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曾下令灭佛，使佛教遭受了两次"法难"。
佛教的发展主要有两大物化标志，一是广为兴建寺院，"天下名山僧占多"，各地寺院广布。二是建造巨型石窟，雕刻佛像，石窟是随着佛教东传而在北方各地由西向东陆续发展起来的，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珍宝，在今天的甘肃、山西、宁夏、陕西、河南、四川、新疆等地都保存有许多石窟和数以千计的佛像，最著名的是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敦煌石窟，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端，包括莫高窟、西千佛崖、榆林窟、水峡口四处，其中以莫高窟最负盛名。莫高窟位于今敦煌县东南的鸣沙山上，全长1600多米，现存石窟492个，其中，开凿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有32个，现保存完好和经过修复的佛像有2450尊，有壁画25000多平方米。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据史书记载，在这一年，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他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有一天他来到鸣沙山，忽然看见一片金光，有上千个金佛在闪烁，于是，他就开凿一个石窟，雕刻了一尊佛像。随后有个叫法良的禅师，路过此处，就在乐僔所造的石窟旁又开凿了一个石窟。以后只要有禅师到此，都会开凿石窟，雕刻佛像，至隋唐时，已有1000多个石窟，故莫高窟又称千佛洞。
这些石窟洞里藏有不少佛经，在1900年，被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发现，莫高窟从此闻名于世，也引来了不少国内外考古学家和盗宝者，洞内的藏经与珍宝大量被盗，石窟上精美壁画也受到严重损毁。现在，敦煌莫高窟得到很好保护、维修，成为了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
云冈石窟，位于今天的山西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北崖，东西绵延1公里多，现存石窟53个，石雕造像五万一千多个，其中，最高的有16.8米。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文成帝时。公元460年，沙门统昙曜为了弥补北魏太武帝灭佛所造成的影响，弘扬佛法，显示佛的尊严，在力主复兴佛教的文成帝的支持下，在北魏首都平城西边的武州山上，"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这五所石窟后来被称为昙曜五窟，是云冈石窟的开篇之作。云冈石窟大部分建造于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至孝明帝时才建造完毕。
龙门石窟，位于素有九朝古都之称的河南洛阳市南郊伊河两岸的龙门山（又称西山）和香山（又称东山），这两座山古称伊阙，所以龙门石窟又名伊阙石窟。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确切时间至今尚无法确定，有的说是公元497年，有的说是宣武帝景明初年（500），有的说是正始二年（505）。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始，中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诸朝，历时四百多年建造而成，至今还保存有石窟1352个，佛龛2100多个，佛塔39个，佛像近10万个，其中，大部分造于唐代。
此外，甘肃永靖县灵炳寺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也是兴造于北魏、南北朝时的著名石窟。
这些石窟体现了佛教文化的雄浑，堪称雕刻和绘画艺术的精品，是儒道释相融而生的优秀文化成果，也是整个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吸引着海内外的无数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