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得到所长傅斯年的支持，双方继续合作，著名的殷墟发掘，第二、三两次也以合作方式进行。（参见李济：《我与中国考古工作》，见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李光谟：《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李济治学生涯琐记》，62～6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毕士博在合作过程中也获益匪浅，他坦率地对朋友提到向其提供材料的中国人的姓名，“明确指出什么地方采纳了他们的观点，什么地方使用了他们的材料但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4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930、1931年，美国数所大学两次组织考古团，与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山西省图书馆合作发掘汉汾阳后土祠故址及万泉荆村新石器时代遗迹，收获丰富。（参见《山西万泉发掘成绩》，载《燕京学报》，第9期（1931年6月）。）1928年李济再度赴美，曾特地到芝加哥拜访劳佛。1930年，北平图书馆还聘请劳佛为通讯员。（参见《1930年7月7日聘伯希和及劳佛任通讯员函》，见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史料汇编》上，324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后者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著述，如《中国古玉考》、《汉代之陶器》，皆筚路蓝缕之学，且为权舆之作。
加拿大的明义士可以算在美国汉学家的行列，1948年美国远东研究学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明义士1910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在豫北一带活动，几年后即对刚刚发端的甲骨卜辞研究抱有兴趣，长期钻研，收集了大量甲骨实物。他是以学者身份造访小屯“殷墟”的第一人。（参见方辉：《明义士在华期间的文物收藏及其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见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25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925年曾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拜访王国维，与丁文江、吴宓等人相识。（参见《吴宓日记》，第3册，29～30页。）1927年至1929年在北平华文学校任教，其间与甲骨学名家马衡、容庚、商承祚等有所交往。1931年又在安阳结识了正在当地进行考古发掘的李济等人。同时注意中国的犹太人历史，曾到开封访问犹太人聚居地。1932年，他被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聘为教授，先后在该校国际问题研究会和国文学会演讲“巴勒斯丁之犹太人”、“龟甲与商代文化”等。（参见《中国文学系近讯》，载《齐大旬刊》，第3卷第7期（1932年11月1日）；明义士：《巴勒斯丁之犹太人》，载《齐大旬刊》，第3卷第12期（1932年12月21日）；《国文学会公开讲演》，载《齐大旬刊》，第3卷第15期（1933年2月11日）。）在该校一直任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参见《メンジ—ス（明义士）师の长逝》，载《东方学》，第17辑（1958年11月）。）
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兴起。北京大学的陶希圣主办《食货》半月刊，积极提倡。1935年至1937年，从德国移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社会研究所主任魏特夫（KarlAugust Wittfogel）来华在北京进行研究，并大规模地搜集资料。其主要课题有二，一是国际社会研究所资助的中国家族调查，一是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资助的中国历史计划。关于前者，他首先得到北京协和医院社会事业部几位能干的中国助手的帮助，两年中对约七千名患者进行了调查，接着又在燕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董家遵等人的帮助下，对福州、广州附近的家族进行实地调查。在进一步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中，至少有16所中国的大学予以协助，包括燕京、清华、北师大、东北各大学、南开、金陵、齐鲁、大夏、光华、中山、岭南、武昌中华以及金陵、华南两所女子文理学院。
关于后者，他先由临时助手王毓铨召集和指导一批历史系学生，从历代官员传记中收集与科举制有关的资料。王出自陶希圣门下，当时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读研究生。此举获得成功后，魏特夫又以充分的基金为后盾，聘请17位历史、经济、社会经济史专家，分期将中国正史中有关社会经济的记事文字摘录并英译注释出版，同时进行研究，成员包括赵丰田（清代）、姚家积（元代）、梁愈（宋代）、鞠清远（唐代）、武仙卿（南北朝）、连士升（近代及中外经济关系）、曾謇（三国）、吴景超（秦汉）、冯家昇（辽金），王毓铨参与整个计划的准备，范旭东担任监阅。
此外，陶希圣和燕京大学的邓之诚给予的帮助最大。陶时常与之过从，帮助其收集资料，并有所讨论，还将自己熟练的助手借给魏氏。陶希圣后来说：“他的见解的确定，态度的虚心，很使编者佩服。编者对于他坚持的原则虽不同意，但对他个个事件的评定，有时极感兴趣与钦佩。”（陶希圣：《编者的话》，载《食货》，第5卷第3期（1937年2月）。）邓之诚则为其解释难懂的字义，并推荐训练有素的合作者。（参见［日］马场次郎：《ウイツトフオ—ゲル博士の支那研究近况》，载《历史学研究》，第8卷第4号（1938年6月）。此文为翻译魏特夫所写的研究报告。）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顾颉刚曾与之谈论中国古史，并几度交往。（参见《顾颉刚年谱》，235页。）因此魏氏在报告中特别感激中国学术界的长老新进对其所从事的崭新尝试予以热心关怀和积极协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拓荒者之一的冀朝鼎，也与魏特夫有所交往，他翻译了后者发表于1935年的《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称魏氏为治该学的先进学者，该文为其在中国经济史上所贡献的理论之总叙，言短而意长，可谓其学说之精髓。（译文载《食货》，第5卷第3期。）
不过，对于魏特夫的为人行事及其治学方法，不少中国学者颇不以为然。后来胡适向王重民推许恒慕义主持编撰《清代名人传略》，即与魏特夫做一对比，说：“你试看冯家昇、王毓铨两兄的领袖Wittfogel的待遇同事的态度，对于合作事业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名人传记’的成绩不是偶然的。”（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902～9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而对魏氏以外来观念驾驭取舍中国史料，中国学者往往认为失之武断，有削足适履之嫌，甚至将与之共事视为畏途。
20世纪30年代起，由于哈佛燕京学社、太平洋学会的成立等机缘，来华的美国学人日见增多（参见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其中不少人主动与中国学者交流。杨树达1934年在刘节做东的宴会上与顾立雅（HerrleeGeorge Creel）相识，谈及《史记》，顾称：“西洋无此佳著。今中国人均称旧日史书不叙述社会状况，欲撰新史，尽反昔日之所为，不知中国人早有此种著述，惜彼等不知耳。”杨闻而慨叹：“此语如令专捧外国诸君闻之，不知当作如何感想也。”同年他又与燕京大学研究生卜德（DerkeBodde）共饮，同坐还有冯友兰、许地山、吴宓及福开森，以后卜德将所著《左传与国语》之文寄杨，申证高本汉《左传》非伪书之说，颇有心思。（参见《积微翁回忆录》，87、91、92页。）此文发表在《燕京学报》，得力于顾颉刚甚多。顾虽然称赞卜德“来平两年，竟能以汉文作文，其勤学可知”，但学术论文毕竟不同于一般文书，稿来数月，顾先托张海波改，谢不敏，容庚也说无办法。顾自己遂费一日之力为之，“以就稿改削不便，索性猜其意而重作之，居然可用矣”（《顾颉刚年谱》，224～225页，引1934年10月14日顾氏日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能够后来居上，超越欧洲正统，除本身条件使然，中国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而来华学者学人得到中国同行的帮助，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