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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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沟通欧洲汉学的先进(1)

——陈季同述论

时势造英雄,也造历史。一些历史人物,在世时经历各种重大事件,始终处身时代旋涡中心,虽非显要,却是良好见证。但因为不是主角,忠奸两面都轮不上,身后因时势变化,其名愈隐而不显,其事甚至湮没无闻。陈季同便是此类人物中较为典型的一位。其有生之年不过五十有四,可是从洋务运动兴起,到革命思潮发源,30年间每一大事出,几乎都适逢其会,或任重要配角。此外,在近代中国与欧洲汉学界的交往史上,他是继王韬之后的又一阶段性代表人物,而且还是近代中国最早深悉欧洲文学,并以外国文字输出中国文化的有数之人。有人曾感叹近代福建译材辈出,人们只知道输入泰西文明的严复和林纾,而很少提及输出本国文化的辜鸿铭和陈季同,实在是个缺憾。(参见沈来秋:《略谈辜鸿铭》,见《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关于王韬,历来海内外研究成果甚多,与欧洲汉学家的交游被浓墨重彩写出,近年来辜鸿铭研究也大为深入,而陈季同因缺乏资料,中外学者迄今只有片段的论及。(涉及陈季同的论著,主要有H.J.Lamley,“The 1895 Taiwan Republic”,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7,no.4(1968);陈彪:《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台湾民主国》,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2);[法]巴斯蒂:《清末赴欧的留学生们——福州船政局引进近代技术的前前后后》,载《东亚》,第3号(1985),张富强、赵军译文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桑兵:《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载《历史研究》,1995(6)。)有关词典也大多不收,收录者又错误惊人。(人物词典虽不是专题研究的依据,但像陈季同词条那样几乎无一句不误者,毕竟少见。)仅有的几篇论文关于陈季同的生平略历主要依据沈瑜庆、陈衍主编的《福建通志》中由沈瑜庆撰写的《陈季同事略》(见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列传卷三九,清列传八,1938年刻本。《陈季同事略》的作者前人多写陈衍,实由沈瑜庆主撰。沈清末曾任贵州巡抚,后为经学会会长。1916年福建通志局设立,出任正总纂。)。沈、陈二人均为陈季同旧识,不过所写传略有待于补正诠释之处甚多。在收集整理史料和考证史实的基础上重建陈季同的形象,揭示分析其生平活动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不仅能够丰满历史认识,从而检查历史视野和观念的局限与偏差,也可见文化交流先驱者孑然独行的心路历程。

§§§第一节 “留学”与随使

陈字敬如,福建侯官人,家世不显,“少孤露,读书目数行下”。1867年2月,福州船政局创办附设学堂求是堂艺局,陈是首批进入制造学堂即前学堂的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学习法国语言文字和一般西学课程,“历经甄别,皆冠其曹”。1873年毕业,“拔充办公所翻译。时举人王葆辰为所中文案,一日论《汉书》某事,忘其文,季同曰出某传,能背诵之”(《福建通志》列传卷三九,清列传八。)。可见于中西学都奠定较好的基础。两年后,当他和几位同学出现在“科学文艺之渊薮”巴黎和“世界文明之导师”的法国人面前时,“他们的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使遇见他们的外国官员都感到大吃一惊”([法]巴斯蒂:《清末赴欧的留学生们——福州船政局引进近代技术的前前后后》,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通信》,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陈季同载入史册,是由清末首批派学生赴欧洲留学开始。但此事中外史家颇有误会处。1972年中国派遣留美幼童时,主持福州船政局的斯莱塞格(LouisDunoyerdeSegonzac)提出应照例派人留学法国。尽管1867年法国外交大臣曾致函驻华公使,指示鼓励中国派留学生,这时却对斯氏的建议不感兴趣。1873年,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派遣学生赴法国留学,计划派40—50人。清廷饬李鸿章议复,迟迟未决。不久发生台湾事件,沈葆桢赴台筹划防卫,该计划搁置。1875年3月,因福州船政局前船政监督日意格(ProsperGiquel)归国,沈葆桢“于前学堂内派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等三人,后学堂内派出刘步蟾、林泰曾等二人,随同日意格前往游历英吉利、法兰西等处,俟机船铁胁新机采购既便,仍随日意格同归”(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1875年4月18日)沈葆桢等奏,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39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1993。)。

据此,陈季同一行五人赴欧,目的并非留学,而是游历。二者的身份使命在清末截然两分,一为学生学习,一为官绅考察,不宜混淆。他们于3月17日从福州启程,5月初抵达法国的马赛,即分别前往英法两国参观考察,直到1876年初,魏瀚、陈兆翱才入土伦市郊的船厂学习制造,刘步蟾、林泰曾则进英国的海军学校。这也说明他们此行本来不是留学。而既不学制造也未学驾驶的陈季同,更负有特殊使命。“癸酉朝议拟派使驻西洋各国,然不知崖略,须先遣人往探,令船政大臣沈葆桢举其人。众皆惮风涛,季同独请行,遂保以都司,偕洋员日尔格游历英法德奥四国,与彼都人士周旋晋接,悉合□窍。”(《福建通志》列传卷三九,清列传八。陈季同著有《西行日记》四卷记其事。)赴法前,陈季同曾随沈葆桢到台湾筹防,参与机要,早已不是一介书生。其余四人也均已毕业。1876年4月23日,结束考察的陈季同和刘步蟾、林泰曾随日意格离法归国,6月初抵福州。(有关此行发端及过程详情,参前引[法]巴斯蒂《清末赴欧的留学生们》。唯该文认为这是中国首次派学生留欧,仅派五人,是由于原计划预算减少,似误。)以一般留学生而论,这样乍入还出未免反常。清方有关文件对五人身份含糊其辞,或有意掩饰其实际使命。后人失察,径呼为学生,以讹传讹,曲解至今。(池仲祜《海军大事记》谓:“是年(1875年)冬,沈葆桢以日意格回国之便,派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随赴英法游历,并订办七百五十匹铁胁船一艘……命名威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482页))

1976年10月,陈季同随日意格、李凤苞等人到北京会见即将出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此行当为向清廷报告欧洲考察详情。(参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本,19~2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在此期间,沈葆桢、丁日昌、李鸿章等人商议协调此前由沈提出的派人赴欧留学计划,达成一致,遂由沈葆桢、李鸿章出面,奏派洋监督日意格带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以及制造生14人,驾驶生12人,艺徒4人赴欧。他们于1877年3月30日乘福州船政局的济安轮船从福州启程,4月8日在香港换乘法国邮轮,抵马赛时受到省长和市政府的欢迎,接着转往伦敦,7月初抵达巴黎。(参见[法]巴斯蒂:《清末赴欧的留学生们》,见《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482~483页;光绪三年三月十九日(1877年5月2日)《督办福建船政吴赞诚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199页。)此行陈季同本来也不是留学,但为了“学习交涉切用之律”,他和马建忠进入巴黎政治学校(Ecoledes Sciences Politiques),“专习交涉律例等事”(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510~512页;光绪四年二月十六日(1878年3月19日)《督办福建船政吴赞诚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206~207页;李绪武:《清末船政学生之留欧教育》,载《东方杂志》复刊,第3卷第1期。关于巴黎政治学校,巴斯蒂文称系私立,郭嵩焘日记所录李鸿章函则说是官学。李培德《曾孟朴的文学旅程》(“传记文学丛书”之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7)推测为自由政治学院(L.Ecole Libredes Sciences Politiques)或巴黎大学的法学院。翻译罗丰禄也进泾士书院兼习化学、政治。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八日(1880年1月17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等奏》,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254页。),所习功课包括交涉、公法、律例、格致、政治、文辞等(参见《适可斋纪言纪行》卷二,4页。另参陈三井:《略论马建忠的外交思想》,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3期下册(1971年12月)。)。此外,因李鸿章要求其兼习英语,陈季同还“兼习英德罗马腊丁各种文字”(《福建通志》列传卷三九,清列传八。)。

除了学习,身为文案的陈季同须协助出洋肄业局监督李凤苞督率照管留学生,以后又和马建忠、罗丰禄一起,被郭嵩焘咨派为帮办翻译,负责拟订翻译往来的外交文书,随同公使出席各种公私社交场合担任口译以及在兼署或新旧公使到离任时迎来送往等。在巴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出席了递交国书,到法国外交部呈送总理衙门照会,观看及以武官身份和各国驻法武官一起佩刀骑马参加规模盛大的阅兵式以及参观万国奇珍会、兵器博物馆、天文馆、矿务学堂等活动,并陪同郭嵩焘经比利时前往德国参观克虏伯兵工厂,几度亲眼目睹了民主国“伯理玺天德”的风采,也领略了“西洋精进日新而未有已也”(《伦敦与巴黎日记》,567页;黎庶昌:《西洋杂志》,“走向世界丛书”本,433、47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的进取精神,眼界大为开阔,脑筋日益灵活。

与此同时,陈季同的学业也有长足进步,“尤精熟于法国政治并拿布仑律,虽其国之律师学士号称老宿者莫能难”(《福建通志》列传卷三九,清列传八。)。由于时间较短,他没有像马建忠那样获得学位,但熟练的法语和良好的西学知识,使其同样与法国社会建立了一些实质性的关系。通过业师弗里和得干尼,他认识了化学教授得那阿,并由其开示法国在文理工矿以及海陆军各领域的11位著名学者的名单,以便于郭嵩焘交游。他本人也因此与法国学术界建立起联系,这为他后来与巴黎上流社会,尤其是外交界和文艺界的交往开辟了通道。同时他还在公私两方面交往中,和清朝驻欧使馆人员及留学界接触,既了解他人,又展现才能。不久,郭嵩焘命属下互相举荐,陈季同以罗丰禄、严复等人为储用之才,而严复所举9人中,陈季同也榜上有名。(参见《伦敦与巴黎日记》,846~847、853页。)

1878年,清政府加派曾纪泽为驻法公使,原出洋肄业监督李凤苞升任驻德公使仍兼本职,接替刘锡鸿。李与郭嵩焘商定,咨调兼办英法翻译罗丰禄和陈季同随同赴德。郭对二人的评价是:“罗则静默,可以讨论学问。陈则活泼,可以泛应世务,再能历练官常,中外贯通,可胜大任矣。”(李凤苞:《使德日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54册,48页。)可见通过一年多的接触观察,这位清朝首任驻外使节对陈季同的印象颇佳。可惜清廷不能用人,与郭嵩焘的看法相反,后来罗丰禄倒是官运亨通,而陈季同却几经挫折,仕途困顿,与郭嵩焘自己的境遇不无相似。陈季同在巴黎为即将到任的曾纪泽物色新设的公使馆用屋后,又与日意格等人赴伦敦,与李凤苞商议肄业生徒及支发经费等事,并陪同李凤苞拜会德、法两国大使。11月,和李凤苞一起前往德国赴任。

当时欧洲大陆上流社会通行以法语为社交语言,而驻德国使馆的翻译又较驻英使馆减少,加上清制公使馆无专职武官,由陈季同兼任,所负职责无形中增加,凡与德国皇室、政府、外交部及各国公使来往公务,或阅兵参观应酬等事,均须其参与。由于李凤苞兼任意、荷、奥三国的公使,1981年陈季同还陪同其前往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晋见奥地利、荷兰国王,并参观两国的考古及博物院,和艺学、矿学、艺术等院校。(《节录德国水操法前赴和国谒君致词并顺道阅和比两国塘工炮台武库情形》、《谨节录赴奥晋接情形并见奥君致词答词呈备钧核》,均见《驻德使馆档案钞》,见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36种,389~409页。)此外,依照事先约定,陈季同仍兼办在法国的肄业文案翻译事件,只是在洋监督有临时须译急件时,就近令马建忠代理,因此,当留法学生刘某病重时,陈季同仍奉命驰往察看。这虽然使其公务不免繁重,却借以经常来往于德法之间,保持与法国各界的联系。他久住德国,而与法国社会文化的关系最深,不仅因为通法语,还由于个人社交也以法国为重心。

到德国两个月后,李凤苞令陈季同加入了柏林著名的葛西努俱乐部,此举大大便利了陈的社交,使其这方面的才能充分发展。该俱乐部为各国驻德外交人员和德国官绅“会讲学业访问时事之地”,由德皇任主席,下设总管、副管、提调、帮办等专职,会员分三等,头等为“殷实官绅有恒产在柏林者及使署人员驻防武员”,具有选举表决权和引荐新会员的权利,二、三等会员则只能参与日常活动。除定例聚餐会外,每年2月下旬召开大会,决议修改章程及购置器具等事。李凤苞认为:“欧洲都会,每有官商会馆,所以聚会友朋,通达时事,法至善也。柏林之葛西努选择甚精,规条尤善,冠盖相望,道谊相资,岂饮食征逐者可同日语哉。”(《使德日记》,149~150页。)其令陈季同参与的本意不过是便于交际周旋。(郭嵩焘认为李凤苞“专意周旋”,人品不及黎庶昌。见《伦敦与巴黎日记》,791页。)至多因郭嵩焘所言,欲发挥陈季同的特长令其有所历练。由于陈善馀结交,后来反而成为清廷了解欧洲政情军机和商况民意的重要渠道。中法战争前军情紧迫急需情报之际,因陈季同归国未回,李凤苞竟声明:“季同未到,似无可探。”(光绪九年五月十七日(1883年6月21日)驻德李使来电,见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第1辑,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长期在外交事务方面扮演要角的李鸿章,不少事需要依靠或通过陈季同。不久,陈季同又在报纸主笔爱孛尔的宴会上结识了二十几位大学教授、报刊主笔和著名画家。(参见《使德日记》,154页。)

出身船政学堂的陈季同还具有军工舰船兵器的知识,驻法、德期间,又几度陪同郭嵩焘、李凤苞、徐建寅等人参观考察法、德、奥、荷、比等国的军火库、军事院校、兵工厂、水雷厂、铜厂、兵器博物馆、炮台等设施,收集建筑图纸,并以武官身份参与或观看了法、德、奥等国的水陆军事演习,目睹各类“制造精良,洵甲天下”(徐建寅:《欧游杂录》,“走向世纪丛书”本,65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的舰船兵器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效果,见多识广,逐渐成为内行专家,清政府“凡购船舰炮械,亦皆由季同折验而后运归”(《福建通志》列传卷三九,清列传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