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苏俄汉学界的旧派学者对胡适等人倡导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的欧化偏向不以为然，伊凤阁似也有所保留。1926年6月，国学门在龙头井公教大学召开第四次恳亲会，并欢送即将赴欧的胡适。席间胡适发表对于整理国故之最近意见的演讲，针对许多青年争相研究国学的状况以及回应陈源等人对此的批评，宣称：“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已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理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以免被误解为“保存国精”、“发扬国光”。他断言国学是条死路，其中经学、文学、哲学都没有什么宝贵东西，青年应尽量少走，而未经科学方法训练的人也不能走和不配走，进而呼吁“少年朋友大家要走生路！”得到在座的马幼渔、徐旭生等人的附和赞同，叶瀚、伊凤阁却有异议。伊婉转表示：“胡先生主张用新方法甚对，但其悲观不敢同意。中国学问材料太多，外人要研究非常困难。中国人用自家方法整理令人明白，亦甚要紧。”并针对徐旭生批评中国传统历史文学观念的说法予以指正：“文学是美，历史是教科书，乃是十八世纪外国人犯的病，这不是中国人的病。”（《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外国汉学家与中国新学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读出不同的东西，如沙畹认为《史记》的客观叙述，在西方史学中罕见，实在值得从各自的方法本身深思反省。
除了和长期侨居者的深交，胡适还与一些来访的匆匆过客建立联系。1921年10月，胡适在法国《政闻报》主笔孟烈士特（Alphonse Monestier）的宴席上与瑞士汉学者戴密微（后入法国籍）相遇。戴是沙畹的弟子，少年时即得到沙畹、马伯乐等汉学名家的指教，1920年考进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参见耿昇整理：《戴密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6）。）来北京时已能读中文书，看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意译成法文，但尚未能自信。两天后，胡适在原康奈尔同学王彦祖的宴席上与之再会，这次戴是主宾，陪客还有辜鸿铭、孟烈士特、徐墀等人。席间辜鸿铭对两位法国人大加调侃，痛斥法国政府授博士学位给徐世昌，令主宾十分尴尬。（参见《胡适的日记》，237、239页；胡适：《记辜鸿铭》，见《胡适文萃》，656～659页。）但这一机缘却促成戴密微于1923年至1924年间，先后在《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校刊》（BulletindeL’EcoleFrancaised’Extreme-Ori-ent）载文介绍胡适关于井田制的反传统见解及其章学诚研究，并探讨胡适的新诗。（参见アンリ·マスペロ著，内藤耕次郎、内藤戊申共译：《最近五十年支那学界の回顾》，载《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1号（1935年1月），第6号（1936）。）
戴密微后在厦门大学任教两年，1926年赴日本，曾任日佛会馆学监。（参见耿昇：《戴密微和〈吐蕃僧诤记〉》，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1）。）1927年5月，胡适因国内政局不稳而羁留日本，在奈良旅馆中与之重逢共餐，同席的还有英国的爱里鹗和法国的印度教及佛教学家列维等人。（参见《南游杂忆》，见《胡适文萃》，630页。）后者曾到北京大学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学派诸大师凋零殆尽，戴密微成为重镇，胡适曾通过王重民与之联系。（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90页。）
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瑞典斯托洪（Stockholm）大学教授西伦（O.Siren，又作喜龙士），是西方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驱者之一，著有多种关于中国古代建筑、雕刻、绘画的书籍，他于1922年3月认识胡适后，曾就中国美术长于表现精神意境等观念与后者交换意见，胡适还为其在北京大学演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担任翻译。（参见《瑞典西冷博士在北大讲演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999号（1922年4月13日）。）西伦所说在蚌埠和几位外国人士计划组织古物学会，引起胡适对近年中国古物出土甚多一事的注意。几天后，胡适便与中国新兴考古事业发生联系。1926年胡适访英，与之重逢，西伦听了胡适的讲演，又陪同其参观博物馆的玛雅文化藏品，认为其中有与中国相似处。但胡适不大相信。（参见《胡适的日记》，289、292、297、306、313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17日；《汉学发达史》，153页。）后来专攻中国建筑史的梁思成对其著作有相当严厉的批评，指其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任意瞎写。（参见［美］费慰梅（WilmaFairbank）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3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胡适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交往，堪称“中国学史上的一桩很巧的因缘”。后者在国际汉学界声望仅次于伯希和，而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最大，尤其在音韵学方面，几乎独霸了半个世纪。1920年，高本汉在法国《亚洲学报》（JournalAsiatique）载文《论原始的中国文》（LeProto-chinois-langueflexionnelle），讨论中国古代代名词的变化，其方法、材料和得出的结论，与胡适留学时代发表的《尔汝篇》、《吾我篇》几乎一样。当时在莱比锡的林语堂看过高本汉寄赠的抽印本，诧为奇事，即复函相告。高虽然因生性骄傲而颇感惊诧失望，却由此产生结交之意。1922年11月，他从美国回欧洲，路过上海，本想到北京拜访胡适以及通过安特森（JohannGunnarAn-derson）博士了解其他中国学者，不幸因病不能北上，遂致函胡适，询问有关中国学者的古文字学近著、学术机构的汉学期刊以及白话运动的主要口号等问题，并寄赠前年论文的单行本。胡适知其“为欧洲今日中国学的大师”，写长信回复。（参见《胡适的日记》，514～515页。）两人从此订交。
胡适此前译载钢和泰论文，在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以高本汉为代表的欧洲汉语研究方面已起到积极作用。此后，高本汉陆续将自己的著述寄赠胡适，而胡适则设法将其中重要部分转介国内学者。不过，胡适的小学功夫甚浅，仅凭聪明和无师自通的科学方法治此清代学者成就最大的专门，多半是参“野狐禅”。（胡适曾坦白道：“考据之学，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归纳之法，以小学为之根据者也。王氏父子之《经传释词》、《读书杂记》，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于此。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国以后，始悟前此不得途径。辛亥年作诗经言字解，已倡‘以经解经’之说，以为当广求同例，观其会通，然后定其古义。吾名之曰‘归纳的读书法’，其时尚未见《经传释词》也。后稍稍读王氏父子及段（玉裁）、孙（仲容）、章诸人之书，始知‘以经说经’之法，虽已得途径，而不得小学之助，犹为无用也。两年以来，始力屏臆测之见，每立一说，必求其例证。”（《胡适留学日记》，1064～1065页）陈寅恪曾对胡适的《尔汝篇》、《吾我篇》隐加讽喻。）而高本汉治古汉语，语法乃是最弱的一面，主要贡献还在语音。这方面他与钱玄同、林语堂、赵元任等专家也保持联系。钱从1922年起即在北大讲课时引用高著的材料，而系统仍旧。（参见魏建功：《〈中国音韵学研究〉——一部影响现代中国语文学的著作的译本读后记》，载《图书月刊》，第1卷第6期（1941年9月30日）。）胡适之功，主要在于推动，实际输入则由语言专家完成。如国内最早刊登的高本汉著述译文，为1923年7月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的《答马斯贝罗论切韵之音》。此文原发表于《通报》，回应马伯乐《论唐代长安的方音》（LedialectedeTch’ang-ngansouslesT’ang）中对其《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的论难，并对自著做出重要修正。后寄赠胡适，胡因病，瞩林语堂代译。由此开端，高本汉的重要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得到新学者的一致赞誉。而国内学界围绕高氏著述展开的讨论及修订，进一步确立了其总原则对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支配地位。
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上的贡献，最能支持即使整理国故科学方法也较传统方式为优的主张，因此胡适屡屡予以鼓吹。1928年9月，胡适撰《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称：“近年一位瑞典学者珂罗倔伦（即高本汉）费了几年的工夫研究《切韵》，把二百六部的古音弄得清清楚楚。林语堂先生说：‘珂先生是《切韵》专家，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七期）珂先生的成绩何以能这样大呢？他有西洋的音韵学原理作工具，又很充分地运用方言的材料，用广东方言作底子，用日本的汉音吴音作参证，所以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用这一“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为例，胡适呼吁乱钻故纸堆的青年及早回头，先在自然科学的活路上有了好成绩，再以余力整理国故，“那时候一拳打倒顾亭林，两脚踢翻钱竹汀，有何难哉！”（《胡适文存》，第3集，203～205页。）
对于高氏的其他著作，胡适也予以提倡。1926年他收到高本汉寄来的《〈左传〉真伪考》，在太平洋舟中读完并节译大要，欲请顾颉刚、钱玄同看后发表。后因故耽搁。而陆侃如和卫聚贤则全文译出，胡适阅后写《〈左传真伪考〉的提要与批评》的长序，对高氏以文法学的研究考证古书的创举表示钦佩（胡适自己曾有此主张而未及实行），并进而与作者及为中文版作跋的卫聚贤讨论得失。（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7、8号合刊《论〈左传〉之真伪及其性质》，高本汉另寄一单行本给赵元任，赵转赠李济。卫聚贤见后欲读，因外语不好，请教同学陆侃如，遂合译之。由陆口译，卫笔受，并经赵元任校正。）
1928年，胡适因夏剑丞送来两本关于古音通假的新著请其作序批评，用一个月时间“消遣”地阅读清儒音韵书及高本汉著作，并主要参照引申高著写了篇《入声考》，欲补其不注意汉以前古音的不足。初稿写定后，忽收到高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当年10月号的近作《中国古音问题》（ProblemsinArchaicChinese），所用材料、方法和得的结论，又几乎完全与之相同，不禁惊为奇事。（参见《入声考》，见《胡适文存》，第3集，225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8年12月1日。）后来重审《水经注》公案时，他引此事为例，说明学术史上此类巧合并非罕见，“凡用同样方法研究同样材料，当然可得大致相同的结果”（《胡适书信集》中册，964页。）。高本汉晚年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高本汉诗经注释》，作者赠言。），胡适无疑当在其列。
此外，一些来华的欧洲汉学家虽与胡适仅仅一面之识，却也透露出有价值的学术信息。如苏俄专治中国哲学的柏烈伟和专治蒙古、藏文的潘克拉托夫（B.Pankratoff），前者曾任北京俄文专修馆教授和北京大学俄文讲师，要求将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译成俄文，得到允准；后者则告以正将《元秘史》译成俄文。（参见《胡适的日记》，125～126页。）
还有一些人士，严格说来并非汉学专家，但与中国研究的近代学术发展颇有关系，如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有欧洲第一汉籍收藏家之称的法国汉文学者罗道尔，多次赴中国西南探险、熟悉当地民族风俗习尚的美国人类学者洛克（J.F.Rock）博士，留华逾50年、收藏大批古物并著有《中国艺术综览》、《历代著录吉金目》、《历代著录画目》等书、曾任北京历史学会会长的美国人福开森，治中国哲学的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博晨光（LuciusChapinPorter），研究基督教史的耶鲁大学神学教授赖德烈（后任美国学会理事会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委员），任教燕京大学多年、研究基督教在华历史的瑞士学者王克私（PhilipedeVargas）等。（参见《胡适的日记》，292、297、305、355、359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9年12月15日，1936年1月3日。）
斯文·赫定曾多次来华探险调查，后更与中国学术界联合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写报告，风行世界。他还是瑞典国家学会18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20世纪20年代末，曾运动提名中国作家，以沟通感情，便于考察活动。据丁文江函告，意中人之一便是胡适。后斯氏在火车上与胡适邂逅，当面又旧话重提，但希望胡自己将著作译成英文。胡适对其来意似有误解，态度是：“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44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9年2月26日。同时斯文·赫定还拟提名梁启超和鲁迅。）
王克私也是文友会会员，1921年6月拜访胡适，后又来函及登门采访有关新文化运动之事。1922年2月15日，在文友会讲演“中国文艺复兴的几个问题”（SomeAspectsoftheChineseRenais-sance），这应是欧洲人首次以学术眼光评论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丁文江持梁启超之见，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只限于清代汉学，不当包括近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胡适则反对此说，“颇助原著者”。后来王克私再就文学革命运动采访胡适，在胡的帮助下，修改成同题长文，刊登于1922年4—6月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名誉书记顾令（Samuel Couling）创办的《新华学报》（The New China Review）。两人因此交往多年，成为很熟的朋友。（参见《胡适的日记》，96、255、263、267～268、280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3日，1953年3月23日。胡适虽参与意见，但认为王克私文“实不甚佳”，次年4月，复用英文自撰《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TheChineseRenaissance），分为宋学、王学、清学、新文化4期。）以后王克私曾任燕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燕京学报》编委，抗战期间燕京大学教职员遭受日军迫害，外籍教员或亡走或被囚，王克私尽力照管校产和同仁，起了很好的作用。（参见梅贻宝：《燕京大学成都复校始末记》，载《传记文学》，第44卷第2期（198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