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与对中国地质和古生物学、考古学影响甚大的加拿大解剖学者步达生（DavidsonBlack）、瑞典地质学者安特森、美国古生物学者葛利普（AmadeasWilliamGrabau）、法国地质学者德日进（PereTeilharddeChardin）等人的交往。他曾经以这些外国学者的成就，说明西洋科学方法对于整理国故的重要性：“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E.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第3集，204～205页。）
1921年，任职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安特森在辽宁锦西沙锅屯和河南渑池仰韶发掘出新石器遗址，一举改变中国无石器时代的陈说。次年3月，胡适在协和医院听其讲演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几天后，又与陶孟和同往安特森处观其采集的石器、陶器，赞其方法精密，断案慎重。安氏批评旧日考古学者发掘古物，往往重文字而遗其器物，或重美术而遗其环境，他的方法则重视每一物的环境，将发掘区画出层次，分别记载各层出品，有问题则皆可复按。这实与20世纪考古学的最新发展相合，而为中国学术界所未曾有。胡适虽不免“不温故而欲知新”之讥，对货真价实的新方法的确敏感，即请安氏为《国学季刊》作文记此事原委，并极赞其想为北大开设比较古物学课程的提议。后安特森推荐参与其事的袁复礼撰文《记新发现的石器时代的文化》，载《国学季刊》创刊号，胡适所加按语称这一发现为“中国古史学上一件极重要事”。他虽不赞同安、袁两人关于彩陶花样受西方影响的推测，主张平行发展说，但对安的立论谨慎仍表示佩服，不时读其新著。（参见《胡适的日记》，302、344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3年4月1日、9月19日。）胡适和这些人长期保持友谊，几度出席葛利普的生日宴会，称赞“此公半生残废，而努力作学问，至死方休，真是我们的模范！”1934年步达生猝死，胡适为其英年早逝而伤感不已，直叹“甚可惜”。葛利普逝世后，胡适还购买其手稿赠与中国地质学会，以为纪念。（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1年3月21日，1934年1月9日、3月17日，1936年1月8日，1957年1月15日；《胡适的日记》，523页。葛利普、步达生、德日进分别为中国地质学会葛氏奖章第1、3、5届得主。（参见关国煊：《中国地质学会葛氏奖章及其历届得奖人》，载《传记文学》，第48卷第2期，1986年2月））
§§§第四节 欧游识名家
民国时期的教授走向世界，形式上并非难事，但像胡适有那样多而且好的机会，却不容易。这给胡适提供了走出国门深入国际汉学中心的良好机缘，而他也能够善加利用。
就与欧洲汉学界的交往而言，胡适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26年，原计划7月20日出发，经希腊到英、法和意大利，少则一学期，多则一年，目的是看材料，因为“中国学术材料颇有流散于海外者，从来留学界虽不乏学者，而能对于此项材料加以搜讨，则非胡先生莫能胜任！此行深望其能帮助国内学术界，对于此项材料常常通信报告”（《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后来路线改经苏俄，这使胡适得到在苏俄本土接触其学者的机会。他在致徐志摩的信中谈到与苏俄科学院总书记（胡适称为永久秘书）鄂登堡会面的情况，后者告诉他，苏俄政府“每年津贴科学院四百万卢布，今在科学上努力的有六百人之多”。“一切科学上的设施，考古学家的大规模的探险与发掘，政府总是竭力赞助的。”因而相信“苏联并不是轻视纯粹科学与文学”（《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第3集，89页。）。鄂氏为俄国东方学元老，主治印度学，同时又是组织指导东方研究的祭酒董事，1920年曾领导新疆中亚考古探险，甚得苏共领袖的信赖。（参见［日］石滨纯太郎：《オルデンブルグ记念论文集》，载《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2号（1935年12月）。）20世纪30年代以前，苏俄东方学研究能够正常发展，他的作用至关重要。此行胡适对苏俄各方面的成就颇有好感，乃至可以容忍牺牲一点自由以图专政治国的主张（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17日。），与苏俄政府重视学术不无关系。
胡适的欧洲之行，还与人称苏联汉学泰斗的阿列克发生联系。（1934年蒋廷黻到苏联看沙俄史料，函告胡适：“你的旧朋友IvanovandAlexiev都要我代问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57页）则此行当与阿氏见过面。）阿氏为沙畹入室弟子，主治中国语文思想宗教，他既是沟通苏俄与欧洲汉学界的桥梁，又是苏联第一代汉学家的养育者。虽然他主要使用巴黎学派的正统方法，却对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予以关注，从1925年起，即在列宁格勒的《东方》杂志载文介绍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新诗集，并提及胡适的序言。次年他应邀赴法国讲授中国文学，最后介绍分析胡适的《尝试集》（1929年发表于《巴黎评论》（RevuedeParis，15Avr），全部演讲集1937年在法国出版），并在《法国东方爱好者协会通讯》（BulletindeI’AssociationFranaisedesamisdeI’Orient）等杂志撰文《现代中国的一些问题》、《当代中国文学之问题》，评述中国的教育、国语、新文学，详细介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同时阿氏还注意胡适的中国思想史研究，1925年在《东方》第5辑发表关于1922年版《先秦名学史》的长篇书评。此书由一位法国汉学家从北京带到巴黎，转交阿列克，阿曾于1923年在苏俄考古学会作初步介绍，并写成长评。他大体赞成胡适对传统观念的批判，但对其研究创作方法及成就则颇多保留和批评，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如论白话诗），认为胡适著作只是历史新篇章的序言。
近年来加拿大和俄罗斯学者据此提出“第一个在欧洲介绍及评介中国现代文学的是俄国著名汉学家阿列克塞耶夫院士”，阿“是欧洲第一个介绍胡适新诗的汉学家”（［俄］李福清（B.Riftin）：《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及研究）》，见《汉学研究》，第1集，341～345页。），则失之于蔽。如前所述，1924年戴密微已在著名的汉学杂志《河内远东法兰西学校校刊》撰文介绍胡适的新诗，而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则在出版于莱顿的荷兰、丹麦、挪威东方学会联合会机关杂志《东方学报》（Act.Orient）第1期载文《文艺复兴在中国》（Aliterary Renaissance），论述以胡适为中心的白话文运动。（参见アンリ·マスペロ：《最近五十年支那学界の回顾》，载《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6号；梁绳祎：《外国汉学研究概观》，载《国学丛刊》，第2期（1942年1月）。梁文称其专任莱顿大学汉学教授在1930年，误。）更早者为瑞士学者王克私，尽管其文发表于中国，但用英文，对象是国际汉学界。
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始大清洗，阿列克因所谓只承认中国的旧学术和文学传统，强烈诽谤现代中国文学，玷污苏联学者的体面而遭到严厉批判，则不免厚诬时贤。（参见［日］藤枝晃：《アレクセ—エフ教授の业绩》，载《东方学报》，第10册第1分（1939年5月）；Gilbert Rozman，Soviet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166。）深究史实，无论在东方或西方，最早注意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是各国的汉学专家。由此可见，国际汉学界在致力于古代中国研究的同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样关注，并予以研究，没有后来主观上的畛域自囿。
胡适西欧之行的重大收获，是在欧洲汉学正统所在地巴黎结识了伯希和。赴欧目的之一，本是阅读法英两国掠去的敦煌文书，所以胡适一到巴黎，即拜访伯希和，和这位“成绩最大，影响最广”的“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谈了两小时，据称很投机。由于伯希和的介绍，胡适得以顺利进入连法国人也不易进去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写本书室调阅敦煌卷子，短短一个月时间，抄录了不少有关禅宗的史料。其间与伯希和也有几次深谈，离去时还请伯氏代为关照影印事宜。后者则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不久，在法兰克福和伦敦，两人又几度一起出席会议，胡适还听了伯希和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演讲。
不过，尽管胡适函告徐志摩说他很爱伯希和与英国的维列（参见《欧游道中寄书》，见《胡适文存》，第3集，79页。），气质上毕竟与纯粹学院派的伯希和有些疏离。而且遇强逞强之心使其时有交浅言深的唐突。他治禅宗史，关于达摩，认为道宣的《续高僧传》最可信，而伯希和则仅称引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不很赏识道宣，因而怀疑其看不懂《续高僧传》达摩的全文。对于伯希和所编巴黎藏敦煌文书目录，胡适只读了50卷，为全部的1／30，便发现不少错误，当面直言之外，更建议由中国学者整理分类编目。伯希和赞成此议，并请其记出错误，以便改正。后来胡适果然用英文将笔记写出寄去。此目录伯希和迟迟未能完成，事多固然是主因，胡适的挑剔或许也令其不免踯躅犹豫。一个月后，伯希和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讲，即将与中国学者的接近，作为治中国学必备的三项条件之一。此外，胡适对伯希和的学生翻译几篇文章便可拿甚不易得的国家博士学位，觉得未免太容易了；认为伯希和关于中国与中亚关系的演讲很好，有许多新发现的材料，而讲中国戏剧则多用王国维的材料，似有看穿西洋镜的意思。（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24、26日，9月4、18～22、26日，10月18、25～26日，11月20日。）
1933年和1935年，伯希和两次来华，胡适均参与中国各方面的接待。前一次如新年除夕前和50余位中国学者出席法国公使馆举行的盛大欢宴，1月14日中午赴由谭祖任做东，陈垣、陈寅恪、柯劭忞、杨锺羲陪客的私宴，1月22日和傅增湘、刘复等参与辅仁大学的欢迎宴会，4月15日和陈垣、李圣章等到车站为伯希和送行。其间伯希和屡次在公开场合推崇已故的王国维和在世的陈垣，声称：“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其“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令胡适颇感难堪。（参见《东方学家柏希和抵华北平中法学者联欢》，载《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陈垣来往书信集》，96页；《辅大欢宴伯希和》，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22日。此次伯希和原计划再赴日本，已函告京都大学总长羽田亨确切日期。后因中日关系紧张而作罢。尹炎武、陈垣、谭祖任等，均为思误社（后改思辨）成员。胡适日记于伯希和来华之事刚好缺载，疑与伯氏评点不无关系。胡适记日记，本有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之意，很早就出示于人，曾为鲁迅讥讽，后来又加以整理删抹，非与其他资料互相参证，不得以默证为据，更难以解语境心境。）他在自己有意留作史料的日记中对此不着丝毫痕迹（未记或记而复删），或许恰好表明他耿耿于怀。后一次伯希和在北京只待了一个月，胡适先后参加了钢和泰、史语所和辅仁大学的宴请，并陪同其到史语所看所藏汉简及拓本，日记均有记载。（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5年5月5、18、28、29日。）1938年7月，胡适再次赴欧洲，又与伯希和几度聚会，并请其联袂推荐陈寅恪为剑桥大学中文教授。（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8年7月21、23、29日；《胡适书信集》中册，753页。）
胡适的首次访法，反应极为平静，就像任何一位前来看书的普通学者，除了伯希和，他未与法国其他汉学家接触。巴黎学派的另一位大家马伯乐稍后为《最近五十年的史学与史学家》一书撰写中国及中亚部分的述评，其中若干处提到胡适的研究以及他人对胡适的研究，也未与之来往。这不仅赶不上两年后太虚法国之行的热闹非凡（胡适曾劝其不要夸大狂地宣传东方文化），甚至不及同年来巴黎介绍和批评他的苏俄学者阿列克风光。胡适的留美背景也许是不被法语世界重视的因素之一。几年后，法国汉学家如伯希和还认为美国的哈佛大学是穷乡僻壤，没有法国人愿意离开巴黎优越的文化环境去那种地方。（参见《费正清自传》，117页。）胡适既无资格像在国人面前那样肆意论道西方文化，对本国固有文化的态度又与欧洲汉学界有些格格不入，因而内心也静如止水。此外，与当时中国学术界其他领袖崇奉法国不同，胡适不大买“世界文明之导师”和“科学文艺之渊薮”（《通信》，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的账，对北大里的法国文化派历来嗤之以鼻，其无感想或许正是有思想的表现。
但在英国，胡适则颇受优待。他此行的使命之一，是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会议，待遇自然较全无因缘的法国隆重，抵埠即有同为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成员的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苏熙洵等人迎接。苏氏早年曾来华从事推动新式教育，担任过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1926年随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察，应邀出席北大学术研究会闭会式，并与胡适同场发表演讲，介绍中英关系以及牛津大学的状况。（参见《北大学术研究会举行闭会式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936号（1926年6月18日）；《牛津与中国》，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941号（1926年6月24日）。）大学中国委员会（UniversitiesChinaCommit tee）还想请胡适在三岛各大学演讲若干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