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论述如何运用谋略以夺取军事胜利的“全胜”战略问题。“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所汲汲追求的用兵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全篇的核心思想。孙子认为，“百战百胜”并非用兵的最佳手段，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从而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同时，孙子认识到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境界并非容易，所以他也立足于通过战场交锋来赢得胜利。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术运用方针：“十围”、“五攻”、“倍战”、“敌分”、“少逃”、“不若避”。在本篇中，孙子还指出不谙军事的君主干预战场指挥的危害性，强调了“知胜”的五个基本条件，并在篇末揭示了“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这一规律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本篇题为“谋攻”，意思就是运用谋略战胜敌人。篇中集中论述了以“全胜”为最高理想的伐谋思想，并深入探讨了有关这一战略思想实现的方法和条件。“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所追求的军事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全篇的中心思想。本篇在《孙子兵法》全书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亚于《计篇》、《虚实篇》等重要篇章，对从事现代军事斗争以及其他社会活动亦不无积极的启示意义，值得认真吟咏，仔细体味。
在古代希腊神话里，战神阿瑞斯的形象是手执锐利的长矛，骁勇剽悍，能征惯战的勇士；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那豹额环眼、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张飞，手持方天画戟、骑着赤兔马横扫千军的吕布之流，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勇则勇矣，但不会有多大的出息。真正的“战神”，是那手摇鹅毛扇、未卜先知的诸葛亮，是胸藏韬略、能演算“推背图”的刘伯温。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积淀现象，启示着中国古典兵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
的确，奇谋妙策，龙韬虎略，千百年来都是无数军事理论家在构筑其兵学理论体系时最为倾心、情有独钟的命题，也是刀光剑影、铁马金戈战争舞台上嘹亮的主旋律。它们的核心含义只有一个：依靠谋略战胜敌人，依靠大脑赢得胜利，用最小的代价来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即所谓“谋攻敌之利害，当全策以取之，不锐于伐兵攻城也”。这是中国古典军事理论最明快最深沉的主题，反映在战争史图卷上，便是“上兵伐谋”的胜利实践贯穿于始终。不信的话你就去翻翻中国的史书，它们往往对战前的谋划情况加以绘声绘色的记载，怎样斗智，如何设谋，可谓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可是对战场交锋的具体细节，却大多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一句“大破之”、“大败之”便草草了结了。
中国古代军事家推重庙算、重视谋略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很显然，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智谋的较量，大脑比手脚管用，计谋比力气有效，“深谋远虑”往往便是胜利的代名词，成功的敲门砖。胜利经验的启示和失败教训的警戒，使得古人情不自禁引吭高歌“以计代战一当万”，“谋定事举，敌无不克”，“贵谋而贱战”遂成为经受住血与火洗礼的铁的规则；而兵贵用谋的极致，自然是兵圣孙武所汲汲倡导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
孙子是中国古代首屈一指的军事谋略大师，《孙子兵法·谋攻篇》是中国军事谋略学的奠基之作。它高屋建瓴，大气磅礴，要言不烦，主旨鲜明地揭示了用兵打仗的理想之境以及达到这一境界的必由之路。其中心思想是论述如何运用高明的谋略，来实现战略上的“全胜”。以“智”用兵，以“谋”制敌，知彼知己，计出万全，就像一条坚韧的红线，贯穿于本篇的始终，从而使得本篇成为中华智慧的化身，古典谋略的渊薮。
1.“全胜”战略的两个层次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它固然是社会进步、文明嬗递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梯，但是，它对物质、文化的毁耗，对生命的吞噬等种种严重后果也同样显而易见。所以，历史上真正伟大的军事家，出于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都致力于在确保战略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寻找最大限度减少战争伤亡和损失的道路，兵圣孙武就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所找到的道路即所谓的“全胜”理论，提出的方案便是“必以全争于天下”，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
从全篇文字来看，“全胜”思想包含两个主要层次，一是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二是在不得已而用兵作战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损失，实现破中之全。前者是高层次的“全胜”，而后者则是相对低层次的“全胜”，然而两者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参见黄朴民、高润浩：《新读孙子兵法》，45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8。）
孙子认为“百战百胜”，表面上轰轰烈烈，风光无限，其实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并非用兵打仗的上乘境界，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指导者所应该孜孜追求的神圣目标：“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换句话说，高明的战略家应该真正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通过高明的谋略算计敌人，唬住敌人，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不经过直接的战场交锋而使得对手屈膝投降，从而实现战略上的“全胜”。在孙子看来，推行“全胜”战略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因为对自己一方来说，这样做代价最小；对敌人一方来说，这样做反抗最小；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所遭受的灾难最小；对天下来说，所获得的利益最大，“全胜”战略毫无疑义属于最佳的选择。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对后世兵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如《六韬》就一再宣扬“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六韬·龙韬·军势》。）。《尉缭子》也说：“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尉缭子·战权》。）其他像《淮南子·兵略训》、《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百战奇法》、《翠微先生北征录》等典籍在这方面也有大同小异的说法。它们之间论述的侧重点虽然不无差异，论述的深度也有高下之别，但是其核心精神却完全一致，就是要做到“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阵纪·赏罚》。），真正进入用兵的理想境界。
再从战史上看，那种折冲樽俎，“上战无与战”的现象也是曾经存在过的。仅在先秦两汉时期，就曾有墨子救宋不以兵革，与鲁班一番沙盘攻守作业推演下来，逼得楚国国君不得不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郑国烛之武夜见秦穆公，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劝退秦师，一举挫败秦晋联军灭亡郑国的企图；韩信采纳李左车的建议，派遣使者传檄威慑，不动干戈而顺利平定燕地；赵充国以谋代战，屯田备边，显示实力，慑服羌人等脍炙人口的事例。由此可见，战争固然是铁血的交锋，生灵的厮杀，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开展正确有力的政治、外交斗争，加上机遇凑巧，仍是有可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的“全胜”战略思想不是空穴来风、一相情愿，有人把它斥责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单纯“空想”，大加鞭挞，是粗暴也不公正的做法。
不过，假如因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具有合理的成分，而把它尊奉为孙子整个学说的精髓，说孙子理论的宗旨是“不战主义”，孙子本人是“和平”大使，那么又完全是郢书燕说、胡说八道了，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世间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可心人儿无一二”，孙子的“全胜”理念毕竟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是一种十分美妙、令人羡慕的用兵理想境界，但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之中，它的实现难免是荆棘丛生、困难重重。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难逾越的巨大鸿沟，在处理阶级之间、民族之间、集团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的时候，“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实属偶然，并不带有普遍性的意义。一般地说，只有在一方处于绝对的优势，另一方处于绝对的劣势，而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丧失了抵抗意志、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换句话说，与大量存在的“困兽犹斗”、“负隅顽抗”、“狗急跳墙”、“即便是死，也得找个人做垫脚”的现象相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毕竟十分罕见，少之又少。
孙子是聪明人，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与其仰着脖子眼巴巴等待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如脚踏实地去争得属于自己的利益。所以，在本篇中他更注重从实际出发，立足于高明的作战指导，心无旁骛地通过战场上一刀一枪去争取胜利。当然，这种胜利的出发点也完全建立在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略利益的认识基础之上，即所谓“以破求全”；而不是逞血气之勇，鲁莽行事，打“舍命仗”、打“糊涂仗”。这显然是孙子“全胜”战略思想的第二个层次，与前一个层次相比，它更具有可操作性，不是花拳绣腿，而是见血封喉的毒辣功夫。
如果说，实现高层次的“全胜”的基本途径是“伐谋”（跟敌人拼智慧、斗计谋，让对手甘拜下风）和“伐交”（向敌人显实力、展威风，让对手知难而退），那么，实现这一层次的“全胜”的主要手段便是“伐兵”（在野外旷地上拼个你死我活），在没有其他招数的情况下也不排斥“攻城”。当然，这种“伐兵”与“攻城”，同样立足于对战争效果的积极追求，绝不是鲁莽进攻，死打硬拼，而是依靠智谋奇计，开动脑筋，胜得巧、胜得妙。为此，孙子在本篇中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运用方针：拥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拥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分割敌人，兵力与敌人相当就要努力抗击敌人，兵力少于敌人就要设法摆脱敌人，实力弱于敌人就要努力避免决战。总之，是要根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根本原则，针对敌我兵力对比不同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分别主客，指画攻守”，迫使敌人在我方的凌厉打击下丧失抵抗的意志，摇旗投降。
这样一来，孙子就使得他的“全胜”战略思想系统化和具体化了，一方面确立了崇高的理想追求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又规范了军事斗争实践的操作方式：“十围、五攻、倍分、敌战、少逃、不若避。”两者互为弥补，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必以全争于天下”这个基本宗旨。由此可见，孙子已经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到了最好的平衡点与结合点，既不乏崇高的追求，又能充分尊重现实；既志存高远，不甘于庸碌无为，又平心静气，不存异想天开之念。
应该说，孙子思想体系中“全胜”策与“战胜”策的浑然天成、水乳交融，是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思辨逻辑的。从历史考察，中国人在对待和处理任何问题时，都习惯于区别理想追求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既确定最高的标准，用以弘扬己之理想，这就是所谓的“取法其上”；又立足于具体的目标，用以躬行实践，这就是所谓的“得乎其中”。前者只是说的，主要用来作姿态给外界看；后者才是做的，主要用来满足自己心灵的真正渴求。譬如孔老夫子，他虽然主张“祖述尧舜”，大吹大擂尧、舜的丰功伟绩，“唯天之大，唯尧则之”，但真正的用力处却在于“宪章文武”，寻梦周公，一生颠沛流离，奔走呼号，为恢复西周“礼乐文明”倾注全部的精力。又如诸葛亮丞相，表面上汲汲致力于“奖掖三军，北伐中原，兴复汉室，再造一统”，实际上冰雪聪明如他，又何尝不明白所谓“兴复汉室”不过是一个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口号而已，真正要做和能做的，是尽可能维系住偏处西南一隅的蜀汉政权命脉，能拖多少时间就拖多少时间。所以，“兴复汉室”是理想追求，维系三国鼎立之局是操作要务。当然，能以一州之地与强大的曹魏势力相周旋，对诸葛亮来说已是极不容易了，后人对其赞颂有加，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云云，也不算是太离谱。再如近代那位康南海（康有为）先生，当年思想境界之高，即便在今天仍让人肃然起敬。具体的标志，便是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封建帝制时代，他已经在考虑“天下大同”问题，还为此专门写了《大同书》，追求公平合理，没有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秩序，但实际上他真正致力去做的，却是“变法维新”、“君主立宪”。
这类双重人格的差异、双重目标的分歧，在兵圣孙武身上，也没有例外，他积极倡导“不战而屈人之兵”，津津乐道“必以全争于天下”，但最最重视的却是如何打仗、怎样用兵。换句话说，在孙子那里，“兵不顿而利可全”只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致人而不致于人”，夺取作战主动权，才是现实，才是其兵学的旨趣所在。
这里其实有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全”的概念、内涵、意义的问题。《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提到“全”的地方多达十余处，什么“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必以全争于天下”，什么“自保而全胜”、“安国全军之道”等，不一而足。可见，“全”在孙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墨子哲学的核心——“兼爱”，韩非哲学的核心——“法术势”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无疑是一种美好的事物，是值得锲而不舍追求的理想目标。然而，正因为它太美好了，太高尚了，所以要真正做到“计出万全”实在太困难了，变得可遇而不可求。在很大程度上，它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不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在军事实践活动中，最值得注意、最应该避免的，是因追求万全而优柔寡断，以致错失战机。因为“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得之则大克，不得则自全”，往往只是一种虚幻性的设想，如果处处求全，事事求备，就会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结果顾此失彼，进退维谷，什么都浅尝辄止，蜻蜓点水，这叫做“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可见，真正的“万全之策”是不存在的，战前准备的充分只是相对的，战争的进程是复杂多变的，战争的前景是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对战争的预期只有可能性、或然性而没有肯定性、盖然性。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行动都带有一定的冒险性，是赌博投机的行为，更何况你的对手并非泥塑木雕，也不会毫无作为，等在那里被动挨打。所以正确的态度是，且把所谓的“万全之策”暂时搁置在一边，立足于以自己为主，排除各种干扰，敢于冒一定的风险，敢于走“偏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有七八成，甚至五六成把握的前提下，及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并敌一向，千里杀将”，重点突破，中心开花，从而以点带面，扩大战果，控制全局，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