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例子是东汉末年曹操抗击袁绍的官渡之战的战略决策。东汉末年，在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了袁绍、曹操两大军事集团。两雄不能并立，双方的决战宛如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到了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袁绍已经基本占有了黄河以北的全部地区，拥兵数十万，麾下谋士成群，猛将如云，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战略地位。他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决定同曹操豪赌一把，遂集结起冀、并、幽、青诸州十万精兵，计划实施南下进攻曹操大本营——许昌的方案，以实现其吞并中原的目的。这一消息传到许昌，曹操不敢怠慢，马上召集部将商议，认真谋算，运筹帷幄，来制定应付袁绍进犯的具体对策。曹操胸有成竹，一针见血指出袁绍一方的致命弱点：袁绍志大而缺乏智谋，色厉而胆略不足，猜忌而没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挥，将骄而各存私心，土地和粮食虽多，但都是为我所准备的，不过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罢了。谋士荀也接着指出：袁绍兵员虽多但不整治，谋士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武将审配专而无谋，逢纪刚而自用，这些人势不相容，必生内变。大将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以一战而擒杀！
曹操和他的部属们从双方主帅、将领、政策、武器装备、士兵素质、组织纪律，以至赏罚等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后，一致预测出这样的结论：整个形势有利于自己一方而不利于对手袁绍。在这一战略预测的基础上，曹操最后果断做出决定：集中兵力，抗击袁绍来势汹汹的进攻。这样就拉开了官渡决战的帷幕。在战争过程中，曹操根据既定的战略决策，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通过乌巢烧粮的奇招，一举掌握作战的主动权，终于夺取这场战略决战的胜利，进而统一了北方中原地区。显而易见，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笑到最后，是他遵循孙子“五事七计”战略预测和运筹思想的精神，在战前算得精细、算得高明的自然结果。
再一个例子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天王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战略决策。公元383年，前秦天王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不顾群臣阻谏反对，亲率百万大军，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声言要“投鞭断流”，企图一举吞并东晋，统一天下，然而却最终在于淝水一带（今安徽境内）举行的同东晋军队的战略决战中全面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固然有苻坚在战役中指挥不当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当是苻坚本人在战前筹划中主观武断，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现严重失误，不能用孙子“五事七计”的计算方法来算清和掌握敌我情势，预测战争胜负前景。明明是绝大多数臣下不与自己“同意”，反对贸然进攻东晋，可他却偏偏要执意南伐，做一统天下的美梦；明明是内部不稳，士气低落，“兵众”不强，慕容垂等异族部将怀有“他志”，居心叵测，他却偏偏要锐意轻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不知道东晋内部的各种情况，水师力量远不如对手，军队缺乏系统训练，他却偏偏要舍长就短，轻举妄动。这样便深深地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加上具体作战指导上的失误，于是就不可避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演丧师灭国、自殒其身的悲惨一幕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孙子“五事七计”运算战争方法的高明卓越，表明对它的违背，必然会受到战争之神的应有惩罚。
常言道，良好的开始只是成功的一半，“算计”精明，“算计”正确，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可能性，然而可能性毕竟不等同于现实性，要使它真正转化为现实性，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一切有用的方法，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这个方法，就是孙子所说的“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古今中外，巧用谋略、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战例并不鲜见。战争的胜负虽然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政治状况、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自然条件，等等，但要真正决胜千里，还必须充分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制定高明卓绝的战略战术，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毛泽东就说过：“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一论断，无疑鞭辟入里地揭示了实力与谋略之间的辩证关系。
所谓谋略，就是在把握战争规律基础上产生的克敌制胜的巧妙用兵的最佳方法。正如现代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所说：“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够办到的。”苏联军事理论家《战争中的谋略》一书的作者BH.洛博夫认为：“谋略这是为欺骗敌人和获取某种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军事上的计谋正在转变成军事谋略的概念。一切军事行动的突然性是军事谋略的实质，它通过准备的隐蔽性和在这些行动上迷惑敌人的方法来达成。换言之，军事谋略是以掩盖真相，强加于敌以假象为目的，同时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以最小的兵力兵器消耗和最短的时间夺取胜利”，“武装斗争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的统帅及军事指挥员具有军事谋略的才能有着重大意义”。
列宁说：“交战没有不用军事计谋的。”（《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0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史书记载最早的战争是黄帝与蚩尤之间进行的涿鹿之战。在这场战争中，谋略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传说黄帝为战胜蚩尤，先整武备修内政以求自强，在与蚩尤的战争中，针对蚩尤部落由南方发展而来，对北方的天候、地形不熟的弱点，采取诱敌深入的谋略，主动实施战略退却，一举将敌诱至涿鹿之野；最后，黄帝借助一个狂风大作、尘沙蔽天的日子，发起反击，这场战争成为中国古代兵家谈论谋略的最早依据。
古希腊特洛伊战争“木马计”的故事，是在古代战争中运用谋略的又一个典型事例。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地中海地区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的文化与艺术就已相当发达，并传播到希腊南部和爱琴海上的大多数岛屿。到了公元前1400年，来自陆地的中欧阿卡亚人入侵希腊，与当地原有的文明融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迈锡尼文明，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公元前12世纪末叶，属于希腊迈锡尼文明的阿卡亚人远征小亚细亚，据《荷马史诗》的说法，其起因是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在访问希腊时，使用奸计诱走了斯巴达城邦的王后海伦。希腊人对此非常愤怒，因此出兵远征特洛伊。但特洛伊城垣坚固，特洛伊人的战斗力又很强，尽管希腊人不断发动猛烈进攻，却一连9年都没有攻克。到了第10年，希腊远征军的首领俄底修斯采用了一条运用木马的妙计。希腊人在特洛伊城郊砍伐树木，建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马，选出一部分勇士藏身于马腹之中，将木马放在特洛伊城外，其他人则佯作退兵，撤退之前放火烧毁了军营中的一切，乘船离开特洛伊前往忒涅多斯岛。此时，特洛伊人见希腊人乘船离开海岸远去时，便蜂拥来到海边清理战利品。他们在先前敌人的扎营之地看见了木马，惊奇地看着这个庞然大物不知所措。这时，有几个走近木马观看的人发现了藏在木马下面的西农，将他拖了出来，并带去见国王普里阿摩斯。西农是希腊人安排的奸细，他按照提前编好的谎言说，阿卡亚人造的木马是要献给特洛伊人的敌人雅典娜，自己是躲藏在木马里准备向特洛伊投诚的。他天衣无缝的表演赢得了特洛伊人的信任，被带进城。随后，特洛伊人在城墙上开了一个很大的洞，将木马拖进城。当晚，特洛伊人因举行欢宴和庆祝而疲惫不堪。西农则趁机偷偷溜出城门，燃起火把，给退至忒涅多斯岛的希腊人报了信；又爬到木马下面，给在木马中的希腊人发出了可以出来的信号。从木马中出来的希腊战士挥动长矛，拔出利剑，分散到城中各处，对特洛伊人进行烧杀，并打开城门，让从忒涅多斯岛赶来的希腊战士也加入他们的行列。特洛伊人不及应变，特洛伊城就被远征军完全占领。特洛伊战争被认为是希腊历史的开端，而希腊人颇具传奇色彩的“木马计”，则被认为是欧洲早期军事谋略的典型。
对于军事谋略的重要性，中外著名军事家有许多很好的论述。克劳塞维茨说：“如果人们认为战术是暴力行为（即战斗本身）的实施，而把战略看作是巧妙运用战斗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感情力量（像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炽烈的荣誉心，不易屈服的坚强意志等等）以外，其他禀赋似乎都不能像诡诈那样适合于指导和鼓舞战略活动了。”（［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216页。）拿破仑形象地说：“我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狮子，进行统治的全部秘密在于，要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是前者，什么时候应当是后者。”（《拿破仑传》，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什捷缅科说：“不要忘记，客观力量只是取胜的前提条件。有了这种力量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不发挥它的作用，不能有组织地使用它，它自身还不能保障将敌人消灭。”（［苏］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部，708页，北京，三联书店，1976。）
孙子军事谋略思想的核心是“兵者诡道”，将广施权变作为取得战争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孙子“诡道”用兵的理论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所谓“诡道”，就是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何“骗”，骗得对手晕头转向，摸不着北，处处被动，一步步走向失败，即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在孙子看来，战争说到底是敌对双方比试“骗术”、你死我活的过程，会骗的打败不会骗的，大骗战胜小骗，骗术越是高明，骗法越是多样，就越是拥有赢的把握，越能成为胜利的主宰。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7页。）战争是血淋淋的杀戮，你不想在战场上做人家的刀下之鬼，你就不能不把那中看不中用的“仁义道德”暂时搁置在一边，让自己变成铁石心肠，冷血动物，无怨无悔地施展出各种阴损恶毒的骗招，让你的对手脑袋搬家，这个手段，孙子把它称做“诡道”。
“诡道”，顾名思义便是“诡诈之道”。这里，“诡”指的是手段运用的特色：诡秘神奇，阴损绝恶，变幻莫测，杀敌于无形之中，害敌于不意之间。至于“诈”，指的是手段运用的性质：骗招迭出，诈敌唬人，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胜利，不做赔本的买卖。
高明的骗术在于能做到变化多端，花样翻新，即《司马法》所说的“无复先术”，否则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便容易为对手所识破，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孙子的了不起，就是他不但确立了使诈行骗的基本原则：“兵者，诡道也”；而且更一口气传授给我们十多条如何使诈、怎样行骗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诡道十二法”：明明要打你却装出不想打的模样，明明能够打却装出不能打的姿态；要从远处打却装出会从近处打，要从近处动手却装出会从远处下手……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军事欺骗，以假象迷惑对手，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因势利导，造成不利于敌人而有利于自己的态势，从而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所追求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可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奥秘却并不容易，“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在战场上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地施展骗术诡道，赢得胜利，就必须自己亲身去实践、去琢磨，甚至必须有付出沉重代价的思想准备。
孙子亲身经历、参与指挥的吴楚柏举之战，就是实施军事欺骗从而赢得作战胜利的一个典范。当时吴楚双方从军事实力上讲，是楚国占有明显的优势：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军队数量远远超过吴国，而且多年与晋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兵刃相见，战争经验也非常丰富。尽管这时候由于鄢陵之战、三驾之役的失利，实力已受很大的损耗，不复有全盛时期的风光。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要对付晋国这样的强大对手虽然力不从心，可要摆平僻处东南一隅的蕞尔小邦吴国却是绰绰有余。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国要打败这个强大的对手，达到称霸中原的第一个战略目标，自然不能同楚国作正面的硬碰，正确的途径只能是施展军事欺骗的手段，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四两拨千斤，谋求胜得巧妙、胜得狡诈。
这个骗术，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就是“怒而挠之，卑而骄之”。它的具体方案，即脍炙人口的“疲楚误楚”之策。伍子胥、孙子等人针对当时楚国军队人数众多，但军令不一导致机动性较差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欺敌误敌的作战策略，他们向吴王阖庐建议说：“楚昭王年纪轻轻，无力控制政局。楚国当政者人数众多，看似表面上谁都负责其实谁都不负责，乖张不和，政出多门，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楚国的忧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好的对策，是把自己的部队分编成三支，轮番地去骚扰楚国：只要出动一支部队就能把楚军全部吸引出来。当楚军一出动，我军就退回；楚军若退回，我军另一支部队便再出动，必然可以使楚军疲于奔命。如此这般三番五次地骚扰楚军、疲惫楚军，多方调动楚军，整得它没有宁日，必能使敌人在判断和指挥上都发生失误。而敌人的失误恰好是我们的机会，到时候我们就出动三军主力全面进攻，就必定能够聚歼楚军，大获全胜，成就霸业！”由此可见，“疲楚误楚”之策的基本思想是分吴军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人，创造战机，制敌于死地，而核心宗旨乃一个字，就是“骗”。
随后吴楚战争的进程充分证实了“疲楚误楚”军事欺骗的巨大成功：吴军前后六年施行“疲楚误楚”之策的结果，是吴军先后袭击了楚国的夷（今安徽涡阳附近）、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及弦、豫章等战略重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同时更具有意义的是，吴军这种浅尝辄止、不作决战的挑逗性之举，给楚国的战略决策者造成致命的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是小泥鳅掀不起大波浪，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终于栽了大跟斗：当数万吴国精锐之师越过冥阨、大隧、直三关险隘，突然挺进到汉水东岸之时，楚国不得不仓促应战，陷于战略上的彻底被动，结果连战皆负，溃不成军，国都沦陷，几乎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