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它主要论述战争指导者如何在战前正确筹划战争全局以及在战争过程中怎样实施高明作战指挥的问题。孙子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这一基本认识出发，着重强调通过对敌我双方现有客观条件——“五事七计”的考察比较，以期对战争的胜负趋势做出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己方的战略决策。同时孙子主张在把握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天时、地利诸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在作战中遵循和贯彻以“利”为宗旨的“诡道十二法”原则。“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积极“造势”，以确保己方在战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克敌制胜，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由此可见，本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孙子军事思想的概述。
本篇篇题，宋本《武经七书·孙子》（据《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以下简称“武经本”）作“始计第一”，此处“始”字殆系后人因兵家有“先计而后战”之说而附增，似不可取。所谓“计”，当是预计、计算的意思，《说文解字》释“计”云：“计，会也，算也。”这里系指战前的战争预测与战略谋划。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曹操注：“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以下凡引用《十一家注孙子》者，出处之注省略）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历史上人们对本篇主旨最早而又十分准确的概括。
如同一首律诗有它的“诗眼”，一首乐曲有它的主题旋律，一部理论著作自然也有它的中心篇章，其在全书中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关键作用。《计篇》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也具有这样的特殊地位，它的内涵十分丰富，思想非常深刻，字里行间渗透着智慧的浓汁，篇内篇外飘荡着胜利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孙子杰出兵学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
《计篇》的基本思想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战争的筹划理论，二是战争的实施方法。前者是“体”，后者是“体”之“用”，“体”与“用”两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互为关系，相辅相成，从而奠定了孙子兵学体系的坚实基础。
《计篇》的全部文字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凝炼而清晰的思想：怎样筹划战争，怎样指导战争。说得再具体一点，便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如何“算”，对敌我的实力对比、战争的胜负趋势做到心中有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如何“骗”，骗得对手晕头转向，摸不着北，处处被动，一步步走向失败，即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但是，计算哪些细目，怎样进行计算，却大有讲究，差别非常大，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窍门不同”。一类是占卜算卦、装神弄鬼的巫觇祝史，他们的算法最原始，但却最神秘，即通过灼烧乌龟壳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预测战争的吉凶，揣度胜负的归属。《史记·龟策列传》称它是“灼龟观兆，变化无穷”，“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梦占、六壬、遁甲、太乙等，也是这一类算法中的节杈旁枝、支派衍流。这种算法通常叫做“卜筮”，主要流行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时期，显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观念在军事预测领域的反映。它依靠主观想象，牵强附会，随意比附，表面上幽深奥妙，实际上却荒诞不经，与其说是算计胜负，不如说是碰撞大运，算不准可以文过饰非，偶尔碰巧凑上了则不妨大大吹嘘一番。先秦时期这类算法曾风靡千百年，秦汉之后虽然风头不如以前强劲，但是在打仗的指挥官那里还是很有市场的，只要看看“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兵阴阳家”，俨然成为兵学四大宗派之一；《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亦人亦神；《水浒传》中的公孙胜撒豆为兵，以及李淳风、袁天罡、刘伯温等人的早识天机，神奇莫测，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计战争前景对于古代人们来说，有如“芝麻开门”的魔咒一样，始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对人们的这种无知愚昧，可以悲悯，但却无法改变。
儒家有关战争成败的算法最富道德正义感，但同时也最为天真滑稽。在文圣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亚圣”孟子看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道义，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而道义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收拢民心，取决于行“仁政”，搞“德治”。这是最强大的精神原子弹，威力无比，任凭尔有强大军队，任凭尔有快刀利剑，遇上我“仁政”这杆大旗，一定是望风披靡，溃不成军！用孟子的话说，便是“以此可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可惜的是，儒家算计战争的方法属于一相情愿，历史上没有用空洞的道德仁义打赢战争的事例。那位憨态可掬的宋襄公曾经想这么玩上一把，结果没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赔上了。由此可见，儒家的算法好比是“皇帝的新衣”，当古董作谈资勉强可以，如果脑瓜发热较真起来，那么非出尽洋相不可。
法家的算法正好同儒家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关于战争胜负的计算公式是，谁农业搞得好，谁就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了强大的军队，加上用严刑峻法约束将士，用钱财官爵鼓励将士，那么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就没有攻不下的城池，就没有征服不了的国家。在嗜血成性的法家眼里，战争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是统治国家、稳定秩序、发展实力的捷径，须臾不可离，片刻不可少，可谓拳头出真理，刀剑定是非。应该说，法家的算法最是坦率，最是简洁，没有虚与委蛇的矫情，没有欲说还休的扭捏，而是直奔主题，实话实说。它无疑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比起巫师神道的算法要正确，比起儒家之流的算法要真实。然而，正如常言所说，真理越过一步也就变成了谬误。法家算法的致命伤在于它太单纯迷信军事实力了，而忽略了制约战争的其他要素，如民心向背、政治教化，等等。所以也许能暂时得逞于天下，“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之三。）；但往往因其后患过多而无法维系长久，免不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从根本的战略利益衡量，法家有关战争胜负的算法同样存在问题。
孙子的算法与上面所说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姜太公虽被后人尊奉为兵家“本谋”，但他有实践而无理论体系传世，只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驱），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那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就会杀上门来欺负你，生命财产难以保全，政权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轻松，也不愉快，它意味着鲜血的滚滚流淌、财富的灰飞烟灭，所以孙子要提出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它不同于巫史神祝的热衷猜谜，也不同于法家之流的迷信暴力，更不同于老子、孔子的空谈道德。有的只是最普通最平凡却又最实用最高明的计算公式。
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的“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做“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在战争问题上，使高居庙堂的统治者和身处草莽的老百姓达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调，有意作梗。“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理条件，把握住战争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问题，将帅作为一支军队的灵魂，他的素质才能直接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慎，一败涂地”，所以它理所当然成为衡量双方军事实力，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协调的配合，有力的保障，适宜的赏罚，是任何军队在军事活动过程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很难设想，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法纪的约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单凭血气之勇，而能成就大事的。在这个意义上，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才这么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集·兵要》。）孙子把健全军队法制看做克敌制胜的基本保证。
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军事科学院译，第1卷，185~1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氏所列举的战略诸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树立了全局意识，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战前预测和运筹是高于一般军事家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说：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全方位地配合起来，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讲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因素，是综合能力的一种凝聚和归纳。作为真正的高明算法，它印证了一条普遍的战略原则：“不足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因为全局能决定局部的成功与得失，而局部的成败或得失有时并不能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孙子“五事”的奥秘正在于用全局的观点来谋划残酷的战争游戏。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战略要素，那么，孙子讲“七计”的宗旨则在于对这些战略要素的优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较之以计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素质优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赏罚令行禁止、公正严明？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
从历史上的战争实践来看，孙子“五事七计”、预见胜负的战略运筹思想，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就像唐代杜牧所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载，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杜牧：《孙子注·序》。），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对此可以举出无数个具体战略决策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韩信著名的“汉中对”是对孙子“五事七计”理论的一个很好印证。秦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西楚霸王项羽凭借实力，号令天下，大封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偏僻之地。楚汉相争，谁将执天下之牛耳？面对楚强汉弱的现实，“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以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对楚汉战争进行了预测。
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如何摆脱被动，扭转己方在与项羽对峙中的战略劣势，逐鹿中原，赢得对天下的统治权，成为刘邦朝思暮想的最大心事。正在他计无所出、进退维谷的困难时期，韩信给他送上了一剂治愈这一心病的良药，这就是著名的“汉中对”。
韩信既是能谋善断的谋士，又是统兵作战的良将。韩信始随项羽，由于不被重用，后转投刘邦，他对楚汉战争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既看到楚强汉弱的客观现实，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又能够透过项羽强大的表面现象看到其致命的弱点；既能看到刘邦虽然兵力上相对弱一些，又能看到他在政治上拥有真正的优势，从而为刘邦制定了正确的战略。
在“汉中对”中，深富韬略的韩信为刘邦全面算计了军事斗争的得失前景，透彻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韩信认为，项羽的优势有三方面：一是骁勇善战，“喑哑叱咤，千人皆废”；二是“霸天下而臣诸侯”，地盘广大，占有政治上的优势；三是对部下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其食”。项羽的致命缺陷主要有六点：一是刚愎自用，“不能任属贤将”，乃“匹夫之勇”；二是吝惜封赏，属“妇人之仁”；三是“有背义帝之约”，失信于天下；四是任人唯亲，“以亲爱王，诸侯不平”；五是在地理上“不居关中，而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六是诛杀无度，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由此得出结论，“其强易弱”。刘邦的优势是：遵诸侯之约，先入关中，理应为关中之王，却被项羽逐入汉中，秦民怨恨项羽而同情刘邦；刘邦入关后，与民约法三章，深得民心拥戴；在此基础上，如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天下勇武，封赏功臣，就会转弱为强，无往而不胜。这就为刘邦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对敌我双方的综合比较，韩信预见到刘邦由弱转强、统一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为处于逆境之中的刘邦树立起必胜的信心。
韩信在正确分析和科学预测楚汉战争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为刘邦争夺天下、完成统一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战略谋划。刘邦遵循着韩信提出的既定战略，“部署众将之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占关中，并经过前后数年的血腥征战，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迫使曾经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强盛的西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