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清史译丛(第四辑)
1438400000044

第44章 法国外交档案文献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3)

根据可敬的一等领事的要求,我与我的同事将盖有本部公章的新税则和通商章程复制一份与此信一道寄给您,并请您将它们翻译成西文,在您的国家公布,以便法国商人能够了解和遵守这些章程和税则。为了促进商业贸易,我们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五口开放,税则中所指定的各项税收和根据吨位对商船所征收的吨税是惟一可以收取的税种,其他税收今后一概取消。通商章程中的其他规定是出于我们皇帝对外国商人的仁慈和善意,皇帝希望解除对他们的束缚,向他们开放更大的利源。可以说,皇帝的恩惠已经超乎寻常。

对于走私、敲诈、汇率的确定和商品的没收等问题的处理,参照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各国代表对此表示赞成。可敬的一等领事同样应使贵国商人服从这些规定,以免引起麻烦或者争执。当商船到达某一港口时,它们只能在限定的地方停泊和从事交易,不能超越界线;它们也不能到指定的上述五个口岸以外的其他中国港口进行买卖。这些规定正在制定之中,一旦皇帝批准,我们将会正式通知。

可敬的领事来广州执行任务,并携带贵国大臣的国书,其中提到领事在其他国家任职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智慧、和蔼与礼貌。因此,我们将以最隆重的礼节来招待他,将他置于与英国领事完全平等的地位。从今以后,如果有人在这一城市自称领事,并希望与我们进行会谈的话,如同此前真盛意和沙厘两位先生所做的那样,我们会拒绝与他们的会晤。我们明确宣布这一决定,希望避免将来的一切麻烦。至于区分真假代表问题,这也许能加深我们彼此的了解,我们正式向可敬的领事表示,我们希望您采取必要的措施。

致法国领事拉第蒙冬先生的重要官方信函,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十七日(1843年9月10日)。

18.拉第蒙冬致钦差大臣耆英(无日期)

殿下:

在法国国王陛下政府获知和平重建的消息后,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任命一位正式领事派驻广州。陛下政府认为这一措施将有助于扩大中法两个帝国早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并希望这一想法得以实现。虽然两国的和谐关系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的主人法国国王只希望他的臣民能够分享天朝帝国给予其他国家人民同样的优惠。因此,我很荣幸地请求阁下交给我一份盖有印章的正式文件,类似于英、美条约。该文件将由我寄给国王陛下政府,陛下政府将会由此看到中国对法国友谊的回报。

拉第蒙冬

19.外交大臣致真盛意,1843年10月24日

先生:

我已收到您7月31日以前写的所有信件。在这些信里,您和我谈了您与广州高级官员之间的会谈,以及拉第蒙冬到达中国以后所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事情。

我对拉第蒙冬与您之间通信的内容,特别是它们被公开发表在澳门的一份报纸上,感到十分的遗憾。另外,尽管我也承认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不是由您首先挑起,但是它不仅有损法国的尊严,而且也影响使节的地位和必要性。拉第蒙冬先生本应举止谨慎、得体,但其轻率的行为使其不能恰当地完成任务,并趁机为国家谋取利益,因而受到国王政府的责备。国王决定把他召回国内,结束他的使命,并任命法国驻马尼拉代理总领事北古(De Bécour)先生接替他的位置。

先生,我并不怀疑,促使您与中国进行商约谈判的动机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它超出了您使命的目标与范围,这在您出发时我给您的训令中有明确的规定。您被派遣到中国,并不是作为政治代表,也没有谈判资格,而仅仅是负责考察当地情况,特别是有关当时正在进行的该帝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形势,搜集有关这场令人瞩目的战争所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各种事实与情报,以及那些可能引起法国商业界兴趣和扩大对华贸易的途径的信息。但是,您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去缔结条约。如果在签约的时候,中国全权代表要求您出示全权证书,那么您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且无法掩饰这种尴尬。另外,先生,您可能已经收到我去年12月16日的信件,我要求您结束在中国的使命,在将您所观察到的情况写成综合性的报告交给我之后,根据训令中的第二项任务,前往荷属印度群岛。现在我再次正式向您提出这一要求,如果您收到此信时尚在中国,那么您接信后就该马上去爪哇。

20.法国驻广州领事北古致外交大臣,1844年8月18日于澳门

大臣阁下: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法国使华团已于13日星期二到达澳门。

拉萼尼(Lagrené)先生与夫人和使团的全体成员,在海军司令谢西尔上将、“西兰纳”号和“胜利者”号船长及众多官兵的陪同下于15日12点半登陆。当载有拉萼尼先生的小船经过主炮台尚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主炮台鸣礼炮17响,向特使致意。在码头附近有一支武装部队在迎接他。我身着制服,自拉萼尼先生和夫人跨上中国土地的第一步起就开始接待他们。在他到达的前夕,我已在“西兰纳”号船上向他表示我的问候。

21.外交大臣基佐致法国全权特使拉萼尼,1843年11月9日于巴黎

正如拉萼尼先生已经得到的通知,国王决定派遣一支海军舰队驻扎在中国和印度海域,以保护和捍卫我们在那里的政治和商业利益。

但是,目前法国在那些海域还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基地,可以为军舰供应军需、修理破损、安置病员。法国海军舰队只能向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澳门、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或者西班牙殖民地吕宋岛的甲米地军工厂寻求支持、避难和修理。

这种情况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在世界的如此大的地区缺席,这与法国的国力太不相称,而欧洲其他列强都在那里拥有各自的殖民地。法国的国旗也一定要在中国海面的某一点上飘扬,以便法国海军可以及时找到栖息之地或得到紧急救援。因此,正如英国人在香港所做和我们自己刚刚在马克萨斯群岛所做的那样,我们应在那里为我们的海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为我们的商品建立

一个货栈。

这一基地必须符合许多必要的条件:靠近中华帝国,有一个很大的内陆港口,以便船只不用担心那里频繁而又可怕的暴风雨;它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地方,便于防御;它的气候适宜,使我们的船员可以在短时间内治愈因炎热而引起的疾病;那里有清澈和丰富的水源,可以向我们的船只保证饮水的供应。我们对印度支那地区的了解既不够广泛也不够准确,以致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应该在哪里建立新的据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给拉萼尼确切的训令。我们只能向他指出某几个以前考察过的据点,它们或者可以为我们的政治服务,或者可以用来设立商业中心。

在欧洲与中国的航线和马六甲、新加坡海峡的出口有两个岛屿,叫阿南巴斯群岛和纳土纳群岛。它们的居民属于马来西亚民族,直到现在他们仍保持独立。即使这些岛屿从航海的角度讲能提供合适的据点,但也必须通过新的确认才能得到保证。而且,这些岛屿与英国人、荷兰人在新加坡、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重要殖民地为邻,这难道不令人担心吗?难道英国人、荷兰人不会以某种方式使我们在那里建立的仓库变得无效并使我们面对令人不快的冲突吗?

同样的反对理由也适用于位于交趾支那海岸线上的昆仑岛和占岛。

此外,这两个岛屿中的第一个极不卫生,这阻碍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发展。虽然法国东印度公司在1720年占领该岛屿,但在占领该岛几年以后因与英国人交战而被迫放弃。至于占岛,“法纹—勒凡克”号护卫舰舰长最近研究后认为,即使在将来也不会

有什么前景。

尚需考察的是都兰纳半岛,它也位于交趾支那海岸线上。1787年11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将它与昆仑岛一起割让给法国,作为法国承诺帮助阮映皇帝(Nguyen-Anh)(又译阮福映,为越南阮氏王朝的创立者,即嘉隆皇帝。)恢复皇位的报答……杜康伯(DuCamper)、布根维勒(Bougainville)和拉帕拉斯(Laplace)先生曾多次访问该岛屿。他们都对它的锚地赞不绝口,认为是交趾支那最开阔和最保险的停泊地之一。这些优点是否一定能弥补不利的气候条件以及因都兰纳半岛所处的大陆位置而带来的极大不便呢?至少这会限制我们的占领。如果从商业的角度讲,我们在那里也不太合适。

因此,我们似乎应该优先考察一些大的群岛上的某个岛屿。在西班牙属地菲律宾以南,位于棉兰老岛与婆罗洲之间,有个苏禄群岛。岛上住着一群活跃的善于经商的居民,他们是独立的。其中有一个巴西兰岛,尤其应该留心考察。它位于棉兰老岛的南端和婆罗洲的北边,似乎被一个伊拉诺斯部落所占领,他们是分布在这一带海域的海盗。在这个岛上,苏禄贵族的权力颇受争议。在这里建立殖民地,在商业地位上很快可以与新加坡竞争。如果说后者位于欧洲、印度到中国的航路上的话,那么巴西兰岛则位于太平洋、美洲西海岸、澳大利亚、中国和菲律宾港口的航线上。但首先必须保证该岛具备实现国王政府目标的主要条件:即弄清它是否拥有一个封闭的易于防守的港口,这是必须核实的首要之点。

拉萼尼先生知道,实现这一计划,严守秘密是何等重要。然而,从他到达中国海面的那一刻起,他的一切行动自然会受到密切的、带有妒忌性的监视。因此,为了远离各种猜疑,海军司令必须亲自负责或者命令下属军官对那些被认为是合适的据点进行勘测,以便在那里建立新的殖民地。

在完成这一预备工作并与谢西尔先生进行协商后,拉萼尼先生在确信已勘测的据点不仅从航海、军事、商业的角度值得我们选择,而且当地首脑和居民的态度对我们也十分有利,使得占领轻而易举且毫不迟延,他才可以马上去那里。如果它们是独立的,就与当地的首领就割让问题进行谈判和签约,否则就与其承认的宗主国进行谈判和签约,但必须向他们表示要得到国王政府的批准。

在签订条约后,海军司令可以在被割让的据点上留下一艘军舰,以防当地首领违背其承担的义务,直至陛下批准条约为止,并以国王的名义占领该岛屿。(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如果有非常严肃的动因,诸如有其他国家窥视该地,甚至可以允许将法国的国旗插在该岛上。

基佐

22.拉萼尼致外交大臣基佐,1844年8月17日于澳门

阁下:

尽管当我们在8月份从马尼拉启程时,大家有点担心季节不佳,不过“西兰纳”号还是顺利到达了澳门码头,于13日下午抛锚。谢西尔船长(他是15日才知道他被提升为海军准将的)已乘坐“克莱奥巴特”号在码头上等待,我在新加坡时曾写信告诉他我不久即可到达,所以他在此前就离开香港,前来与我会合。我受到海军司令最友好、最热情的迎接。从最初一刻起,我与他的关系就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良好

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