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治蜀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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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古代对流民和起义的应对措施(1)

一六郡流民入川与成汉国的建立统一全国后的西晋政权,很快就因外戚、宗室日益激烈的争权斗争而陷入混乱。“八王之乱”后,各地流民、少数民族相继起兵反晋,统一局面迅速分崩瓦解。

西晋惠帝永宁六年(301),入川的秦、雍二州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流民中的李氏武装集团,起兵反晋,并于惠帝太安二年(303)占领成都。次年,李雄称成都王,建年号,除晋法,置百官。306年,李雄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成。后李寿改国号为汉。李氏所建立的这个政权,史称成汉。

成汉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国家之一,也是自秦代以来第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

六郡流民从298年凄惶入川就食,到304年李雄称成都王,不过短短六年时间。但就在这短时间内,区区十余万流民,在与蜀地土著居民矛盾一直尖锐、毫无社会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其武装力量得以建立并迅速壮大,最终击败晋军重兵,攻占成都,建立割据政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事实。李氏集团的迅速崛起并最终胜出,固然有天下大乱的背景,也与其首领们杰出的才干密切相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此期间先后任益州刺史的赵、罗尚,他们或出于个人野心,或为一己之贪欲,在对流民问题的处理上,一错再错,不但最终导致了割据局面的出现,自己也养虎罹害:赵兵败后死于非命,罗尚最后仓皇逃跑出川。

成汉政权的建立,对全国来说,是统一局面的再次遇到破坏;对四川来说,则是人口的构成和民族关系出现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整体下降;而对后来治蜀者来说,则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历史鉴戒。

(一)六郡流民的构成及入川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秦、雍二州的氐羌起兵反晋。在此前后,这一带地方连续发生自然灾害。战乱和连年灾荒,迫使二州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之民数万家,离乡背井,入汉中就食。到汉中后,六郡流民又上书朝廷,求寄食于巴蜀。朝廷不许,特派御史李苾入汉中抚慰,并监督流民不得擅自入川。李苾到汉中后,收受流民贿赂,转而为之向朝廷求情,称“‘流民十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赈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多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晋书·李特载记》。)。于是,六郡流民遂络绎入蜀,散布在益州的广汉、蜀、犍为三郡境内。

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郡流民,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祖籍在四川的板楯蛮,汉代称为人,东汉末北迁。来自略阳的李特兄弟及其宗族,就是北迁人的后裔。李氏家族是略阳人中的望族,李特为这些人的首领;二是六郡的汉族,主要大姓有李、任、阎、赵、杨、上官;三是来自武都、阴平的氐叟,渠帅出自梁、窦、苻、隗、董、费等氏族。这些汉族大姓和少数民族渠帅是流民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上书朝廷请求入蜀和对李苾贿赂,就是他们所为。

(二)益州刺史赵、罗尚对流民处置的失误

六郡流民入蜀后,就与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冲突,并日渐激化。不少流民“专为劫盗,蜀民患之”(《华阳国志·大同志》。)。时新任益州刺史的赵,见晋朝纲败坏,乱象已现,遂有割据益州的图谋。他把入蜀流民,视为可以利用的力量,因而对流民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又开仓赈济,以收众心。特别是他重用与自己祖世同郡的李特兄弟,使其招募流民中的勇壮,建立武装,企图以之作为日后自己割据的内援。这一举措,对后来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入蜀避荒就食的流民,居然堂而皇之地拥有了武装力量。而组织、控制这支武装的李氏兄弟,逐渐成为团结流民的领导核心。

晋惠帝永康六年(300),赵起兵叛乱,攻杀朝廷任命接替自己任益州刺史的耿滕。李特兄弟率流民参战,为赵守卫成都北门。这样,李特兄弟正式登上了益州政治舞台。

年底,赵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署置僚属。此时,他对力量日渐壮大的李特兄弟心生疑忌,遂用计杀掉李特弟李庠,与李氏兄弟反目成仇。李特兄弟率兵退守绵竹。次年正月,李特于绵竹石亭夜袭赵所部费远诸军,大败之,乘胜进逼成都,赵出逃,后为下人所杀。李特入成都后,纵兵大掠。蜀人恐惧,与流民矛盾更加激化。

永宁六年(301)三月,新任益州刺史罗尚领兵至成都后,视流民为蜀中之患,决定遣返六郡流民。此时,“八王之乱”已经爆发,全国动乱,李特“乃有雄据巴蜀之意”(《晋书·李特载记》。)。于是,李特等一方面贿赂罗尚等人,编造理由,请求延期;一方面积极聚积力量,待机而动。到了罗尚许以的七月,李特又要求延期至冬季。罗尚拒绝李特的请求,决定强引遣返。其措施为:要求梓潼太守张演,于流民返乡交通要道处设置关卡,搜缴流民劫掠的宝货;八月,又要求诸关卡皆筑城,防备流民冲关;九月,罗尚派军队进驻绵竹,准备以武力解决流民。

罗尚的上述措施,最重要的是后一条,没有这一条,其他的都是一纸空文,因为他所面对的是并不愿意返回贫困家乡的已经拥有武装的流民。但就在是否动用武力这一点上,罗尚一直迟疑不决。

(三)成汉政权的建立

罗尚的举棋不定,增强了李特等武装反抗遣返的决心。散处各地不愿返乡的流民,对李特“感而恃之,多相帅归特”(《资治通鉴·惠帝永宁六年九月》。)。李特又偷改辛冉的榜文,引起流民恐惧,使之相率而归。旬月之间,李特聚众逾二万,又得到其他大姓、渠帅的支持。10月,李特率流民移至赤祖(今德阳境),结北、东二营,严阵以待,做好了战斗准备。

对情势感受更真切的广汉太守辛冉和犍为太守李宓,一直主张尽早以武力解决流民问题,拖延只会于己不利,无奈罗尚仍迁延不决,辛冉只得自行行动。10月,辛冉遣曾之、张显、刘并领步骑三万,偷袭李特所在之北营。李特早有防备,大破晋军,杀曾之等三人。于是,流民共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公开反晋。

此后,李特击败辛冉,进逼成都,不克,退保广汉。再后,李特与得到增援的晋军多次交手,互有胜负。惠帝太安二年(303)5月,晋军主力荆州兵因故退回荆州,流民武装逐占尽优势。12月,李雄占领成都,罗尚逃往江阳郡。李雄于成都建立大成政权。

(四)成汉政权的建立对巴蜀地区的主要影响

成汉政权的建立,对四川的最大的影响,是四川的人口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出现了整体的下降。

原梁、益二州的土著居民,一直与流民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赵对流民的纵容,削弱了官方对流民的管理,助长了流民中不法之徒的气焰,使得这种矛盾冲突不但未能得到控制、化解,反而愈演愈烈。李特公开反晋后,土著居民协助晋军,捕杀散处各地的流民,李特也因之败死。流民武装也疯狂报复,大肆屠杀土著,致使蜀民闻风而逃,城邑皆空,“野无烟火”(《资治通鉴·惠帝太安二年七月》。)。李雄坚持反晋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吾属前已残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为鱼肉”(《资治通鉴·太安二年三月》。)。所以,当李雄据郫县,围成都,胜局已定时,蜀地居民即开始大规模逃亡,绝大多数逃至荆湖地区,一部分逃往宁州。到李雄攻占成都时,逃亡在荆州的益州蜀、犍为郡,梁州梓潼、巴西、广汉、新都六郡之民已达十余万户,而这六郡以前总户数为1118万户,基本上逃亡一空。成汉政权建立后,土著居民的逃亡仍未停止,最后巴蜀地区的汉族居民几乎逃亡殆尽。成汉末年,大量僚人入蜀。于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郡流民及大量入蜀僚人,成为巴蜀地区的主要居民。

六郡流民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均低于巴蜀地区的汉族土著居民,而保留着氏族制度的入蜀僚人,则更为低下。虽然成汉政权也曾有过轻徭薄赋、建立学校、教化其民等措施,但收效不大。而由主体居民素质所决定的,则是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整体的大幅度下降,并长期在低位徘徊。

二全师雄起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扫平割据、统一南北的过程中,实行了“先南后北”的战略,即“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足矣”。之后,再图向北发展。公元964年11月,宋朝派兵六万分道伐蜀,仅六十余日,即攻灭后蜀,据有其全境。

攻占后蜀,对北宋皇帝赵匡胤来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了一个府库充溢、人口众多、自然条件优越的富庶之地;而他所不清楚的是,这个地方同时也是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尖锐激烈之区。

自唐末至宋初,川峡地区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一直非常剧烈。由于唐末黄巢起义军未能进入四川,五代时期四川又相对安宁,侥幸逃过黄巢起义军打击的四川地主,加上先后入蜀避难的唐朝宗室、贵族、官僚,中原的“衣冠世族”以及宋初入川的大批大官僚、大地主,使得宋初川峡地区地主的数量众多,势力颇大。他们“豪夺人田”,疯狂兼并土地,使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其客户(即佃农)。据宋初的统计,川峡地区客户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很多州的客户占主客户总数的比例在50%以上,部分州及盆周山区甚至占到了80%-90%。此外,还存在大批身份地位比客户更低的旁户,“旁户素役属(于)豪民,皆数世相承”,被“使之如奴隶”,其所受的剥削最重。在改朝换代之际,旧有的生产关系丝毫未被触动,广大农民们境况不仅未能改善,反而被宋王朝的掠夺政策套上了新的枷锁。因此,川峡地区的阶级矛盾一直非常尖锐。“均贫富”的口号之所以在四川首先提出,正说明这里贫富差距非常大,贫富不均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由于宋王朝主要把川峡地区视为其人力、物力、财力的取给之地,因此,它在蜀地的基本政策,在经济上是大肆搜括,以资其用;在政治上是极度压制,以防复辟。

在经济上,首先是把“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史载:“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取之,其重货铜布,即载自三峡而下,储于江陵,调发舟船,转运京师;轻货纹毂,即自京师至两川设传置,发卒负担,每四十卒所荷为一纲,号为‘日进’。不数年,孟氏所储之储物,悉归于内府矣。”(《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李顺之乱》。)从此,宋朝“储积充羡”。其后,又在蜀中各州置“博买务”“市买院”等机构,禁止民间“和市布帛”,垄断匹帛、丝锦、绸布的产销,获取暴利。并榷盐酤酒,与民争利。又将蜀中铜钱、金银多数运送出川,致使蜀中铜钱匮乏,物价飞涨。后又溢铸铁钱,以巧取豪夺。

在政治上,为防止后蜀复辟,宋王朝令后蜀皇帝和中央及地方官吏皆挈族押解京师安置,以彻底切断其与蜀中的联系。同时,又将后蜀降兵诏发至开封集结,以便控制、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