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原有文人群落發生重組。所謂“重組”，即面貌與原來不同。漢代的上層文人情況，按後世的分類，約略說之，大抵可分為“經學家”、“子學家”、“史學家”、“‘文學’家”。其中，漢代之“子學家”，就主流而言，無論雜以何種學說，主旨大略不出於以經學標準立言，其“論道”、“說理”的認知方式亦大略與經學方式接近，故仍可與“經學家”併入同列（如蕭統《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頁）正是從“立意”這一共同特性上，可以把“經”、“子”並為一列。）。漢代之“史學”，屬性尚没有後世分得那麽清晰，一般而言，它與“文學”更為靠近。《論語·雍也》“文勝質則史”，集解引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質少。”《禮記·聘記》：“辭多則史。”鄭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韓非子·難言》：“捷敏辨給，繁于文采，則見以為史。”可見“史”確實是與“多文”聯繫在一起的，後世修史者幾乎都是能“文”之士，也頗說明“史”與“文” 的天然聯繫，司馬遷如此，班固如此，後漢的劉騊駼、劉珍、劉毅、劉陶、賈逵、李尤、邊韶、崔寔、朱穆、張衡、蔡邕等參與“東觀”著史，皆為一時之著名“文士”。“史”雖受國家重視，但為史者身份並不很高，古來描述史者辭多文繁的一貫傳統就包含了期許甚低的認識，前引司馬遷“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雖充滿憤激之詞，但史家地位不高也是現實。前引《論衡》：“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柷，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說明史家“職在文書”，主要以文字為擅長，其地位比不得經學致用的士大夫。在漢代，史家的地位與“文學家”近而略高，上述著名“文士”參與修史，很多時候，史家即是“文”家，說明兩者確實略近。《史通·核才》：“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鈞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程千帆《史通箋記》卷九《核才》，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頁。）也說明“史”近于“文”的事實。曰略高，指著史既為國家所主持和確認，有為帝王立則、為後世垂範之神聖性質，又可成一家之言，傳名久遠，故蔡邕危亡之際尚以著史縈懷，張衡為著史上疏請求專事東觀，史家的地位自高出“文學家”。魏晉時四部分類尚為“經”、“子”、“史”、“集”之序，頗能說明“史”之與“集”近而高的時代認識。故大處言之，漢代之“史家”尚可與“文學家”並於一處。
漢代“文學家”也存在着發展變化，武帝時頗以“俳優蓄之”，宣帝時王褒近侍，其為太子逗樂解悶之舉，亦與俳優似。揚雄早年好賦，晚輟而不為，專心事經，這似乎是一個標誌，以“文學家”身份而言詞賦乃“雕蟲小技”，說明他的文化認同和追求已轉向他處，實際上意味着對“文學家”自身價值進行反思而有意識地向主流話語靠近，開始了自覺進行儒化的過程。東漢上層“文學家”普遍地儒士化，除社會大環境的深入持久影響外，他們自身努力地進行“儒學化”鍛造不能不說是個主要原因。或正因為有此思想基礎及表現傾向，又兼擅“文學”，東漢“文學家”也纔可能較為普遍地參與體現國家與時代意識的修史大事中去，被“俳優蓄之”者是不大可能參與其列的。又如西漢文人自言類同“俳優”、對辭賦完全進行否定的情況，東漢在“鴻都門學”之前極少發生，確實顯示了辭賦家的地位有某種程度的提高，這是與他們“儒學化”的歷程一致的。但即使經過“儒士化”，“文學家”作為一個群體，與經學士大夫群落仍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並不能等同，“文學家”的“儒士化”是漢代經學大一統影響對各方面深入滲透的結果，但卻並不是混同了各層次的界限，使眾群體一變而全部成為經學士人，各層次的主流特性依然存在。
綜合以上情況，為論述方便，這裏把漢代、尤其是東漢上層社會群體從整體上分為兩大類——經學家群落（包括“經學家”與“子學家”）和“文士”群落（包括“史學家”與“文學家”），他們構成了國家維護統治的“士”人群整體。當然這個上層“社會群體”內部也有分别，如經學家和“文士”群體明顯的兩分，但經過經學大一統格局從西漢到東漢的長期浸染和滲透，這個上層文人群體具有了共同的終極文化取向：對經學價值體系的自覺認同。且經過長時間的社會發展，上層士人群體中經學家和“文士”兩分的格局基本趨於穩定，它們在經學的最高指示與約束下各安其位，經學家地位最高，為統治的主流群體；“文士”地位偏低，成為社會層次偏低的非主流上層人士。
但“鴻都門學”的發生，打破了這一穩定的平衡，對傳統穩定的士人構成格局產生了衝擊。前已有云，“鴻都門”人士主要以“辭賦書畫”等才藝為能，在文化取向上，大抵代表着世俗的意識和情懷，與傳統士人以《詩》、《書》傳教、以禮儀持家、以仁義自守的思想觀念和作為絕不類同；在階層屬性上，“鴻都門”人士主要出自社會下層，“群小”、“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豎子小人”是他們共同的屬性，“士君子皆恥與為列”亦證明他們與上層“士君子”絕不類同。但就是這群嚮與統治層次無干的人士，藉“鴻都門學”之機，擠入到統治的核心行列中來，不但建立了與太學相侔的國家級學府，而且紛紛得以封官拜爵，極其正式地置身於政治統治行列，儘管“有知掩口，天下嗟歎”，儘管“士君子皆恥與為列”，但無論怎樣，事實上他們就是與“士君子”站在了一列（當時有這樣一種社會情況值得注意，范文瀾曾說：“……從上述事例看來，做朝官的主要是外戚徒党，做地方官的主要是宦官徒党，留給官僚集團的道路是不寬的。”“自一五九年梁冀死後至一六七年漢桓帝死，八九年間宦官勢力幾乎達到獨霸政權的地位。以前宦官徒党多做地方官，現在也做朝官了；以前做地方官多是縣官，現在做到州刺史郡太守了。內外重要官職多被他們把持着，官僚集團的道路比梁冀死前更狹窄了。”（前揭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第145頁）在漢末的階層鬥爭中，“鴻都門”人士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針對儒家士大夫這一點上，“鴻都門”人士與宦官階層具有共同性，事實也顯示，作為社會底層勢力的“鴻都門”人士在被提升的過程中，也確實與宦官集團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宦官徒党遍佔州郡，其中必然活躍着大量的“鴻都門”人士身影，所以說，藉助漢靈帝的這次“鴻都門”人士崛起，一時之間情形也是很盛的，“鴻都門”人士一度位列州郡，對以後“鴻都門”類人物地位的提升、躋身于“士大夫”行列的影響是深遠的。）。
“鴻都門”人士的這次政治和文化入圍，與傳統的“辭章”之士得做“尊官”、傳統的“文士”也一定程度上參與國家政治和文化建設（如問難公卿、修史、頌政等）不同。漢武帝時的御用文人基本被“俳優蓄之”，使問難公卿，衹是武帝運籌政治的一個策略，不問難之時便也就退守到“御用”的狀態和位置上來，偶得“尊官”的，或者是得到了武帝的特别恩寵，一時興起之時，帶有賞賜性地予以封授，既不會常有，更不會成為常制；或者是拼了努力，改轉儒家士人的方式和方向而得以出頭。但無論哪一種方式，都衹是少數現象，既不會改變經學士大夫的絕對統治地位，也没有衝擊道德學問作為選士唯一和最高標準的權威性質。宣帝的辯解一方面表現出賦者地位不高，一方面表現出宣帝對儒家強大的價值體系的認同和自覺遵守。揚雄的轉化更是顯示出經學大一統文化格局下儒學化人於無聲的強大影響。至於東漢的“文士”，基本上完成了“儒學化”的過程（蓝旭說“漢末文人本由儒生分化而出”（《東漢士風與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頁），揭示了漢末文人與“儒”的深層次關係，但“文人”“儒生”的實際關係似不能完全如此定論，尚需專門論述。）。所以，從西漢到東漢的發展，“文士”由消融在經學的強大勢力之中，並不構成對立性威脅，到主群體受統治話語的召喚、浸染而主動向之靠近，其與經學士大夫陣營之間，已形成一種較穩定、較“和諧”的平衡生存狀態，他們的言論、思想、行為的主基調已基本與儒者類同。“東觀”文人基本涵蓋了東漢“文士”的主流（參見劉躍進《東觀著作的學術活動及其文學影響研究》，《文學遺產》2004年第一期。王充《論衡·佚文》也反映漢明帝“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前揭《論衡校釋》，第866頁）。），陽球在抨擊“鴻都門”人士說“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可見東漢“文士”已被經學士大夫集團所部分接受和肯定。即使是與“鴻都門”人士做對比的權宜之言，也要有“文士”被“儒學化”的前提存在，他們的深層文化屬性已基本相同，纔可能有此一說。
東漢“文士”或說東漢正統“文士”與“鴻都門”人士是不同的，這一點或可從蔡邕的身上得到較好的體現。蔡邕曾参與“鴻都門”事，唐張懷瓘《書斷》載：“靈帝熙（熹）平四年……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齊天舉據此說：“他（蔡邕）也曾待詔‘鴻都門’。”（《漢末文風轉變中的代表作家蔡邕》，《文學遺產》1986年第二期）。）可見蔡邕確曾參與“鴻都門”事。蔡邕自己的一番話也可為確鑿之證，前引蔡邕熹平六年上書反對“鴻都門學”曰：“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是批評“鴻都門”人員許官訛濫的事，也就是說參與這次“差次錄第”競作活動的是待詔於“鴻都門”的“鴻都門”人士，蔡邕既“受詔于盛化門”，參與“差次錄第”活動，顯然屬於“鴻都門”人士之一。另外，江式《論書表》“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於時諸獻篆，無出邕者”（《魏書》卷九一《術藝·江式傳》，第1962頁。），也透露了蔡邕為“獻篆”者一員的事實。這就可以解釋蔡邕对“鴻都門學”的批評為什麽遠没有楊賜、陽球等典型經學士大夫那麽激烈的原因了，楊賜、陽球本未入其列，與“鴻都門”人士涇渭分明，故口無遮攔，激言相攻，直指“鴻都門學”“招會群小”，“鴻都門”人士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因為此實為問題要害之所在，至於“辭賦書畫”等小技本為中性之工具，本身並不具備意識形态性質，士大夫也多有為者。蔡邕不同，其既自為“鴻都門”人士，便不好對“鴻都門”人士作整體貶低，故其論不及“鴻都門”作者，而衹着眼於“辭賦書畫”本身，一是說“辭賦書畫”乃“才之小者”，君子當“志其大者”；一是說“辭賦書畫”有高者、低者之别，從中不難體會到蔡邕的批評之中對自身的回護之意。
蔡邕参與“鴻都門”事而批評“鴻都門學”，並不構成矛盾，其代表的正是東漢“文士”普遍“儒士化”的事實。在文化思想方面，他們已代儒家立言，他們自身對“文學”作了“經學化”的體認，即“其高者頗引經訓諷喻之言”，這當為蔡邕善辭章，從事辭章，卻批評辭章的內在心理依據，其“辭章”大概屬於含有“經訓諷喻”的高者。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對之期許甚高，相對於經學致用，“辭賦書畫”衹是“才之小者”，他真正承認的“優大”之事乃在經學，從中不難窺知東漢傳統“文士”的普遍心態。蔡邕的事例是有典型性的，它是漢末社會文人群落結構分化的一個透視點。他們是“文士”，因而與典型的經學士大夫集團不同，但與“鴻都門”人士相比，他們在文化傾向上又向經學價值體系歸屬。在原有的社會文人結構中，經過長期的發展磨合，經學士大夫群落和“文士”群落構成的“二元”格局趨於穩定，當然兩者也不是隔若參商，它們之間的界限帶有模糊性。東漢時期，經學士大夫也多有善文者，“文士”陣營中也多有後世認可的“儒士”，二者之分乃就其主流而言，而且漢代的經學社會賦予這個上層的“統治”群體一個共同的深層文化特徵，即對經學價值體系的共同認同並視之最高。在這種情況下，“文”很難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漢末上層“文士”最風光、最有價值的“文事”舉動，莫非頌君、美政、修史，翻檢《後漢書》，頌君、修史之例非常之多，正說明上層“文事”所面臨的困境。漢代的“文學”雖一直在發展，但要依靠上層“文士”的自覺發動而掀起實質性的變革是困難的。
但“鴻都門學”不同，其出現本就帶有反“經學”的本意，其所突出和崇尚的是歷來被經學士大夫認為“淫靡不急”的“小能小善”——“辭賦書畫”，其所引用拜擢的是嚮被經學士大夫所輕、缺乏經學習染和教化的“豎子小人”。而且，不但建立了與太學對等的國家學府——“鴻都門學”，以國家的名義廣為召集善技藝小才之士，還對這些人員進行拜擢封官，而且這不同於以往帝王一時的恩寵賞賜，而是形成了規模性的社會現實，不但“作者鼎沸”，“至千人焉”，還有廣泛的社會影響。並且，在拔擢“鴻都門”人士的時候，還對經學士大夫勢力進行了排擠，致使“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鴻都門學”造成的客觀效果是：一，傳統經學話語權力的獨尊性質遭到挑戰，“辭賦書畫”等小能擠進可資拔用的神聖“選舉”領地；二，傳統的較穩定的上層士人群落構成發生了變化，善“辭賦書畫”的“小人”跨入了統治階層的行列。至於這種變化影響的深度和廣度，一方面由於資料的不足不好言說，另一方面由於“鴻都門學”發生的過程較短，靈帝統治時期不長，以及初期士大夫激烈反對，它並没有得到充分發展。但它所昭示的事實是：傳統的“文士”即使努力向經學體系靠近也無法獲得的際遇和殊榮，卻偏偏在不以經術為長的“下層”人士那裏得到了實現，其所帶來的震動必定是久遠的。“文學”的深入變革在緊接下來的曹魏時期發生了，正可驗證“鴻都門學”所產生的實際歷史意義。
第三節曹魏上層文人集團的分化及其文化背景〖*2〗
一、曹氏政權與“鴻都門學”熹平三年（174），曹操二十歲，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熹平六年（177），曹操遷頓丘令，徵拜議郎，次年（178）因從妹夫被誅，免官。從熹平三年開始，曹操就在洛陽，熹平年間正是“鴻都門學”由待制到建置及產生影響的重要時期，聲勢所及，曹操不可能無所聞見。並且，曹操本人兼擅諸藝。《三國志·魏書》本紀注引《魏書》曰：
是以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
又注引《博物志》曰：
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又好養性法，亦解方藥，招引方術之士，廬江左慈、譙郡華佗、甘陵甘始、陽城郗儉無不畢至，又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鴆酒（《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注引，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