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文論反映出的上述趨勢是以西晉文學的特定發展面貌为基礎的。西晉文學最為鮮明的一個特徵是它的雅化。四言創作的“回潮”，對經典遺意及規範的刻意遵循與模仿，營造出西晉文學濃厚的“典雅”特色。西晉文學這種時代特徵的形成原因應當是多元的，不過其中之關鍵當還是由於上層統治者的需要及推動。司馬氏是傳統儒家士大夫勢力的代表，其政權的取得經過了與曹氏集團勢力激烈對抗的過程，出於對曹氏“尚文辭”政策文化傾向的顛覆，出於對自身集團文化統緒的維護，出於對自己憑資篡得政權的口實的宣揚，司馬氏自開始執政起，便大力推行儒教，推尊儒術。這在文學領域也反映得相當明顯，除了在相關文學理論中貫徹這一傾向之外，統治者更是率先垂範，以帝室為中心的賦詩活動，幾乎全部采用四言，官僚士大夫之間的賦作活動也基本以四言為主，反映了統治者對文學創作的要求及一貫傾向。
西晉文學的這一“雅化”傾向並不是傳統認為的僵化、保守、一無是處，它在文學發展推進的過程中依然發揮着特定的作用。概括言之，其對文學的發展進程產生了幾方面重大影響：
一，“雅”作為一種文學規範，更多地體現為對“共同性”的要求，而對創作者一己之個性、情思則多所限制，這就是為什麽西晉文人創作“千人一面”的主要原因，而文才偏多的西晉文人在創作內容及表達上不得任意施為，也就把更多的精力轉到文學形式方面的探求及講究上來，促成了西晉文學特别關注文學形式要素、精心於藻繪等發展事實。
二，“雅化”推動了“文學”深入推進、在西晉社會普及發展的進程。“雅化”體現了統治者對“文學”進行規範的意圖，但這種由統治者宣導及參與的“規範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又是一種變相的號召和推動，經由統治者改造和規範之後，“文學”倒是比較徹底地完成了“上層化”、“文人化”的過程，因為“文學”也可以表達經典遺意，也可以“類同”經典，所以上層士人可以普遍地作詩、從事“文學”了。對比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的魏、晉部分，可以看出兩時期詩人群體特性的鮮明不同：曹魏時期“文士”與“儒士”的分别還是相當明顯的，“詩作”主要由前者完成，後者很少參與；而从西晉開始，創作者的這一群體分化開始模糊，前者後者都積極、大量地參與賦作，標誌着詩歌創作的“全階層化”，也就是詩歌創作在社會的全面普及，這正構成了下階段文學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
三，西晉文學的“雅化”還反映了文學表現模態之“經學模式”的深入發展，此節下面再作交待。
玄言及山水田園詩的出現與發展是兩晉、尤其是東晉文學的大變化。玄言詩在東晉而大盛，人們往往詫異於這樣的事實：為什麽玄言詩没有發生在玄理尤盛的西晉而出現在玄理、玄意無甚新發展的東晉？論者以往多集中於玄學的發展、佛教新因素的促動等方面來予以考慮，這自有道理，不過人們多所忽略的文學因素其實正是這一現象產生的核心原因之一。西晉文學的“雅化”促進了文學在社會上的深度推進，促使了文學創作的“全階層化”發展，無論是“文士”還是“經士”，無不廣泛地參與創作，可以說文才已經是成為“名士”必不可少的素質，那麽“玄”、“文”在人們的文化結構中發生交融乃至生成“玄言詩”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不過“玄”、“文”的結合要經過二者各自都有較為充分的發展、並在實際生活當中漸漸發生交融，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於是“玄言詩”的出現推至東晉時期纔出現。
由西晉文學的“雅化”再發展到東晉的“玄言詩”，這一文學進程還體現着文學表現模態發生的某些變化。曹魏文學雖有掙脫經學束縛、獲得自身獨立發展的一面，但傳統文化的嚮“道”體性及經學“大一統”所打下的深深烙印、乃至儒家文化作為傳統文化主流與核心的事實，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着輻射和影響，“文學”是很難擺脫掉與經學的糾纏的，反而是對經學精神的自覺體認與表達倒成為“文學”最經常的內蘊之一。如曹魏文論中對經學原則的自覺歸附、“建安風骨”對儒家積極濟世精神的貫徹與表達，這裏的“經學精神”或“經學要素”不但不是阻礙、束縛的因素，而且還是這些文學現象中積極、有機的合理組成成分，這樣的態勢在傳統的文學精神中一直就是一條很明顯的主線。這裏把這種在文學精神上明顯透露着“經學意識”或體現着“經學規範”的文學表現模態，暫稱之為“經學模式”的文學。如果說曹魏文學的變革意義更多地顯現在從外部環境上為“文學”爭得合理的生存、發展空間，那麽西晉文學的意義則更多地在於明確地給“文學”貫以“經學意識”，在於明確地對“文學”施以“經學意識”的影響。此舉與漢代的經學“大一統”並不類同，漢代構建經學統治體系是在發展經學，西晉的舉動是在發展文學，不過在文學表達的傾向上要向“經學規範”靠近，但這首先還是文學表達，而不是經學表述。從上述角度講，西晉文學的“雅化”，對“經學意識”與“文學精神”在文學的前提及意義下結合的演練是有着推進意義的。在西晉文論中，關於“經學意識”與“文”之關係的集中、明確論述，已直接開啟了劉勰在傳統文學中影響巨大的“宗經”觀念，從這個意義上看，西晉文學的“雅化”仍有它特殊的存在意義。至於“雅化”影響下的西晉文學創作成績不高，那是另外的事情了，文學研究的意義更在於關注事實真相，而不是僅作文學欣賞，所以前者是更值得關注的。
玄言詩是玄學與文學結合發展的產物，同時它也可以看作是“文學”對主流思想——玄學的介入表達，如果說此前文學對主流思想——經學的表達，更多地是與政治強力結合在一起的，那麽此時文學對玄學的介入表達則更多帶有了自主選擇的意味，在這一層面上，也可看出文學在此期取得深入發展的事實。同時玄言詩的發生還預示着文學表現的另一個基本模態——“道家模式”的出現（與“經學模式”相對，暫如是稱之）。與“經學模式”的文學關注現實、積極與世的表達傾向不同，“道家模式”的文學更傾向于對自然、自由、適意的個體情懷的體認與表達。玄言詩的成熟發展帶動了不同於“經學模式”的這一文學表現模態的眉目的初顯，不過玄言詩還主要囿于對玄理進行思辨和體味，尚未以具體物象來感悟、體認內心的深入，所以玄言詩所預示的新文學表現模態，其較為成熟的面貌的出現是在後繼的山水田園詩那裏。
山水田園詩由玄言詩進一步演化與發展而來，玄學所引入的“自然”，开始是代表宇宙間萬事萬物規律的一種存在，後來向具體存在之自然發展，在這個過程中，認識由“自然”代表“大道”向“大道”存乎具體“自然”之中發展，如是則人們可直接具體地睹物觀道，而不必大費周章地围绕抽象的“道”進行爭執，既然“山水以行媚道”，那麽人們通過對具體山水的感受與體認就可以把握、認識大道了，如此，於山水間“觀道”又與東晉士人貪圖山水間的安逸享受統一起來，享受與“名士”之譽兩不耽擱，所以山水意識、山水詩大行其道也就很自然了。
山水田園詩的發生發展對傳統文學影響甚巨。一方面，文學涉“玄”，首先發生的是玄言詩，不過玄言詩通常是通過直言玄理玄意以成詩，故“平典似《道德論》”，也就“淡乎寡味”了。山水詩不同，它主要通過具體的物象來體會玄境玄意，其中有象，其中有味。頗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特徵的“意境”要素，在山水田園詩中已粗具面目了。另一方面，藉助具體之山水田園可以澄懷觀道，就為個體心靈所寄在文學當中找到了一個現實的實踐方式。山水詩與山水畫在中國藝術的長河中蔚為大國、經久不衰不是偶然的，尤其是山水詩，它在傳統文學中最基本的表現模態——“經學模式”之外，另開闢了一個全異的表現模式。如果文學表現衹是一味地筆涉民生、積極與世，文人的精神世界也就過於單調、文人們的神經也就繃得太緊，“道家模式”為文人的精神世界開闢了一個心靈的歸棲地，一個柔性的觀照所，這樣一動一靜、一積極一澄靜，可進可守，兩種表現模態恰構成了傳統文學表達情志最基本的兩種模式，山水田園詩是後者最適宜的一種方式，故在傳統文學中生生不息，衍為久制。
總的來說，兩晉時期的文學發展，一是體現了文學全階層化的現實；二是文學兩種基本表現模態已基本奠定。也就是說，後世文學發展的大勢在此時期已基本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