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世文論的另一個顯著特徵是文體論成為文論的主流。文體辨析至少在東漢就已經開始了，劉師培說：“文章各體，至東漢而大備。漢魏之際，文家承其體式，故辨别文體，其說不淆。”（《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第三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前揭《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第19頁。）事實確實如此，蔡邕的《獨斷》涉及了策書、制書、詔書、章、奏、表、駁議等；漢末劉熙《釋名》也論述了奏、檄、謁、符、策書、啟、表、詩、賦、論、贊、碑等；魏桓範《世要論》涉及贊像、銘誄、序作。上述諸人雖涉及了文體辨析，但他們的著作都是為其他目的而作，不是在論述“文學”，也就是說，他們關於文體的論述還不是“自覺”的文學行為，故還不能算作文學意義上的文體辨析（傅剛說：“蔡邕的《獨斷》據《玉海》說是考證辨釋漢以來典章制度、品式稱謂的書，這就表明他是將策、制等文體僅作為典章制度的內容看待的。劉熙《釋名》也是這樣的。……劉熙仍是將文體與一般事物相等看待。桓範《世要論》，更將文體辨析看作他批判現實的一個方面內容。……《文賦》、《文章流别論》、《翰林論》也是如此，都首先將各問題納入到‘文’的觀念中進行分析評論，這就與桓範等人有了質的區别。”（《漢魏六朝文體辨析觀念的產生與發展》，《文學遺產》，1996年第六期））。嚴格意義上的文體辨析當從曹丕的《典論·論文》開始，其文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這些說法雖然依然簡賅，在文中所佔的篇幅也不大，但它確確實實開啟了以後文體論的先聲，晉世的文體論正是承此而來的。
談晉世文體論者，不能不首先提到傅玄。摯虞《文章流别論》記載：“傅子集古今‘七’而論品之，署曰《七林》。”這是品論單種文體，除《七林》外，傅玄還有《七謨序》、《連珠序》，也都對文體的發展歷程、特徵進行了精當的概括。文學史上提及最多的晉世文體論者，當歸陸機，其《文賦》主要論述文學的創作過程，在論述寫作對文體的要求時，列述了十種文體，並簡要指出了它們各自的風格特徵：“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狂。”陸機的文體論對後世影響固然很大，如明胡應麟說“‘詩緣情而綺靡’，六朝之詩所自出也”（前揭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第146頁。），但這多是指陸機的說法合乎或印證了六朝詩的發展規律。就文體論本身的發展而言，陸機自有他的獨特貢獻，但卻不宜誇大。實際上，對後世影響巨大且更為詳切與專業的晉世文體論著，應該屬摯虞的《文章流别論》（羅宗強認為：“（《文章流别論》）實際當然遠不止這些（文體），既然遠及圖讖，則舉凡其時已存在之各種文體，當均在論述範疇之內。從這一點，可以認為摯虞文體論實為其時文體論之集大成之作。”（前揭《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第三章《西晉士風與西晉文學思想》，第104頁）可參看。），“《文章流别論》主要是關於各種文體的志論”，它“把文章體裁區分得更加細緻。其研究方法，是從本體論出發，考察各種文體的起源、流變，然後循流溯源，由本及末研究各種文體的形態、特徵、功用及其意義。這對後來的劉勰、鍾嶸等人都產生了影響”（前揭穆克宏、郭丹編著《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第86、87頁。）。實際上，《文章流别論》對後世文論，尤其是對作為六朝乃至整個古代文論高峰的《文心雕龍》的影響，已不僅僅是方法的問題，許多重要的認識，如《文心雕龍》中指導性的文學觀念是“宗經”，其上編五篇總論之後，緊接的就是二十篇文體論，文體論也是體現宗經思想最直接、最鮮明的部分，這一提法及邏輯，實際上正直接來源於摯虞的《文章流别論》，當然這些影響已是後話。與《文章流别論》類同的文論著作還有李充的《翰林論》，大概也是通過編輯文章來討論文體的，對文體風格的揭示有其獨特的地方。《文章流别論》與《翰林論》在晉世的出現，顯示出文體辨析在晉世文論中已蔚為大觀（前揭穆克宏、郭丹編著《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在《翰林論》一節的“說明”當中說：“編纂書目，分析各家各類的流别指歸；辨析問題，探討各種文體的淵源與特徵，自魏晉以降，蔚成風氣。”（第100頁）可參看。），發展到較為成熟的階段。以後《文心雕龍》分文體為三十三大類，《文選》將文類區分為三十七大類（《文選》的文體分類，一般有三十七類、三十八類，甚或三十九類的說法，可參見傅剛《論〈文選〉“難”體》（《浙江學刊》，1996年第六期），這裏采用通常的三十七類說。），甚至梁任昉《文章緣起》將文體分為八十四類（朱迎平《〈文章緣起〉考辨》，前揭《古典文學與文獻論集》，第50頁。），這些文體辨析系統、深入的发展過程中，摯虞的《文章流别論》、李充的《翰林論》不能不說是一個轉關。
“文學”的變化主要是在文學、文人這兩大基礎範疇內展開的，文論也基本是圍繞着這兩個範疇進行的。曹魏階段的“文學”有一個針對漢代文學、文人狀況進行變革的前提，故此期文論相應地也就在關注文學狀況、文學地位的改觀，文學的改觀自然也涉及作家境遇的改變，所以“作家論”、“價值論”成為文論中的主要內容。隨着文學的深入發展，文學的狀況與地位已大有好轉，文學自身的要素開始凸現出來，相應地，文論中就出現了關注文學本體因素的討論傾向，即文本論傾向的出現和加強。作為文學兩大基礎方面之一的“文人”，在文學發展仍處於上升、完善的階段，因其際遇、地位的變遷仍與文學地位、內涵的進一步發展直接相關，故而晉世文論中的作家論仍是重點內容，不過，其雖與曹魏時期的作家論稱名相同，但其內部是有極大差别的。總的說來，比照曹魏文論，晉世文論更加關注文學的本體要素，文論是對文學發展的批評總結，晉世文論的這些變化，正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文學在晉世深入發展的行進過程。
§§§小結文學基本表現模態的定型
比較魏晉文論可以看出，兩者所反映的文學發展形勢與階段有很大不同。曹魏文論以“價值論”與“作家論”為主流，即主要从文學的“外部因素”考慮、考察对象，這是與曹魏文學特定的發展階段緊密相應的，曹魏文學的發生、發展以變革漢代所奠定的文學格局與文學狀貌為前提。總的來說，在漢代，無論是文學，還是從事文學的文人，地位都是很低的，如此而欲求得文學的正常、繁榮發展是不大可能的，曹魏“尚文辭”，首先就要打破這樣的文學發展格局，改變這樣的文學發展面貌，所以提升文學與文人的地位、為之正名乃是首要之務，故“價值論”與“作家論”衍成文論的主流，成为此期文論所考察與解決的主體內容。兩晉文論比照曹魏時期發生了較大變化，“價值論”已經不再是討論的对象，說明此時文學在社會文化結構當中已是一種自然、合理的存在，已較為充分地為人們所接受認可，而不必再為其存在及“價值”正名。“作家論”依然是此期文論的重點，系統的作家專論的出現，說明“作家”這一社會群體以自己特殊的存在特性為人們所關注，反映了作家進一步深度融入社會的現實。此期文論的一大亮點是“文體論”主流地位的確立，甚至許多“作家論”就是附着在“文體論”著作中完成的，這是文論的大變化，反映了文論由曹魏時期主要關注文學外部因素的“價值論”、“作家論”向此期重在關注文學內部因素的“文學本體論”傾向發展，这意味着文學在兩晉進一步深入發展的變更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