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其中是起了大變化的。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影響相當大，不但西漢的國家藏書分類以之為準，東漢的藏書分類體例同樣遵循之，班固又以之為藍本編撰了《漢書·藝文志》。曹魏代漢，國家圖書整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由於魏秘書郎鄭默的《中經》已經散佚，不得而知，不過到了兩晉，群書分類體例已經發生了大變化，由《七略》體制而變成了《中經新簿》的“四部”分類。這一變化的奠定者荀勖（關於“四部”分類的始創權，學界主要有兩種意見，錢大昕在《元史·藝文志》中說“晉荀勖撰《中經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五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姚名達認為“魏鄭默所始製之《中經》，僅僅‘考核舊聞，刪省浮穢’而已，未必於《七略》之外，另創新分類也。（荀）勖雖‘因《中經》，更著《新簿》’，然亦不過因其所有之書，而未必因其分類之法。故有推草創四部之功於鄭默者，亦未免失之好立異說也”（前揭《中國目錄學史·分類篇》，第59頁）。王欣夫認為“四部的創始當屬荀勖”（《文獻學講義》第二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頁）；來新夏則認為荀勖四分法是依據鄭默而來，“四分法的創始應說是，魏鄭默開其端，晉荀勖畢其功”（來新夏《古籍整理散論》，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6頁）。現一般認為“四部”分類源自荀勖。）當是很熟悉《七略》的，其曾“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錄》，整理記籍”（《晉書》卷三九《荀勖傳》，第1154頁。），作為校書整理記籍的帶頭人，他不可能不熟悉著名的《漢書·藝文志》，其不做便宜的因循而是另起爐灶，采用“四部”分類，衹能說他的編撰思想起了變化。就文學方面而言，此期文學已有了普及、深入的發展事實，社會對之已有了明確的確認，人們的認識已與兩漢時期迥然不同，故《中經新簿》采用的體例與《七略》是不同的（史學此期同樣發生着和文學類似的變更過程，胡寶國曾論說：“《漢書·藝文志》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於《春秋》經之下，史學没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勖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於乙部……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後人們對經學與史學的區别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勖、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前揭《漢唐間史學的發展》，第30-32頁）可參看。）。“四部”分類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七略》分類當中建構經學“大一統”的內在邏輯框架，而趨向於較為單純的圖書目錄分類。正如第二章所介紹的，《七略》的分類是有嚴密的思想體系的，《七略》對群書的編排劃分的第一要義還不是後世所說的目錄學意圖，其校書最重要的意图還是為了整理、引導學術思想，以與現實經學和政治聯姻、經學指導一切的思想統治格局相應，其各略之間以經義強為之貫通正是這一意圖的貫徹。魏晉時期，文化的組構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史、子、集各類面貌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學在政治、生活當中的影響和控制力已遠不似兩漢時期，其他各文化類别也都有了自身的長足發展，這一時期還以《七略》的思維進行分類是不大合適宜的，所以也就有了“四部”分類法的誕生。甲、乙、丙、丁之分雖也包含了主次、前後之别，但各類别之間畢竟已經突出了“平等性”（章太炎說：“經與史自為部，始晉荀勖為《中經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舊法。”（前揭《國故論衡》中卷《原經》，第61頁）實際已說明了四部各自成類而不互屬的關係，“甲乙丙丁”之分“非舊法”，正透露了“四部”法與《七略》內部有嚴密邏輯關係的分類不同。余嘉錫說：“蓋古人于凡事物之多而無定名或失其名者，則皆以甲乙丙丁代之，取其便於識别，猶之後世以天地玄黃編號耳。荀勖之四部正是此例。”（《目錄學發微》，巴蜀書社1991年版，第136頁）也說明荀勖的“四部”之間是各自獨立而較為平等的。）。另外，“甲”、“乙”、“丙”、“丁”四部的稱名，也頗能反映各文化類别已發生了大的變化的事實，由於它們各自的發展、增容，如用傳統的“六藝”、“諸子”、“詩賦”等為類别之稱名，顯然已不大好涵蓋，所以纔采用了包容性更大的“四部”說。“四部”稱名的成立，並不衹是一種任意性的隨機之舉，其透露的是文化種類發展、文化結構調整的重大信息。其中，“四部”中的“詩賦”與《七略》中的“詩賦”在分類邏輯中的地位和狀態顯然也不可能相同，詩賦在兩漢的地位、影響及狀貌與在魏晉時期的狀況已不能同日而語。
《七略》中的“詩賦略”的的確確就指稱“詩賦”，而“四部”中“丁部”的“詩賦”顯然不可能僅僅指“詩賦”。魏晉時期，文學的地位、狀貌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觀，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除了詩、賦，其他如碑、誄、銘、贊等，都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如果這些還衹是“韻文”的話，那麽作為“文筆”之“筆”的章、表、書、記等在此時期同樣有了驕人的成績（逯欽立總結初期文筆說列了三條結論：“（一）文筆說的起來。在東晉初年。（二）文指有韻的詩、賦、頌、誄等一類著作。筆指無韻書、論、表、奏等一類的製作。（三）經、子、史等專門著述，不入單篇的文筆範圍。”（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說文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9頁）可參看。有人把“文筆”的區分看作是文學發生重大變化的一項重要依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對文學对象進行細化、辨析本身就說明人們文學觀念的深入，“文筆”的實際區分及對之的論說起於東晉，正反映了東晉文學發生深刻變化的時代事實。），如前述葛洪的著作已經分為“碑誄詩賦”與“移檄章表”，這些內容在晉人的“四部”分類中，顯然要統統歸於“丁部”，而不可能附入其他類别。兩晉時期存在的大量别集，即使很多由後人整理，但各篇作品的存在當多附存於國家的藏書當中，其中的“詩賦”和非“詩賦”類，顯然都應當在“丁部”。所以，所謂的“丁部”有“詩賦”或“詩賦為丁部”，都是一種籠統的指稱，其中應當包含魏晉絕大多數的“文學”類别，以“詩賦”代指不過是遵照傳統而已。這也正折射出文化種類漸繁、地位已發生變化，傳統稱呼無法涵蓋，故分為“四部”的分類邏輯。
“丁部”包含“詩賦”之外文學類别的事實，可以從“丁部”的發展過程中得到說明。繼晉世《中經新簿》、《晉元帝四部書目》之後，產生較大影響的圖書分類著作還有王儉的《七志》、阮孝緒的《七錄》。《隋書·經籍志》載：
（王儉）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第906-907頁。）。
（阮孝緒）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一），第907頁。）。
其他部類如何變化且不管它，二書中的“詩賦”部分，雖稱名有變，但“紀詩賦”的實際及功能是没有變化的，它們都說“紀詩賦”，但稱名為什麽變化了呢？阮孝緒《七錄序》曰：
王（儉）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為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為集，于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為內篇第四（《廣弘明集》卷三《歸正篇》，上海古籍出版社《弘明集廣弘明集》合編本，第112頁。）。
也就是這一部類有了長足的發展，僅依照傳統的習慣稱之為“詩賦”已不合實際，故改為《文翰志》，又繼而改為《文集錄》，以便把不斷發展壯大、類部日漸繁複的“文類”較好地包容進去，做到“于名尤顯”，名實相符。但即使有了這樣的認識和變化，史籍仍還是習慣地稱為“紀詩賦”，以之反觀兩晉“丁部”的“詩賦”，即可知其也是包含了晉世“全部”的“文學”的。
從上述情況也可知道，兩晉以後，“文學部類”的稱名雖日漸符合實際，關於“集部”的認識也越來越成熟，但其“紀詩賦”、獨成一部的事實與基本框架是在兩晉時期就確立了的。在這一層面，後世的發展衹是延續和完善，並没有如其他一些部類那樣进行變動和探索。正是從晉世開始，中國傳統目錄學中的“四部”分類開始確定下來（關於傳統目錄學中的“四部”分類，基本認為是由荀勖《中經新簿》開始的，如趙翼《陔餘叢考》卷二二：“其（古書）以四部分者，自晉秘書監荀勖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頁）錢大昕認為：“四部之分，實始於此（《中經簿》）。”（錢大昕著、呂友仁標校《潛研堂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頁）章學誠認為：“荀勖《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贊與汲塚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為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于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為一變，亦其時勢為之也。”（前揭葉瑛《文史通義校注》，第297頁）等等，可參看。）。相對而言，“集部”在兩晉時期的發展是較為充分的，“四部”分類中的“集部”建構在這一時期基本定型，這與前面章節論述的兩晉文學及文集的發展狀況是吻合的，兩晉文學的充分發展決定了“文學”在歷史文化的構成發展中較為徹底地完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轉變，從此名正言順地躋身于文化大家族中，成為與其他文化種類同等重要的文化成員。
兩晉文學、尤其是兩晉時期文集的充分發展，使傳統文學的發展進程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其在傳統目錄學“四部”中地位的穩定和確立，不僅僅是目錄學上的問題，還意味着社會基本文化構成發生了重要變化。前引章學誠“集部著錄，實仿于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為一變”的說法，其中“一變”的時期雖指為“蕭梁”，但準確講，“古學”實際上真正的“一變”當在晉世，也就是大家都承認的“四部”實際確立的時期，“蕭梁”不過是從稱名到認識都已成熟因而更明確了而已。兩晉的這一變化對後世文學發展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中國傳統的文化分類，一直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目錄學問題，或者說，傳統的目錄學分類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純粹為學術上的目錄學需要而進行的。尤其是早期的文化類别區分，通常是根據其在社會上的功能和作用劃分的，某一文化類别早先在社會特定職能部門的應用，可能決定了這一文化類别在後世文化格局中的發展地位、存在狀態和拓展空間。如“經”部類的確立及其在傳統文化中權威地位的取得，是與其基本的典籍本就是先王往聖執政的政典密切相關的；“子部”典籍是“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的結果，其相對于先王之政典，自然是等而下之的，但“禮失而求諸野”之說揭示了其與“經典”的天然關聯；“史部”的確立及其地位的形成也與其“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功能有關，古代史不得私作，文人往往以能成史為榮就是因為這一傳統體性；“集部”所代表的文化類别由於其與“質”相對的“外華”特性、為帝王“致娛”的一貫功能，所以在後世的發展中是極盡艱難的。上述四類的劃分，其始基本上是由它們在社會中的功能決定的，至於後世日漸從目錄學上對四者加以認識，已是後話了。文化部類劃分的這一特性決定了後世“四部”劃分中的一些混亂，如“經”、“子”、“史”中往往有“文”的成分，“子”、“史”、“文”中往往表現着“經”的思想，如何選裁、劃分，其說紛紜，原因就在於傳統中的“四部”分類本就不是純粹目錄學上的分類，而是體現着傳統文化特點、深受傳統文化特徵浸淫的相當特殊的文化類别劃分。
正是基於傳統文化的以上特點，“四部”的劃分已經不僅僅是目錄學上的問題，而基本上可以把被區分了的“四部”看成是傳統文化成分的四大類型。可以說“經”、“史”、“子”、“集”在實際的社會文化應用中大體上仍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發揮着不同的功能，它們一道構成了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的内容。自“四部”分化開始確立以後，尤其是“經”、“文”兩部，基本上就成為社會上最顯要的兩大文化力量，從隋唐開始，“明經”與“進士”成為科舉取士的兩個最基本科目，前者為“經學”，後者則主要以“文學”為顯要（唐代“進士”科，名目頗多，但以“詩賦”最為文人看重。北宋自神宗朝起，科舉固定為“經義”、“詩賦”兩科。），這是一個最顯著的標誌，意味着傳統文化中“經”、“文”同尊的完全實現。而這種局面的發生和出現，兩晉時期“四部”文化分類格局的確立不能不說是一個轉關。如果再進一步推究兩晉時期“四部”的文化分類是怎麽出現的，這一時期文學的深入推進、尤其是文集的興盛發展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四部”分類的出現和成立，是四部類文化內容共同發展的合力的結果，文學因素衹是其中的影響之一，因為本书主要論述文學，故這裏如是說，並不意味著“四部”分類的成立衹是文學發展的結果。）。
小結
社會對文事、文才的確認及“經”、“文”並列文化格局的形成本章所揭示的兩晉文學變更，是在兩晉時期文學整體的生存環境下發生的，也就是彼文學面貌的發生，是有相應的文學存在條件予以促成的。兩晉文學的發生環境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一，文才在兩晉時期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認同標準。西晉時的“二十四友”、“八王”幕府多文士、張華多賞識與舉薦文才之士、社會賢達對突出文事予以褒獎及為之延譽等都反映了此期社會對“文才”的認同。東晉時期這種態勢進一步深入發展，“文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與玄談才能等量齊觀，“談文”與“談玄”同樣成為名士顯示才華與身份的重要文化素質，這在《世說新語·文學》中有集中的反映。且從西晉到東晉文人以“文才”自賞、以“文事”自得的傾向愈發明顯和普遍。如果說曹魏時期對“文才”的重視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着階層變遷的政治意味，那麽兩晉時期對“文才”的重視則更多地體現着“文學”勢力在社會中快速增長的事實。
二，兩晉時期文學活動空間日漸擴大，標誌着文學向社會深層縱深推進。與曹魏及其之前文學活動的社會空間基本發生在帝王及宗室周圍不同，兩晉時期的文學活動，雖以帝室成員為中心的模式依然是此期活動的重點，但總的來講，文學活動空間已發生了明顯的下移，没有帝室成員參與、僅為官僚之間進行的文學活動漸漸成為了兩晉文學活動的主流，並且，隨着活動的日益發展與成熟，文學活動的空間進一步下移，一些文學活動又逐漸脫去了“官味”而向一般的士人間推進，而且與社會活動方式不同的文學活動類型——家族文會，也在東晉時期出現，最著名的即為謝氏家族文會。上述軌跡反映了文學在兩晉時期漸向社會深層推進、文學更為深入地被社會認同的發展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