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間王司馬顒掌國政時的太宰府，在可輯的七名僚佐中（另有兩人未就），未見有明確“文學”背景的人士，其中為當時名流者也不多，可以看出司馬顒似乎不是很在意對社會名士的搜羅。
在“八王”之中，尤以東海王司馬越府的情況為史家所注意，如《世說新語·賞譽》第三十三則說“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雋異”，臧榮緒《晉書》載庾敳“從子亮少時見敳在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時秀異”，《晉書·庾敳傳》載其“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咨祭酒。時越府多雋異”（《晉書》卷五〇《庾峻傳附子敳傳》，第1396頁。），可見司馬越的太傅府是當時俊才雲集之地。據林校生《西晉“八王”幕佐分府考錄》，司馬越的太傅府可輯的幕佐有五十九人，其中有文學背景的人員如下：
1.左長史劉輿，劉琨兄，“二十四友”之一。
2.長史閭丘沖，博學有識鑒，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輯有其詩。《隋書·經籍志》有《閭丘沖集》二卷。
3.司馬轉長史潘滔，潘尼侄，“有文學才識”（《世說新語·識鑒》第六則“潘陽仲見王敦小時”條注引《晉陽秋》載：“潘滔字陽仲……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前揭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391頁））。
4.參軍轉軍咨祭酒轉從事中郎庾敳，有重名，“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鵬鳥》也”（《晉書》卷五〇《庾峻傳附子敳傳》，第1395頁。）。
5.軍咨祭酒盧志，見前成都王司馬穎大將軍府僚佐。
6.軍咨祭酒孫惠，見前成都王司馬穎大將軍府僚佐。
7.主簿郭象，少有才理，好《老》、《莊》，“常閒居，以文論自娛”，“著碑論十二篇”（《晉書》卷五〇《郭象傳》，第1396-1397頁。）。
8.參軍鄒捷，湛子，“亦有文才”，“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晉書》卷九二《文苑·鄒湛傳附子捷傳》，第2380頁。）。
9.掾轉參軍李興，有文才。
10.掾轉參軍王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晉書》卷七六《王廙傳》，第2002頁。）。
11.行參軍阮修，阮籍從子，“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晉書》卷四九《阮籍傳附從子修傳》，第1366頁。）。《隋書·經籍志》有《阮修集》二卷。
12.參軍轉從事中郎遷左司馬裴邈，《隋書·經籍志》有《裴邈集》二卷。
13.主簿荀闓，見前齊王冏大司馬府員屬。
14.記室參軍阮瞻，阮咸子，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晉書》卷四九《阮籍傳附孫瞻傳》，第1363頁。）。《隋書·經籍志》有《阮瞻集》二卷。
15.參軍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隋書·經籍志》有《陶侃集》二卷。
16.鍾雅，好學有才志，入為佐著作郎。《隋書·經籍志》有《鍾雅集》一卷。
17.掾謝鯤，少知名，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晉書》卷四九《謝鯤傳》，第1377頁。）。《隋書·經籍志》有《謝鯤集》六卷。
18.掾庾亮，曾為庾闡《揚都賦》名價，使“都下紙為之貴”。《隋書·經籍志》有《庾亮集》二十一卷。
五十九名僚佐當中，有“文才”者十八人，近三分之一。司馬越的府佐群體在文化取向上明顯地傾向于“玄談”（見前揭林校生《西晉“八王”幕佐分府考錄》，其中有對“司馬越府的玄學化傾向”的專門考察。），除了相當多的人員具有“玄學”背景或“玄談”經歷外，有幾個情況也很能說明司馬越府的“玄學化”取向。如“（胡母）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光）逸于司馬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閒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胡母輔之是著名的玄談家，出身寒門的光逸也是因為“善談”纔被胡母輔之所賞，胡母輔之、光逸即為著名的“八達”之成員（《晉書》卷四九《光逸傳》載：“（胡母）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第1384頁））。為一時談宗的王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在司馬越死後，竟然“眾共推為元帥”（《晉書》卷四三《王戎傳附從弟衍傳》，第1237頁。），這與其說是看重他的經國才能，倒不如說是因其作為“談宗”的影響。從中不難見其時司馬越府的文化氛圍。但這衹是特别重視“玄學”而已，正如上一章已經介紹的，一些學者認為西晉玄學家和文學家是兩分的，較少互善，在這一背景下，近三分之一的比例應當是很高的了。《世說新語·賞譽》第二十八則說：“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慶孫是劉輿的字，陽仲是潘滔的字，這三才之中有兩人是有“文學”背景的，而且劉輿還深得司馬越的信任（如《晉書》卷五〇《庾峻傳附子敳傳》載：“時劉輿見任于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跡可間。”（第1396頁）卷六二《劉琨傳附兄輿傳》載劉輿與王儁爭奪音伎，“（司馬）越不問輿，而免王儁官”（第1692頁）說明劉輿深得司馬越親重。），雖然兩人得到的重視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文才”（《世說新語·賞譽》第二十八則“太傅有三才”條劉孝標注引《八王故事》云：“劉輿才長綜核，潘滔以博學為名，裴邈強立方正，皆為東海王所昵，俱顯一府。故時人成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前揭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436頁）），但既然得到重視，那麽他們身上的“文才”就存在特定的影響，所以結合僚佐中有“文學”背景的比例，應該說，“文才”在司馬越府僚佐群體中還是佔有重要分量的。
結語“文學自覺”局面的形成及其標誌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崇“道”的體性，這是文化的一種終極追求，其內中的各文化類别無不以追求之、體現之為最高規範。隨着文化的增容、文化類别的繁富，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特質進行了一次深刻的認真審視和劃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同文化類别言“道”也有了不同的層次。隨後諸子紛紛言道，各道其所道，所謂大道淆亂，“道術將為天下裂”，正在於斯。不過，這與其說是分裂，不如說是文化豐富、深入發展之後人們思考的多元。在這一過程中，諸家雖言各紛紛，不過有一種傾向是共通的，那就是他們理想的“道”的存在狀態，無不指向先王往聖統治下的王官未分、天下和合的盛世圖景；他們所言之道，無非是為現世提供一劑治世的藥方。文化的這一發展傾向及現狀也就為“道”確定了一個必然的內蘊——與現實政治相通。先秦諸子思想的影響，不僅僅在於它為傳統文化提供了多元的思考，同時這種思考也意味着一種規定，後世的文化發展，其貌雖代有變化，不過其神總是相通的，先秦諸子的思想深深浸淫在傳統文化的精神當中，長久地起着規定性的影響。
百家爭鳴的局面隨着國家的統一而漸趨消失，統一後的秦國本有齊整政治思想文化的意圖，不過由於王朝的短暫、方式的粗暴，至少在思想文化方面還没有整合出一種穩定、適宜的發展面貌來。這一局面的改觀是在西漢。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現實思考，使統治者需要尋找到一種能够治邦安民、穩固統治的長久策略來。武帝時“獨尊儒術”的實施與推行，是一種現實的需要，也可以說是經過歷世文化抉擇之後的一種歷史選擇。
由政權予以維護的“獨尊儒術”文化格局的確立，對各文化類别的存在與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儒家之道由於全面參與國家的政治、文化建設，因而成為政治統治的指導術，取得了超越眾家之上的“獨尊”地位，“於道最高”。“獨尊”地位取得的過程同時也是對各家言“道”權力進行消解的過程，諸家獨立、自主言“道”的權力被剝奪，其所言之“道”，與儒道衝突者遭到限制，而其中與儒道相合者得到認可並予以突出，即“獨尊”了的儒術不但指導着現實的政治、生活，而且對各思想、文化類别也同樣起着規範的作用，這也就構成了漢代經學“大一統”的實際文化發展格局。其中，諸子學由於“離道未遠”，雖被限制，不過其地位尚可；而“文學”，由於其與“質”相對之文化屬性、供帝王“遊娛”之存在特徵，在儒家的話語體系當中，是頻遭批評與輕視的。與這種文化態勢及認同相應，社會人群也發生了分化，從事經學之群體，由於掌握、運用着主流話語，參與着國家的政治管理，因而成為社會的主流群體，身份也因之尊貴；而從事“文學”的“專業”“文士”，則被視同俳優，甚為經生儒士乃至一般社會階層所輕。漢代的“文學”，雖“詩賦”得成一《略》，但這衹是為劃分經學“大一統”文化格局下各文化類别的層次而進行的客觀分類，並不是為了突出其已成為重要文化類别的“事實”，更不是有些學者所認為的“文學獨立”。實際上，這次“詩賦”成類，衹是“文學”在漢代文化格局中實際存在際遇的真實反映，不但没有得到“提升”，事實上還被“降格”了。
漢代的這一文化態勢及文人格局集中地體現於《史記》與《漢書》當中，尤其是集中反映了有漢一代社會狀況的《漢書》，其在《藝文志》中對漢代的文化格局及內中的各文化層次劃分揭示得非常清晰，其列傳中對各傳主的選取、評判及《儒林》的特别成傳（當然這從《史記》開始），也清晰地反映着漢代社會群體的分化及各自的存在境遇。
文學存在的這種狀況在東漢末發生了改變，變動的主要歷史動因是東漢中後期內外廷爭奪文化話語權的政治鬥爭。經過從西漢到東漢的充分發展，掌握着經學的儒家士大夫牢牢地把持着國家的主流文化話語權力；從東漢和帝起，外戚開始參與執政，皇帝消除外戚權力往往又依靠宦官勢力，實際也就造成了此後外戚、宦官輪番執掌內廷的統治局面，但無論哪種情形，都要招致以士大夫為核心的外廷官僚系統的強烈反對，這實際上也就構成了漢末內外廷激烈的權力之爭，反映在文化層面就演化為對文化話語權力的爭奪。漢桓、靈時期，鬥爭發展到白熱化的程度，尤其是經過兩次“黨錮”，外廷士大夫勢力遭到沉重打擊，隨着竇武被誅殺，宦官勢力達到了頂峰，不過士大夫依然掌握着“品核公卿”、“裁量執政”的文化話語權力，為與之對抗，“鴻都門學”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