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平
孝道是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起点和核心，它代表了家庭内部的伦理观念和一定的社会秩序，又成为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永恒的常理，即“以孝治天下”的“大经大法”。传统孝道所表现的价值伦理观念既有时代的、阶级的内涵，又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意义。它是一种精华和糟粕并存的古老的民族道德文化。如何将中华孝道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现代化，使尊老养老的习俗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以建立新型的孝道观，与时俱进地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进而对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和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是一个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重的现实课题。
一、源于祖先崇拜和宗族统治的孝道
作为观念形态的“孝”，大约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后期父权制产生以后，根源于祖先崇拜，其意在“尊祖祭宗”。“灵魂不死的观念或灵魂崇拜是最原始的哲学唯心论的萌芽”。祖先神灵崇拜，是原始人类把祖先加以神化的结果，他们认为“灵魂不死”，所以祖先的神灵（所谓“在天之灵”）是氏族、家族、家庭的保护者，有能力对后世儿孙保佑赐福。这一观念突出地反映了在血缘关系支配下，本氏族、本家族的祖灵具有降福本氏族成员的神秘力量。
《礼记·郊特牲》言：“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又《礼记·祭义》言：“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近，教民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产生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尊祖祭宗的目的在于“报本返始”，“不忘其所生也”，而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礼记·祭统》言：“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商、周以来，“孝”这一伦理道德观念，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就是举行宗庙祭祀仪式，即孝这一伦理观念是以禘祖的宗教祭祀形式存在的。查昌国先生认为：“西周孝的对象为神祖母考妣，非健在的人，考是君德、宗德；其内容为尊祖，有敬宗抑父的作用。”可见当时的孝，主要还不是维护一般父子关系的伦理准则，而重在“尊祖敬宗”、“保家宜家”，巩固族权统治，维系宗亲伦常意识。《礼记·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孔子认为，武王和周公都是天下所公认的能尽孝道的人了，所谓孝，在于他们很好地继承了先人的志向，善于阐述先人的丰功伟绩。“孝”的内涵在于“尊祖崇宗”而不是“尊亲”。
如果说尊祖祭宗是出于祖先崇拜，那么“孝”的初始含义中生育子女、传宗接代的观念，则出于原始生殖崇拜。周予同先生在《“孝”与生殖器崇拜》中，指出了“孝”与生殖崇拜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儒家的思想出发于‘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以祭天祀地，祭日祀月，尊祖敬祖，迎妻纳妾等一套把戏，都与‘孝’有一贯的关系”。“因为崇拜生殖，所以主张仁孝；因为主张仁孝，所以探源于生殖崇拜；二者有密切的关系。”也有人认为商代卜辞中“孝”字从“爻”（从交），暗示男女交合；至于从“子”，则表明“孝”也跟生育有关。孝的原始字形传达的信息是男女交合，生育子女。人类自身“种的繁衍延续”，使得原始人类从血缘关系上崇敬、信仰祖先，产生“孝”的观念。孝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个体家庭经济单位为基础，看重对祖宗的追念和继承，以及对在世父母的奉养、尊敬和顺从，二者皆维系于“嗣子”或“宗子”，所以孝道“重后”，反映了延续父权制家庭和宗族社会的愿望。儒家早期经典里就表明了“孝”的这一重要内涵，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言：“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孟子·离娄上》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二者都把传宗接代摆在首位。“孝”是保证血缘关系绵延不匮的规范，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孝的不仅是自己的父母，更是自己宗族的历代祖先。每个社会成员要把生儿育女，延续宗族“香火”作为行孝的义不容辞的大事，否则就会受到家族、社会的歧视和惩罚，可见古代社会已把人类繁衍的自然本能，上升成了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成为一种基本的道德伦理观念。
《诗·大雅·下武》云：“永言思孝，孝思为则”，“永言思孝，昭哉嗣服”，认为孝顺先人是全体臣民的法则，不忘孝顺，就要勤勉努力继承祖宗的事业。“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认为孝子的孝顺之心真诚而不枯竭，全家就能永远得到祖宗所赐的福祉。这些诗反映了自殷商以来，奴隶制种族国家是依靠“孝”的教化，实现“政”与“教”的合一，即以“孝”为“教”，从而巩固以血缘为纽带的种族统治。从卜辞中已能见到“老”和“考”字，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注云：“古老、考、孝本通，金文同。”许慎《说文解字》云：“老，考也”，“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可见古代的老、考即是“孝”字，其意为“奉先思孝”。孝的观念在后来的宗法制社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巩固族权统治，维护道德伦常意识的精神支柱。杨荣国先生就曾指出，当时殷人提倡“孝”，并以孝为教，其用意在于两点：一是，“如果每下一代人都对他上一代的父母施行孝道，甚至追踪纪念，那么，人们脑子里对于祖先的概念不仅不致遗忘或模糊，反而因了这由‘孝’而起的情感的浓厚而使之深刻化。人们对于祖先的深刻化，也就是对于血统的概念深刻化，血统的概念深刻化，血统关系就可以维系于永远。从统治者殷族来说，殷族就可以从‘孝’而把这殷的宗族关系维系得紧紧的”；另一点是，“如果统治者殷族中人对祖先父母相率以‘孝’，那么，就不仅统治殷族中人可以因‘孝’而趋于纯厚，无有作乱，就是其他被奴役的诸种族也以被感动而走向纯厚，不致起而反抗”。
商、周种族社会在道德规范上重视孝与忠，或者说孝与忠是一回事，形成了以“忠”和“孝”为核心内容的宗法体系，强调整体性和服从性，伦理与政治二位一体，以伦理组织社会和国家生活。孝于祖先，就是孝于氏族即忠于国家，国君靠孝与忠的政教来维护和巩固血缘基础上的宗族统治，人们若有忤逆父母或国君的，就要被加上“不忠不孝”的罪名。《尚书·康诰》指出“不孝不友”是“元恶大憝”，即首恶大罪。西周时期，统治者还把有否孝行作为用人标准，考核从政人员。《周书·君陈》记周成王评说臣子君陈：“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孔安国注：“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在古代社会浓厚的宗法氛围中，社会关系往往最终可以归结为一种血缘关系，并在社会各种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中国人际关系讲究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血缘即居其三，另外两伦，君臣拟父子，朋友拟兄弟，广义地说，都是属于血缘的。离开了宗族亲戚，中国社会便没有着落，中国的人伦道德也无从说起。”家族制度在国家制度中的反映，形成了一种“家天下”的统治：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首先是夏、商、周的宗族长，其次才是政治上的“王”。君权来自父权，“君”、“父”相通，“君”即“父”。统治权和父权是相联系的，年长者自然成了本集团的统治者，因而人的社会地位随年龄增加而不断提高，同时形成了相应的养老敬老之礼：“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这一习俗被后世沿袭，至汉代形成了所谓的“三老五更”制度，皇帝“尊事三老，兄弟五更”，通过一系列礼仪制度，将“尊老养老”观念制度化。这一伦理道德观念，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心理。
二、孝道政治化：以孝治天下的策略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孔子将恢复和巩固周礼的统治秩序叫做“仁”，周礼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亲亲”的基础上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孝、悌，强调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最基本的事务：“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孔子把孝与礼结合起来，把孝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实现了孝，也就是“为政”，就达到了“仁”的基本要求。孔子等人又发展了“善事父母”等方面的孝道内容：“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左传·隐公三年》中，则讲明了君臣父子兄弟的义务德行关系：“君义、臣行、父慈、兄爱、弟敬，历谓六顺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强调：“父慈子孝……礼也。”“善事父母”、“父慈子孝”，反映了以血缘和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中，父母和子女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父子间的人伦情感和道德义务。
专门论述孝道、宣扬宗法思想并将伦理政治化的《孝经》，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又为封建帝王、士大夫所推崇，使之广泛流传，成为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思想。在“十三经”中，一开始便以“经”命名的只有《孝经》。《汉书·艺文志》载：“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孝经》被奉为“以孝治天下的大经大法”，它讲的主要不是孝顺父母的“孝”，而更多的是在论述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大道理，即所谓的“常理大法”，是典型的把伦理道德政治化、纲常化。《孝经》是对先秦时期孝道文化的总结和升华，作者相传为孔子，或说是其弟子、门人所作。
《孝经》首先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模式和策略，把孝道提高到了与天道、地道相提并论的地位，认为行孝是天经地义之事：“天地之情，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五刑》中，把不孝视为大罪：“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世间有三千罪名，而不孝是最大的罪恶，“不孝”表现为对君上不忠，可能用暴力挟持君主、责难诽谤圣人和孝道，这都会造成大乱，所以“孝道”不仅是家族伦理道德，更是一种维护统治的法规性的政治化的社会秩序。以“孝”为教化，是希望效法“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的成功范例。《孝经》把社会各阶层人士分为五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和庶人，认为他们均须各行其孝，以此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孝道的核心还是“事君”和“忠君”。《孝经》中把“事亲”更加具体化：“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伤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这是家庭“事亲”伦理道德的体现。其实，事亲和事君、立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和过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家为孝子，在乡为顺民，在国则可能为“忠臣”以事君，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孝，“不但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整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也就是说，由‘孝于父母’，而‘友于兄弟’，而‘和于夫妇’，而‘忠于君王’，而‘尊于师长’，而‘信于朋友’，一套伦理道德系统，就这样建立起来”。
孝道伦理表现在中国政治上、文化上最为突出的，大约在汉魏六朝时期。东汉以后，中国的儒道文化非常兴盛，孝道得以更强势地发展，当时只要你做人真正符合了所谓“孝”的标准，便有机会出来做官。“孝弟”，就是汉代官名“孝弟力田”的省称。封建帝王标榜以孝治天下，死后谥号也被加上“孝”字，如西汉文帝称“孝文皇帝”，景帝称“孝景皇帝”，武帝称“孝武皇帝”，后来的唐太宗称“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孔子当年主张“正名”，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关系到汉代被纳入“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的总纲目中，使本来基于人类自然血亲基础上的父慈子孝的孝道，服务于尊卑有别的“三纲”封建道德。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首先明确提出并系统地论证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学说，提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认为“父者，子之天也”，强调父权的至上性，要求子顺父命。东汉班固等撰《白虎通义》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父子者何谓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子者孳孳无已也。”父亲是“矩”，是按照封建社会的法度来管教子女的，子女必须接受父亲的管教，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父亲的要求。因此，中国历代皇帝最敬畏的也是自己的父母：“太上皇”和“皇太后”。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以“孝”字命名取字的现象极为普遍，表明在当时的乱世里，孝德观念深入人心，朝廷希望通过“孝”来移风俗，正秩序，达到天下大治。有研究者统计，《魏书》中人名有孝字者30人，《三国志》、《晋书》、《世说新语》中，以孝为字者有27人。忠、孝本为一体，为何独魏晋“以孝治天下”闻于后世呢？鲁迅先生分析说：“（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不孝，故不能不杀。”封建帝王第一个以“孝”字作为年号的是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期间有年号“孝建”（454—456），其后，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孝昌”（525—527），北魏北海王元颢年号“孝基”（529）。魏晋南北朝开启了历史上以“孝”字命名地名的风尚，河南洛阳有“孝水”，湖北有“孝子之乡”——“孝感”。正史上首先给孝子立传也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如梁代沈约撰《宋书·孝义传》，后来《魏书》、《晋书》、《南史》、《周书》、《隋书》、《梁书》、《陈书》、《北史》中均有《孝义传》、《孝行传》，以宣扬孝道。孝道为朝野所重，说明当时保持孝道不坠的社会时尚。由于两汉借仕途来提倡孝道思想，到后来，直至清末，孝道精神得以一脉相承。清代的举人，另有一个旧名称，叫“孝廉”。“孝廉”这一制度，在汉代是由地方上推举品德高尚、孝敬父母的士子来任职，再由皇帝封给官位，并且有机会一步一步升迁。
总之，统治者提倡“孝”，其目的是让百姓由孝父母而“移孝于君”，让人们用孝敬父母的诚心去孝忠于君主，培养顺民，让天下人唯命是从于君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君（父）与臣（子）、（父母）官与（子）民的拟家庭内部关系，于是人民就顺理成章地要以孝事君，以孝事各级父母官，无条件地服从在上位者，而且这种做法被宣扬成一种美德。这样，伦理化的孝道被政治化，成了君主“治天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