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承志立身，成家立业。
子承父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儒家提倡的孝的内容之一。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陆游的《示儿诗》说明，陆游希望他的后人一定要看到国家的统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种充满高度爱国热情的父志，是完全应该继承的。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也说：“继父志，扬祖德，此诚孝子顺孙之道也。”当然，社会生活是多样的，不一定每个人的父母都留有遗志要求儿女们去完成，但是，有的父母确实有未完成的事业，需要儿女们去完成，这是儿女们不能推卸的责任。一般来说，这样的“父志”往往都是大事情。有大志留给儿女们去继承的人，一定是大有利于国家的人。
所谓“立身”者，就是要成就一番事业。《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首先要立志，要有自己的理想，要为理想而不断地、勤奋地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要磨炼自己的意志，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使之保持健康，这是成就一番事业的基本条件。儿女有了事业上的成就，父母会感到高兴，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历史上无数的为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建立了功勋的人物，都是很好地实行孝道的人，如汉文帝、岳飞、文天祥、朱德、毛泽东、邓小平等等；时下的抗震救灾英雄、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为国家立了功，为父母获得了荣耀，这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古人说的人生“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应该是我们当代人的价值追求，也是对父母应该奉行的孝道。
“立身行道”，建功立业的前提是自食其力，首先要养活自己。当今的“啃老族”，三四十岁还要靠父母养活，这样能说是“立身”了吗？这样能建功立业吗？古代二十岁行加冠礼，表示已经成人了，要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了。孔子说的“三十而立”，就是“立于礼”，三十岁就是很成熟的人了，就到了应该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时候了。《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说的是孝的全过程。“中于事君”，就是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终于立身”，就是为国家，为民族建立功业。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功业的人，就能“光宗耀祖”，这是值得肯定的价值追求。
相反，走入邪途，身陷囹圄，不顾父母之养，给父母精神上带来沉重的负担、耻辱或负罪感，使父母白白养了一个不肖之子，这能说是尽到了孝吗？
第六，诤谏劝止，从义不从父。
对父母的不义或不法行为，要进行诤谏劝止，不能盲目顺从，这是儒家孝道思想的本意。“愚忠愚孝”是汉代提出“三纲五常”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孔子是不讲“愚孝”，也不讲“愚忠”的。子贡问孔子：“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忠）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回答说：“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孔子认为，对父亲的不义行为必须要进行诤谏劝止，这样才能使他不做违礼的不义的事情；如果儿子盲目服从父亲，就是不孝之子。荀子进一步作了论述：“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善也）；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美饰，即文明），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命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音que，诚实、忠厚）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如果“从命”危及父母的生命安全，如果“从命”使父母受到了耻辱，如果“从命”使父母变成了没有道德的禽兽，有这三种结果的事情，绝对不能顺从。儒家强调“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认为这才是“人之大行也”，以“道、义”作为“忠孝”的标准，毫无“愚忠愚孝”的意味。
但是，儒家强调对父母进行“诤谏”要以尊敬为前提，孔子提出了“事父母几谏”的主张。“几谏”，是婉言和顺地劝止的意思。就是说，在父母不听劝止，不接受诤谏的情况下，不要强迫或强制，更不能与父母对立起来，而要婉言、婉转、耐心地说服。诤谏是原则，如何诤谏是方法；原则必须要坚持，方法也必须要讲究。儿女们一定要做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只有做到了“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才“可谓孝矣”。要婉柔地劝告父母，使他们心悦诚服地不做不义的事情，这就是对父母的孝敬了。
孔子提倡“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这是君臣、父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后来，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思想后，产生了“愚忠愚孝”的社会现象，这是儒学的变异。在“父慈子孝”这个命题中，它已经包含着在父子之间有血缘亲情关系、孝敬父母有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如果父不慈子可以不孝也是合理的。在父母不慈、父母不义的情况下，也应该对父母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诤谏，使其改过从善。
古代，“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个说法是片面的，是“父为子纲”的表现。当今，有不孝的子女，也有“不是的父母”。有遗弃、虐待、卖儿卖女的父母存在，更有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遗弃老人的事件不时发生。这些都是孝道缺失、孝道被遗忘、孝道被否定的结果，使父母与子女之间、老人和晚辈之间出现伤天害理的悲惨局面。作为家庭来说，应该回复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的和谐氛围中之去。
总而言之，父母有过错或不义行为子女必须要谏诤，“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命，焉得为孝乎？”在今天，父母与子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父母有不对之处或错误之处，子女要提出来。子女服从的只能是道德、法律与真理，如果父母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犯法的事情或者与常理相背谬的事情，子女一定要进行劝谏，劝其改正；否则，无原则的顺从使父母陷于不义或违法的境地，就是不孝。今天的社会生活准则是道德与法律，不论是做父母，还是做儿女的，都应该遵守道德与法律。
第七，文明安葬，不忘父母，追思祖德。
儒家提倡“没（死）则葬”。人死了都要安葬，只是葬的方式不同罢了，有火葬，有天葬，有水葬等。人从自然中来，最后回归到自然中去，这是很符合逻辑的。汉民族实行土葬，叫做“入土为安”。通过一定方式把亲人安葬起来，是人类良知、理性的表现，怎能把亲人的遗体抛之荒野，让豺狼虎豹、鸟兽虫蚁去噬食呢？送葬是十分必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送葬要有更文明的方式和过程。将亲人的遗体火化后存入塔陵或埋入公墓，是现代文明的安葬方式。用现代文明的方式安葬父母或亲人是必要的。
孔子认为孝的全过程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祭则观其敬而时也。”祭祀父母关键是要“崇敬”和“守时”，其核心是要以崇敬的态度时时记住父母和祖先。追念父母和祖先，其形式就是祭祀。儒家强调追念父母、祖先，就是不要忘记他们，但是，儒家那种烦琐的祭祀仪式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祭祀活动，今天已经不宜提倡。采取适当的文明方式追念先辈，对那些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发明家以及民族英雄，在他们的诞辰和忌日时，都要召开纪念大会，以表示对他们的追念，这是应该的，必要的。对于父母和亲人们的追念，也是应该的、必要的。
儒家把“民、食、丧、祭”作为行政的四件大事，所以也十分重视“丧、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认为“丧、祭”是人生的大事。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丧礼者，无它焉，明生死之义，送以哀敬而终周藏（周密地埋葬）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事生，饰始也；送死，饰终也。终始具而孝子之事毕，圣人之道备矣。”埋葬和祭祀都是表示对父母、对死者的尊敬。生与死是人生的过程，是古往今来的人文之道，不能忽视。
孔子重视“丧、祭”，甚至主张“厚葬久丧”，但是孔子还是十分理性的，认为“丧、祭”不在于形式上的铺张浪费，重在崇敬和哀戚的心情。所以孔子说：“丧，与其易（完备，周到）也，宁戚（悲哀）。”在祭祀的时候，就要像是仙逝的父母、祖先就在面前，要十分崇敬和恭敬，“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要亲自去祭祀，不能找人代替，“吾不与，如不祭”。但是孔子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认为应把关怀的重点放在活的人身上，丧葬只是文饰人道的要求。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孔子作了十分理性的回答：“吾欲言死之有知，将恐孝子顺孙妨（伤害）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无知，将恐不孝之子弃其亲而不葬。赐不欲知死者有知与无知，非今之急，后自知之。”对子贡的提问，孔子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给子贡留下去思考的空间。儒家还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认为父母在生时爱敬，死去时哀戚，就是十分完备周到的尽到孝道了。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生时有尊严，死了也有尊严，丧礼、祭礼就是体现人的尊严的一种方式，目的是要“慎终追远”，使民众之德归于淳朴敦厚，形成社会的和谐气氛。
儒家虽然十分重视“丧、祭”，但仍强调要在父母在世时好好尽孝。如果父母在世时不好好地孝敬，等父母过世后想要孝敬而不可得，将遗憾终生。所以曾子深有感悟地说：“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放置，等待）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木欲直，而时不待也。是故椎（用槌击打）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及，达到）存（存在，生存）亲也。故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钟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音cui，即椽）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向）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亲也。”曾子曾经做过小官，俸禄不多，但是他很高兴，因为能孝敬父母；父母死后他去楚国做了令尹，俸禄很高，地位也很高，但他非常不愉快，常面朝北方哭泣，因为不能孝敬父母了。曾子用他的亲身感受说明，一定要在父母在世时尽好孝，不要等到“孝子欲养，而亲不待”，即使杀猪宰牛去祭祀父母的坟墓，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孝在父母在生时，才是真正的尽孝。
第八，尽职尽忠，清正廉洁，为国立功。
儒家孝道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之外，还要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勇敢捍卫国家，直至爱护自然生态等等。曾子说：“居处不敬，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莅，音li。莅官，意为做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指孔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可见儒家的孝道不只限于“事亲”，生活不庄重，为国家服务不忠诚，做官不清正廉洁，对朋友不讲诚信，作战不勇敢，乱伐乱杀、破坏生态等等，都是不孝。
古代“事君”就是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尽忠。“事君”虽然过时了，但“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尽忠”却是普适性的价值。今天，每一个公民都要为国家服务，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无私奉献给国家，对国家要尽心竭力，要无比忠诚，无比热爱；做官的人要“据德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无所事事，不负责任，贪污受贿，都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忠，也是对父母的不孝；当国家和民族遇上危难之时，要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国家、拯救人民、拯救民族，如果在这个时候怕死不勇敢面对，不敢赴汤蹈火，或者作战不勇敢，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忠，对父母的不孝；任意砍伐森林树木，任意捕杀禽兽，破坏我们生存的空间，也是对父母的不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要为国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爱人民、爱祖国的基础。中国哲学的泰斗张岱年教授说得好：“子女对父母尽孝，这是一种最基本的道德。道德的最高原则是爱祖国、爱人民，而爱父母是爱祖国、爱人民的基础。”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是丧失了良知、丧失了人性的人，是不可能有敬忠信勇这样的美德的，是不可能爱人民、爱祖国的，因而也是不可能为国立功的。
二、中华孝道的普适价值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儒家孝道的内涵是多么的丰富广博。儒家的孝道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广博的内容，因为它是建立在仁爱思想基础之上的，没有深切的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孝。不孝是源于不仁爱。仁爱从爱父母、爱自己的亲人开始，到爱他人，进而爱一切生命，直至爱物。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民间说“百善孝为先”，《隋书·孝行传》也说“孝者，百行之本，人伦之至极也。凡在性灵，莫不如此”。仁爱是人性之所致，人与人相爱，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
孝道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但就其实质和内容来说，不是只有中国才有。任继愈先生说“忠孝是圣人提出来的，却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即是说孝是有它的客观社会基础的，不是圣人主观编造的。父母与子女、子女与父母的血缘亲情关系是自然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亲相爱是天经地义的。中华民族把父母对子女的爱叫做“慈”，把子女对父母的爱叫做“孝”，其核心价值是“爱”。西方一些国家，父母把子女抚养大了，儿女就不管年老的父母，致使一些老年人过着悲惨的晚年生活，那是资产阶级自私本性的表现，不是人类良知之所致。子女孝敬父母、赡养和关爱父母是人类良知和理性的表现，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即使一些西方人由于金钱的迷惑而丧失了仁爱和良知，也应该向他们宣传和灌输孝道的文化观念，以适应老龄社会的到来。因此，孝道不只是中华文化，而应该是、而且必须是全球性的文化，这不只是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也是构建和谐世界所必需的。
所以，曾子说：“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普遍推行）而横（跨越）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之东海而准，推而放之西海而准，推而放之南海而准，推而放之北海而准。”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这就是孝的普适价值。
今天，我们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在全球构建和谐世界，广泛地、系统地宣传中华孝道文化的内涵和它的普适价值，并进行积极倡导和推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陈德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