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川曲艺而言，清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它承前启后，奠定了四川曲艺发展的坚实基础。今天，我们在四川曲艺舞台能见到的和能知道的曲艺品种，绝大部分是有清一代形成或传入四川的。
何以谓传入四川呢？这因为在明末清初时四川遭受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场浩劫，其经济、文化几乎成了零。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移民”。“移民”在四川这片沃土上不仅谋得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同时也为四川的恢复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移民土著共兴川
文前说过，目前在四川曲艺舞台上能见到和能知道的曲艺曲种，绝大部分为清代形成或由川外传入，何以如此呢？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联系近三百年巴蜀历史的特殊进程予以说明。
明清之际，四川遭受到历史上为祸最烈的一次巨大浩劫。从明崇祯七年（1634）明末农民军入蜀，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吴世番（吴三桂孙）覆亡，战争长达47年之久。其间，张献忠起义军及其余部、明朝守军与南明残部、豪格率领的清军、各地地主武装和后来的平西王吴三桂反清武装，几股武装势力在巴蜀大地横拖竖扫，殊死拼杀，正如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中所说：“四川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起义农民杀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再加上灾荒瘟疫，其结果使四川落得一片焦土，满目凄凉。康熙十年（1671）六月“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疏”说四川“土满人稀”、“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清实录》康熙朝，卷三十六）。 就连首府成都亦是“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一片荒芜凄凉。故清初四川总督、巡抚及各司道衙门都无法入驻，长设阆中，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方进入成都。各州县则更是“岸沙留虎迹，炊霭见荒城”（罗为赓《过合州》诗）。
四川巡抚张德地曾上疏说：“臣奉命抚蜀，由广元入境，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烟爨，迨至郡邑，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康熙《四川总志》卷三十五）
徐乾学《富顺县修学记》称：“康熙壬戌之夏，盐官钱子仲扶之令富顺也……数千里内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虎之所游。”
四十余年的战乱灾荒究竟给四川造成多大的损失呢？从下面两个具体数字即可窥见一斑。第一，人口锐减。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人口为3，102，2073口（《明史·地理志》），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急剧下降至1，8590丁（约折合9，2000余人）（《清文献通考》卷十九）。第二，耕地缩小。明万历六年四川有耕地13，4827顷，到清康熙十年全省只有实熟田地1，5304顷，还不到万历的1／8（康熙《四川总志》）。可见，清初四川社会之荒残，确可谓“一穷二白”，经济生活几乎从零开始，文化艺术岂能例外。
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征收赋税，采取了一系列增加人口和恢复生产的措施。顺、康两朝向四川大量移民便是其中之一。雍正以后大规模的移民虽告结束，但商贾贸易，饥民逃荒者仍不断拥入四川。
据四川各地方志记载，向川移民的省份计有两湖、山陕、江浙及两广，由于地理位置及交通历史等原因，尤以陕西、两湖为最。
如《绵州志》记载：“蜀地近西秦，土著而外四方流寓大约吴粤居一二，楚居三，秦居五，故染秦俗尤多。”
古洛东在所著《圣数入川记》中亦说：“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后清政府饬令各省人民往四川开垦，陕西、湖广到四川者尤多。”
由此一来四川便成为五方杂处之地。正如一首“竹枝词”所唱：“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郭沫若在《我的童年》一书中也说：“现在的四川人，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多半是些外省去的移民。”
各省的移民千里跋涉，备尝艰辛来到已成废墟的天府之国，或开荒种地，或伐木烧炭，或开山挖矿，与土著一道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发展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璧山县《郑氏家谱》记载的一首诗生动地描述了移民情况：
吾祖挚家西徙去，途经孝感又汉江。
辗转跋涉三千里，插占为业垦大荒。
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
汗湿黄土十年后，鸡鸣犬吠谷满仓。
当时的清政府也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顺治十年，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二《食货》）、“（康熙）二十九年，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出处同前）等。同时还规定免除一定年限的课税，《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载：“国初定例，新垦田地皆以三年起科。康熙十年，准三年后再宽一年起科。十一年，令宽至六年之后。至是复再宽之。十八年，始复六年起科之例。”
在移民与土著的共同努力下，四川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入川的移民不仅站稳了脚跟，由此而发家致富者亦大有人在。今举数例以观其大略：
“（德阳县）刘氏宗支有四，其一名才亨者，康熙五年自湖南武岗破塘入蜀，居仁寿；复自仁寿迁县北之盘龙山，肇造基宇。子汉荣、汉华，孳孳赞襄。至三传，子孙繁多，田百顷，家声崛起。”（佚名《德阳县乡土志》）
“（云阳县）李茂亮，字有邦，其先湖南邵阳县人。康熙四十四年，徙县北之黄村。既定居，归迎父子华、母艾就养，并挚弟茂林、茂椿等与俱，益治产业，买荒地，招佃垦殖。积数十年，自盐渠至路阳，延袤数十里，沃壤相属，遂为县北著族。”（《云阳县志》卷三十五）
“清道光年间，本县（绵竹）巨贾杨谦益独立捐资建成一座大石桥于马尾河上，取名‘清平桥’。……他是陕西人，前辈于乾、嘉时代以做小生意来绵竹，后来发展成‘字号’，经过长期经营，到杨谦益（已是第四代）已成为拥有十余处‘字号’的大商家……”
像上面这样的例子，在四川各地尚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经过移民和土著一二百年的共同奋斗，四川的经济不仅得到了恢复，且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至清乾隆十八年，四川垦地数已达45，9574顷，乾隆五十五年四川人口已超过了900万。此时的四川早已不再是“狐兔盈野”的残破景象了。正如乾隆元年（1736）四川布政使窦启英序文所描写的状况：“百余年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向之川土荒芜者皆已垦辟，向之川民凋瘵者今皆已生聚，熙熙然、郁郁然享太平之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