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时光已流逝了半个多世纪，这场战争也早已进入了历史教科书，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是，历史岂能忘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战争。8月13日又把侵略的战火烧到上海。侵略者十分嚣张，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在日寇的疯狂进攻面前，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七七事变不到一个月时间，平津及察哈尔、绥远两省相继沦陷，半年时间，整个华北就被日寇魔掌控制。接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大半个中国陷于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争民主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四川的曲艺艺人在干啥呢，四川曲艺又干了些啥呢，这个领域还较少有人给予注意。对于四川曲艺及广大艺人为抗日战争所作种种努力及贡献，应书于竹帛，因为这是历史，是四川曲艺的历史。
为了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组织长征北上抗日。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北，在川陕边党组织和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队的配合下，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最盛时的范围包括二十多个县政权，成为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疆域”，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到1935年3月，红四军奉命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北上抗日的长征。
在发动工农劳动群众、扩大红军、北上抗日等活动中，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工作搞得非常出色，而在整个宣传工作中，四川曲艺及广大艺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为四川曲艺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节 位卑未敢忘忧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神州大地顿时一片血雨腥风。
“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地处后方的大西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及西南重镇的重庆等更是如此。昔日宁静的寻常巷陌激荡着救亡的声浪，汹涌着抗日的波涛。
在整个抗日救亡的战斗中，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曲艺艺人们也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
植根于民间的曲艺艺术，在旧社会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者。它的从业者——艺人——便当然属于三教九流者了。他们身背花鼓连箫，手执檀板碰铃，为一夕温饱而到处流浪，强笑作场。受尽欺凌，辛酸的泪水只有往肚里流。抗日战争爆发，后方社会动荡，经济萧条，这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曲艺艺人，无异于雪上加霜。作家阚士春在《文学修养》1942年四卷五期发表题为《卖唱者》的诗，描写了曲艺艺人的悲惨生活：
一面花鼓，
一张铜锣，
一双笨重的瘤足。
辛酸地卖唱，
三个人到处流浪！
从乡村流到城市，
从城市流到村庄，
……
用颤抖的声音，姐姐唱：
说东洋，道东洋，
东洋军阀多猖狂，
……
姐姐的脸红了，
观众掷下冷笑，
把他们抛在荒街上。
山坡上熬着寒夜，
土路上冒着风沙。
病魔坏了妈妈的身躯，
哀愁白了爸爸的额发；
在冷落的小山庙里，
妈妈终于死了，死了！
悄悄地死亡，
无声地埋葬！
……
然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国民党达官显贵收拾细软逃之夭夭，更有甚者则卖国求荣，充当汉奸。而这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三教九流”之辈却没有逃避退让，而是抛开了屈辱，忍受着饥饿，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或参加抗日宣传组织，演唱宣传抗日的新曲目，或编印宣传唱本演唱售卖，或积极参加各种义演活动……
当时，成都的曲艺艺人大多数都加入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都市清音业职业公会支会”，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时任该支会宣传主任的艺人罗跃光即用［五更盼郎］的曲调编写了清音《五更叹国情》并刻印成木刻小册子广为散发传唱，并在封面刻上“抗战新曲”四字。这种创作方法当时被称做“旧瓶装新酒”。为存史料，现将清音《五更叹国情》记录于下：
鼓打一更里
月儿照窗台
恨倭奴侵中华妄把兵来排
占芦宛据平津中华地界
毁文化改教育该也不该
人民任杀害
战区尽遭灾
轰炸学校活把伤兵埋
是这样禽兽行公理又何在
愿同胞把抗日旗快快撑起来
鼓打二更里
月儿正正高
恨倭奴心狠毒蹂躏我同胞
逞蛮横全凭贼瓦斯毒气炮
抢民物劫财宝强盗手段高
皇军美名号
风纪实太糟
奸淫妇女坑杀人不少
破和平乖人道居心横暴
非战区被摧残外人亦难逃
鼓打三更里
月儿正当空
我同胞团结联合去冲锋
要努力来抗日一道把员动
争生存要国民奋斗才成功
越想越心痛
愤恨五内中
奉劝我国民
大家去从戎
勤操练苦工作加入民众
上前线齐努力扫灭敌凶
鼓打四更里
月影照西斜
可叹的灾区民哪里来为家
逃生命财产业尽被敌人霸
肚又饥身又冷流落在天涯
双亲也分化
夫妻各一达
骨肉离散惨杀真惨杀
这就是倭奴的侵略计划
可恨的汉奸贼暗地帮助他
鼓打五更里
月沉金乌升
国难当头要把命来拼
在后方同胞们大家齐展劲
或捐资或出力需钱又需人
穷的要拼命
富的舍金银
要救国买公债才能抗敌人
备械弹与武器一切军用品
壮军威振国力胜利属我们
倘若再悭吝
说钱痛进心
试看那亡国的高丽琉球人
财产家业被贼来占尽
亡了国灭却种那才叫痛心
同胞快猛醒
贼已进了门
若再迟延玉石俱遭焚
要齐心共同去与贼来拼命
急防空清汉奸民众要一心
后援速整顿
任务早推行
军民一致联络抗敌人
哪怕他武器精背城战一阵
听元帅指挥下把三岛来荡平！
（据约1937年木刻本录，原件藏四川省图书馆）
这段清音唱词，今天来看虽觉粗糙，但就当时的抗日宣传而言，内容还是比较全面的，且唱词通俗易懂，十分利于普通群众接受，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也基本上唱出了后方广大群众同仇敌忾的决心和抗日必胜的信心。这种方法在当时即受到普遍的肯定的，说“打花鼓的拿着通俗宣传的旗帜了，老舍先生提倡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我们很赞成”（1946年10月25日《川中晨报》），“小调子作了号召群众的工具，金钱板代替了枯燥无味的演词（讲）”（1944年4月27日《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周年纪念特刊》）。
此外，罗跃光还利用［玉娥郎］［叠断桥］两支清音曲牌连缀编写了歌颂爱国将领、国民党某部营长姚子靖率部抗击日军，壮烈牺牲事迹的四川清音《吊姚营长》，首段词如下：
［玉娥郎］丁丑之年孟秋辰，起刀兵，倭奴入寇据平津。假捕日逃兵，轰炸宛平城。卢沟桥贼发炮任意来横行，燕山烽火遍地生，吊北平，三代旧都城，国粹宝珍奇，唐朝果，宋朝槐，古迹属敌（人）。
［叠断桥］想罢痛在心，倭奴太横行，不顾公理，炸学校残我华民。（后略）
当时，曲艺艺人们尽管生活得十分贫苦，但在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鼓舞和影响下，纷纷在全川各地组建或加入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队”组织，以各种方式作着宣传抗日救亡的努力。如泸县（今泸州市）由评书、竹琴、花鼓、清音、金钱板等艺人组成的“泸县通俗评话社”就明确规定，每个艺人无论在何时何地作场行艺，都必须先演唱一至二段宣传抗日救亡内容的曲目后，方能开始卖艺。像金钱板《六十年国耻》《赵金彪大战卢沟桥》等便是经常演唱的曲目。资中县艺人阳青云、阳志青兄妹持资中县杂艺人员抗战建国会证明，徒步到成都各县做宣传。以花鼓、金钱板等曲艺形式演唱了《卢沟桥事变》《华北失陷》《王铭章大战滕县》等抗日曲目。
1939年3月27日晚，成都的扬琴艺人郭敬之、叶南章、廖阿阿、老九（名不详）等在提督街“协记茶社”演唱抗敌扬琴新词《王上将胜战殉职光荣记》，即受到听众热烈欢迎。一致认为这是“崇拜民族英雄，激起社会爱国情绪之有效宣传”，赞扬上述诸人“努力合作，始终不懈”的爱国热情。一位刘姓艺人因不愿演唱此曲还受到听众的责备。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其抗日宣传活动更加活跃。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了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号召说唱艺人和有条件的话剧等表演团体积极开展演唱新曲艺活动，以加强抗敌宣传……并且，在文协领导下，说唱界还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分赴川中各地演出。如由队长孙海山，队员余顺和、余金枝、刘少华、谢子林、李远德等组成的重庆市区宣传队，除在本市演出外，还巡回到泸州一带，并结合演出出售木刻小唱本（俗称“挂挂书”）以扩大宣传。特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他提倡文艺通俗化，强调为抗战服务而大力扶持说唱艺术，亲自编写唱词，并于抗战初期就收留了河南坠子演员到重庆宣传抗日，后又支持永川县民众教育馆周敬承出版了《四川金钱板研究》一书，并为该书题词。他还带领周敬承等组织的一支说唱艺术小队，从重庆到内江、自贡、乐山等地演出，为抗日将士募款捐制寒衣”（《重庆文化艺术志》）。
当时曲艺艺人的种种努力，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刊发在1938年《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四期探马的文章《成都的通俗文学运动》即指出：“但我们不能忘记，这其间又有一支人马斜刺里杀将出来作这种努力（指抗日宣传——引者注），他们乃是从不为文坛人士注意的‘清音业者’。所谓‘清音业’，就是包括‘清音’、‘说书’、‘打金钱板’等职业的组合。原来四川成立省抗敌后援会，各行各业都奉命成立了支会。清音业这一支的人还不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不知什么人点醒了他们，他们作了许多金钱板一类的时事唱词给‘省抗会’……他们先后刊行了‘抗敌新文’《上海大战》，有一册是‘汉奸新文’《枪毙李服膺》。每册不过售铜板两枚（不到二分钱——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