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湘泉（1904－1972），四川竹琴演员。四川开江县人。少年时就喜爱竹琴，19岁投师竹琴名家曾伯仁学艺，以演唱《三国演义》为主。上世纪30年代起，在开江、万县、涪陵、重庆一带茶馆中演出，蜚声川东。1952年，重庆市曲艺队成立，他即加入该队。擅演节目有《三顾茅庐》《水镜庄》《白帝托孤》《华容道》《月下盘貂》《单刀赴会》《哭桃园》《杀家告庙》《书房骂暠》《漂母饭信》《打猎汲水》等。他的唱腔善变口音而一人多角，模仿生、旦、净、末、丑皆惟妙惟肖，擅以声音变化体现人物的不同性格和感情。他的操琴技艺娴熟，一根竹筒一副简板，打尽风雷雨雪的变化、铁马金戈的场景以及人物喜怒哀乐的情怀。1952年12月，他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对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回国后，尝试演唱新竹琴节目，先后演唱过《小英雄牟元礼》《赶猪的人》等，热情歌颂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肖湘泉1970年因病退休，1972年逝世，终年68岁。
逯旭初（1909－1984），四川评书演员。重庆市合川县人。幼时曾读私塾。从小热爱评书，师承评书名家郭子泉，20岁登台献艺。长期演出于合川、北碚、重庆等地。四川评书有“清棚”、“雷棚”之分，前者重在文说，以清谈为主；后者重在武讲，以吼喊表演为重。逯旭初熔“清”、“雷”于一炉，自成一家。他声音清晰，表演细腻，尤其熟悉民间生活，精通四川方言，故其语言丰富，生活气息浓厚，并善于运用生动活泼的生活细节，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他的评书路子宽广，擅长书目也较多：历史说部有《水浒传》《七国志》《三国演义》《岳飞传》；公案小说有《包公案》《彭公案》；武侠小说有《童林传》《三侠五义》《鹤惊昆仑》《铁骑银瓶》；神话小说有《济公传》《封神演义》《聊斋》等。
他于1961年参加重庆市曲艺团，一面将其以前书目择优进行加工整理继续讲说外，更积极拓展新书目。除陆续讲说了《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破晓记》《创业史》《**》《***之歌》《嘉陵怒涛》《弯柏树》《杀端方》《蒋介石的来龙去脉》等，还参与了将长篇小说《红岩》分段改编为评书的工作。他讲说的《许云峰》《**》《双枪老太婆》和《大石桥头》等篇，均独立成章，思想性、艺术性较强，并具浓郁的乡土特色。
逯旭初最具代表性的长篇说书当首推《王三槐反达州》。该书是他从业师郭子泉门下承继来的长篇条书《得胜图》，经他进行整理、加工，以新的观点突出其人民性，把曾经震撼川北的农民起义领袖王三槐及其斗争故事，讲说得有声有色，使人百听不厌而脍炙人口。他的艺术经验是：细节真实，以情动人，说尽人情便是仙。
1982年退休后，逯旭初在病榻上还口述了全部《王三槐反达州》，由王正平录音整理，为四川评书保存了一份珍贵的艺术遗产。两年后，他病逝于重庆，终年75岁。
邓梓乔（1911－1971），四川竹琴演员。重庆市璧山县人。少年时起，自学竹琴演唱。15岁拜师邓昭然，勤学苦练，技艺日增，青年时即已成名。后迁居江北城，长年在市区杨柳街茶社、夫子池茶社、友江茶社、灯笼巷茶社及江北茶社坐馆，并与吴金安、吴玉堂、黄荣丰、周玉龙、陈松林等同堂共馆，听众多为新闻界、文化界、金融界、知识界人士，川剧名家张德成、贾培之、周裕祥、喻绍武等常往书馆观赏其演唱。
邓梓乔善于在竹琴的打击技法上模仿川剧鼓点的声响，用以表现两军对垒时的刀、枪、剑、戟等兵器的撞击声，战马的嘶鸣声和疾奔的马蹄声，以及狂风怒吼、电闪雷鸣等。
他在竹琴的唱腔上，糅进了四川扬琴、四川清音及川剧唱腔的一些声腔韵律，于“一人诸角”的表演中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角色区分得清楚而适当，如生角唱中和调，旦角唱四平调，老生唱耒阳调，以腔传情，以情叙人，并擅长鼻腔共鸣的花脸腔，以刻画英雄豪杰。他一生擅唱的曲目甚多，大部的有《红袍记》《青袍记》《绣襦记》《三元记》《琵琶记》《铡美案》《清风亭》等十余部及小段五六十折。其代表曲目有《三战吕布》《楚道还姬》《活捉三郎》《花子骂相》《伯牙碎琴》《关公挑袍》等。
陈琼瑞（1918－1982），女，四川清音演员。重庆市人。七岁随父陈占云（重庆市清音歌曲改进会发起人并任首届会长）学艺。后拜师李福祥、易伯尧及文三、文四，并向著名琵琶师学习唱腔和琵琶，之后便在书场茶楼崭露头角，驰名于重庆、涪陵、丰都、万县、泸州、宜宾、乐山等地。1952年曾参加重庆曲艺队演出，1959年参加重庆市市中区曲艺团。她功底深厚，能弹善唱，且嗓音高亢明亮，吐字清晰，演唱路子宽，尤其擅长大调曲目，一人担任多角，男腔、女腔交替咏唱，绘声绘色，应付自如。其男腔刚劲浑厚，潇洒豪放；女腔柔中带刚，委婉清丽。其拿手段子有《月下盘貂》《关公挑袍》《伯喈思乡》《昭君和番》《贵妃游园》《陈姑赶潘》等。
陈琼瑞热爱曲艺事业，关心青年演员成长，教学严格认真，桃李遍及川中各地，并热心传统曲目的发掘整理，曾留下清音联曲体套曲近六十段、单曲二十余段，已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四川分会和重庆曲艺家协会于1983年编印为《陈琼瑞清音唱腔选》（内部资料）存世。
1982年，陈琼瑞病逝于重庆，终年64岁。
何克纯（1921－1980），四川荷叶演员。又名何天知。重庆市潼南县人。居家涪江河畔，自幼喜听船工号子，曾向船工陈益辉学领唱。民国二十三年，他随父漂泊来渝谋生。他常在茶馆书场中以随口说唱的方式，叫卖香烟瓜子，为评书艺人屈燕平赏识。15岁拜屈燕平的门生雷昌明为师，学说评书。由于他有领唱船工号子的基础，又吸收川剧高腔的一些唱法，用四川荷叶的形式演唱评书故事，加之嗓音明亮，吐字清楚，韵味浓郁，表情生动，被广大听众誉为“荷叶大仙”。
新中国成立后，何克纯参加了合川县曲艺队。1953年参加全国首届曲艺会演，他演唱的四川荷叶《小菜打仗》获优秀曲目奖；次年调入西南人民广播电台曲艺队演唱荷叶，兼唱金钱板。后随队先后并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曲艺队、四川省歌舞团曲艺队、四川省曲艺团。1958年四川省第一届曲艺会演，他演唱的《一个奇怪的贫农》获优秀表演奖；同年参加由文化部组织的汇报演出团赴“南方片”巡回演出，获得好评。他擅唱的荷叶段子，有短篇、中篇、长篇，语言极富四川民间特色，其中为西南区、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的曲目达三十余段。代表曲目有《小菜打仗》《武松上路》《十字坡》《鲁达除霸》《一个奇怪的贫农》《双枪老太婆》等。
§§§第二节 萧条市井说艰难
因篇幅所限，在上节里只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曲艺界十余位领军人物作了一个十分简要的介绍。在当时，曾为四川曲艺发展传承作出不同贡献的当然不止上述几位。如被誉为“武状元”的评书艺人戴全儒、四川扬琴花腔开派人叶南章、享有“赛德才”美誉的刘松柏以及洪凤慈、张大章等，在四川清音则有被称为“锦城歌后”的黄德君以及更早的蔡文芸、表嫂（姓名不详）等人。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则有文三、文四、孙琼芳（清音），徐重山（竹琴），陈梓贤、周尔康（评书）等以及各地市为数不少的、在当地影响不小的曲艺艺人，是他们共同撑起了四川曲艺的“大厦”。此外尚有“谐剧”创始人王永梭，“四川方言相声”第一人吴遐林等，因后面有专门章节介绍，此处就不一一描述了。
在当时，四川曲艺乃是普通百姓的主要文化娱乐生活。邢棻的《锦城竹枝词》中说：“胡琴听罢又洋琴，满日生朝客满厅。把戏相声都觉厌，差强人意是三星。”“萧条市井上灯初，取次停门顾客疏。生意数他茶馆好，满堂人听说评书。” 可见人们对“曲艺”是何等的喜爱，对它的娱乐功能给予了恰当的评价，说曲艺艺术“是因为能利用巧妙的词令，婉转的喉咙和玲珑的表情，使沉闷委靡的社会露丝微笑。经听众的视觉和听觉上着一种愉快，换句话说使民众在苦闷的生活里，精神上得到一种艺术的灌溉，未始非他们的功绩。” 即如此，亦好景不长。到三四十年代后期，由于国民党当局热衷打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致使通货膨胀，货价腾飞，民不聊生，作为国统区的四川更是“重灾区”。
飞涨的物价，层出不穷的税捐，像大山一样压在穷苦百姓的头上。时人朱璧英《凫城米贵竹枝词》这样写道：“无端米价倏增高，日日飞腾似怒涛。忍见流离饥馑象，嗷嗷鸿雁泽中号。”“惊闻贫妇断炊烟，无粒声声苦怨天。三十余元沽石米，何人不叹命悬悬。” 加上不法奸商囤积居奇，肆意抬价，到处是一片“积得仓箱千百满，一家饱暖万家饥”的凄凉景象。 普通百姓都已陷入“一家饱暖万家饥”的境况，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间曲艺艺人的情况就更为糟糕。
1944年1月24日的《川中晨报》刊发了特约记者锦声的一篇文章——《成都闲话：弃婴·歌女》，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曲艺艺人的悲惨生活。
“前夜，余心绪不宁，于八钟左右即行睡去，刚入梦时，忽闻隔室有女子哀告之声，频呼：‘大人，尚有支销。’复有叱厉声：‘报支销上来。’继以一段支销唱词，歌喉婉转，杂以三弦弹奏，尤觉凄恻动人，乃悉系歌女清唱《大審玉堂春》小曲，高歌约五出始告结束。于是，呼声四起，有谓：打折扣，大家打折扣，每则该五十元；有谓：我们有的是钱，再来一则。笑声大作。即有人作哀求口吻云：‘先生，欢迎你们一则，不要钱，请不要打折扣，帮帮忙。’即闻：‘八月十五桂花香……’移时，致欢迎词毕，忽闻有老者谓：‘先生，快点给钱与她，已经三更天了，她的家远，家里有两个孩子在等她回去。’‘你有孩子吗？’‘是的，还有一个妈妈。’‘你男子呢？’‘他出川去了，没有消息。’至此隔室顿转沉默，旋有人谓：‘多给她两百元。’一阵楼梯声响，遂告闭幕。以是，余竟通宵未能成寝，殊以为苦。”
这里记录的虽是一个个案，但确是当时广大曲艺艺人悲惨生活的一个缩影。现今健在的八十余岁高龄清音琴师、四川省曲艺团退休艺人王华德老先生就曾多次心有余悸地讲过，上世纪40年代初，他同李月秋、黄德君等四五人在唐家寺（今青白江弥牟镇）一茶馆卖唱时，有当地地痞多人，点了数段，听完后却不愿给钱，还恶语相向。王华德见事不妙，连忙带着数人逃离茶馆，否则等候他们的必将是一顿拳脚。像这种辛苦演唱完毕却收不到钱的事，绝非个别，可说比比皆是。如1947年11月8日的《建国日报·自贡圈内》即有如下一段文字：“普鲁书场自开始以来，连日俱告客满，不过据个中人谈，‘黄鱼’太多，老板不胜‘麻烦’之至。”所谓“黄鱼”者即是听曲不给钱的人。
1949年7月10日的《川中晨报·自贡点滴》也刊文说：“昨日滨江路槐荫茶馆内，两个卖技者大施本领，其中尤以口技为佳，颇得观众青睐，但要钱时候，却一文钱都拿不着，有些竟以白眼待之。”旧社会对民间艺人极度的歧视，如当时的李月秋在成都甚至川内均颇有名声，但却遭到不少的攻击。说什么“成都周璇李月秋，嗓子的确不坏，可惜所唱的总不外乎是一些令人肉麻的淫秽词调。如果这也算是‘天才’，那这种天才我们是实在有些不敢领教”（1947年6月20日《民风日报·锦城拾零》）。如果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倒也没啥，但当时政府部门却颁发了不少极不合理的若干“禁令”。如成都市警察局规定：卖唱的白天不准进城。自贡市警察局第0184号训令称：“本市茶馆内常有各种诲淫小调，伤风败俗……应予取缔。”并令“各茶馆主人具结遵守”！四川各地均有类似的“禁令”发出，稍一不慎即会遭到处罚或被驱逐。如1936年4月5日，成都青羊宫花会管理处即有如下牌告：“商民刁坤山前以雅唱川戏大调报请开幕，并声明曾经警备部指挥处批准……经过处查，该民蒙报批准，已属不合，后敢擅自开演，实属藐玩已极。本应严处，故念无知，免予置议，仰即尅日迁移出场为要，合行牌俾众周知，此告。”牌中之刁坤山即当时成都著名的清音班社“刁家班”的班主，原成都市西城区曲艺队清音老艺人刁吉安之父，就这样被赶出了花会会场。上述种种即可见当时广大曲艺艺人生存环境之险恶，甚至他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据崇庆州（今崇州市）已故清音老艺人陈子杨回忆称：引领李月秋走上艺术之路的蒲光明，约于1948年或1949年冬天因贫病交加，死在崇庆州城外桥下，无人问津，后经当地一些好心人出面，将其草草安葬。
另据自贡市曲艺团老艺人胡子成（已故）1985年回忆，约于民国二十三年左右，泸州杨大嫂（杨秀清，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泸州市曲艺团，已故）带一海湖班在自贡王家塘盐店街茶馆演唱卖艺，由于当地地痞及国民党驻军的扰乱，班子被拖垮，许多姑娘被拐走。其中一个叫玉容的姑娘唱得最好，也最漂亮，被染上鸦片烟，后来被整死在五星店栅子口上，一丝不挂，惨不忍睹。最后还是当地几个玩友出钱买了副板子（简易棺木）安葬。
在旧社会，绝大多数曲艺艺人就这样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度日，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作场度曲难得一夕温饱，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的创造。四川曲艺在这种生存状态下，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进步与发展。但通过广大艺人的苦苦挣扎，能将四川曲艺的众多曲种、众多曲目保留下来，已属难能可贵了！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