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时期，西南地区与西域胡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诸葛亮于后主建兴五年（227）第一次北伐时，驻节沔阳，“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据马雍先生研究，这里“凉州诸国王”即指凉州刺史管下的西域诸国（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收入其《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曹魏正始八年（247），凉州胡王治无戴、白虎文又与蜀将姜维联合攻魏，《三国志？魏书？郭淮传》载：“治无戴围武威，家属留在西海，郭淮进军趋西海，欲掩取其累重，会无戴折还，与战于龙夷之北，破走之。”无戴兵败后，姜维出石营，西迎治无戴和白虎文，引还至成都，将其安置在繁县，即今新繁境内。吴焯认为，无论是诸葛亮时的“胡侯”，还是姜维时的“胡王”，其与蜀联系的通道都是经过青海进入四川西北部的“青海道”，并且指出，治无戴和白虎文及其部众于繁县安置，实际是蜀汉时期一次大的移民，蜀中胡人数量因此剧增（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其中，白虎文或为龟兹白姓（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页376，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其与蜀汉的联系及交往的通道，或与羌人的迁徙及与胡人的联系有关（见后文）。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蜀将姜维本人就是羌族出身。这些移民必将带来更多的胡人文化因素。西南地区的胡人形象，时代集中在东汉晚期以后，蜀汉是一个发现集中的时期，当是这种历史背景的生动反映。
云南保山汉庄乡汪官营蜀汉墓（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出土高鼻环目俑头像（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页56，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页251，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贵州兴义东汉中期M2出土高鼻大眼、螺旋状卷发的跪人灯（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基》，《文物》1979年5期。）等，与广州等地汉墓出土的同类形象相近，可能属于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反映了南中国通过海路与域外的交往，因与本文所定义的“胡人”有别，当另文探讨。
四“胡人吹笛俑”的文化内涵
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胡人形象资料中，有一类通常被称为“吹箫俑”的吹奏俑类，俑一般跽坐，头上多戴有尖顶帽，表情或庄或谐，双手竖执乐器吹奏，是数量最多的，有必要单独加以更深入的讨论。以下从其所吹奏的乐器的辨别，结合汉晋时期的历史背景及相关考古发现，就这种俑类所模拟的人群的族属、来源和社会地位等问题略作探讨。
有关这种俑类的定名，在考古报告中多称为“吹箫俑”，也有少数称为“吹笛俑”的。乐器也应是一种文化表征，实有分别的必要。我们认为，其所吹奏之物，实应为笛。
关于箫，《诗？周颂？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郑玄笺：“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这是最早关于箫的文献记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箫的实物是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人墓出土的春秋早期竹箫（河南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4期。）。河南淅川下寺楚墓M1出土石箫1件，用一整块石料制成13个长短不同的异径管，管封底，形成闭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前期竹箫两件，由13支长短不同的异径苦竹管制成，l件较完整，另l件残破。箫管以竹夹固定，并用自然竹节封底。吹口髹朱漆，管身以黑漆为地，绘朱漆绳索纹和三角纹（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说文？竹部》“箫，参差管乐，象凤之翼”，故箫又名参差；《楚辞？九歌》“吹参差今谁思”；应劭《风俗通义》“谨按《尚书》，舜作，‘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其形参差，像凤之翼。十管，长一尺”。故孙机先生指出，先秦至汉代，所谓箫皆指排箫，常用于合奏。其箫管要用蜡封底，不封底的名洞箫（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页38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有学者在考证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上的、发掘报告定名为“箫”的乐器时亦指出，箫之名物，今古有变，报告将此物定名为箫，是就今日理解的词语意义而言，根据当时社会所习用的名称，这个命名是欠妥的，应称为“长笛”（牛龙菲：《长笛考》，收入其《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乐器考》，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同样，我们认为，将本文所探讨的汉晋墓葬中出土的吹奏俑也不能定名为“吹箫俑”。
再来看笛。笛属于单管吹奏气鸣乐器，宋玉《笛赋》：“剡削长干，三孔修长，流离浩荡，壮士抑扬。”但关于笛的历史自来众说纷纭。北宋陈炀《乐书》说笛在西汉时由西域传入中原；应劭《风俗通义》“笛，谨按《礼乐记》，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涤也，所以荡涤邪秽，纳之于雅正也。长一尺四寸，七孔，其后又有羌笛”。唐人徐坚在其《初学记》中据此两条对宋玉《笛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考古发现中，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出土的16支骨质笛类器物距今有七千余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1期。），并有学者进行了测音研究（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1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出土有骨笛（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先秦时期，笛类器物改用竹子来制造，如曾侯乙墓出土的两件管乐器，用一根一端带有竹节的竹管制成，管身髹黑漆，并饰朱漆彩绘三角云纹等，管端用木堵塞，管尾利用竹节横隔堵住，管身有1个吹孔和5个按音孔（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据《周礼》郑玄注，“篪，如管，六孔”；蔡邕《月令章句》，“篪，竹也，六孔，有距，横吹之”；《尔雅？释乐》郭璞注，“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翘，横吹之。小者尺二寸”。则曾侯乙墓出土的管乐器，应称为“篪”（吴钊：《篪笛辨》，《音乐研究》1981年1期。），《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由文献和考古材料可见，“篪”在先秦时期即已流行。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笛类器物，原定名为箫，7孔，墓内出土竹简上有“篴”的记录（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7期。），与《周礼？春官？笙师》的记载相同，一般认为，“篴”应为“笛”的古字（方建军：《中国古代乐器概论（远古—汉代）》，页129，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实物看，篴也应为横吹管乐器。长沙杨家湾出土的1件吹奏木俑，双手掌心向里执管横吹，所吹应为篪、篴一类器物（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1期。）。
由此看来，中国传统的管乐器篪和篴都应是横吹，这和考古出土胡人俑竖吹不同，则本文所讨论的吹奏俑所吹之物既非箫，也非篪或篴。这种乐器到底为何，还需进一步探究。
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便易持。”，李善注：“粗者曰，细者曰枚。……，马策也。”此赋明确指出，近世之笛起于羌中，除用作乐器外，游牧民族还将其用做策马工具，有学者据此推测羌笛起源于实用工具——马鞭（张曦：《关于羌笛来历思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2期。）。虽然应劭《风俗通》说笛为“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但吴树平先生校释《风俗通义》，于“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句下注曰：“此句《御览》卷五八〇、《事类赋》卷一一均引作‘汉武帝时工人丘仲所造也’。此句下，两书又引有‘本出羌中’四字。《宋书？乐志》云：‘笛，按马融《长笛赋》，此器起近世，出于羌中，京房备其五音。又言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风俗通》则言丘仲造笛，武帝时人，其后更有羌笛尔。三说不同，未详孰实。’”（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校释？佚文》，页244，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看来，历来就有意见认为，汉代出现的笛，不是华夏传统管乐器——篪和篴的简单传承，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并与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种合理的推测是，汉武帝时人受到羌笛的启发，在传统横吹管乐器的基础上，创造了竖吹之笛。考古出土汉晋时期的吹奏俑，所吹之物应为受羌笛影响下新发明之笛。
一个应当说明的情况是，今日之羌笛，为双管竖吹，比较短小，与考古所见胡人吹笛俑所持之笛有一定区别。我们迄今尚未发现汉代的羌笛实物，无从比较，但依情理推度，民间乐器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所变化和发展，今日之羌笛与汉代之羌笛，在形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当是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