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对胡、胡人及胡人形象的界定，我们搜集到西南地区汉晋时期考古出土胡人形象资料。《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收录了一批出土于四川、重庆两地未发表考古报告的胡人俑资料，包括四川仁寿高家乡安全村，重庆江北董家溪、江北相国寺、南岸上街、鹅岭公园两江亭，巫山西坪中学，涪陵北拱乡等地汉墓出土及奉节县文物管理所征集的标本，主要是吹笛俑，仁寿高家乡安全村出土的1件为抱琴俑，人物形象或高鼻深目，或头戴尖顶帽（严福昌、肖宗弟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四川达县市曹家梁东汉晚期墓出土吹笛俑两件（四川省达县地区文化局：《四川达县市曹家梁东汉墓》，《考古》1995年1期。），巫山琵琶洲M4出土吹乐俑1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巫山琵琶洲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年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有学者认为应为胡人俑（尹俊霞：《汉晋时期长江流域出土胡人俑的初步考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但其本身没有明显的胡人特征；四川绵阳河边东汉崖墓白沙包M1出土“扶铡俑”两件，原报告称其“着尖帽”（何志国：《四川绵阳河边东汉崖墓》，《考古》1988年3期。），与四川宜宾黄伞崖墓出土的“执铡俑”形制相近（四川大学历史系七八级考古专业实习队等：《四川宜宾县黄伞崖墓群调查及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刘文锁先生注意到，这些俑应系“椎髻”而非着尖帽（刘文锁：《巴蜀“胡人”图像札记》，《四川文物》2005年4期。），其说可从，则这些“执铡俑”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形象，而难以确认其为胡人；四川彭山166号崖墓出土摇钱树陶座佛像及两侧的胁侍（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页68-6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俞伟超先生认为系“一佛二菩萨”像（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收入《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但也有学者认为陶座左侧之人深目高鼻，当为胡僧，右侧之人戴胡帽，着翻领胡服，应为胡人无疑（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笔者也基本同意这一意见（霍巍：《胡人俑、有翼神兽、西王母图像的考察与汉晋时期中国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九州学林》一卷二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但由于其性质尚存在争论，且牵涉到早期佛教的传播，这里我们暂且不涉及)；四川芦山出土的一件铜人像（芦山县博物馆：《芦山发现一座汉代青铜人像》，《文物》1987年10期。），原报告认为有可能为蚕丛、杜宇氏蜀部族后裔斯榆人为其先祖所造之像，但也有学者认为该像具深目高鼻特征，非蜀人后裔，应为胡人（何志国：《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东南文化》1994年1期。），细审该像，似无法确认其为胡人。陕西勉县出土的跪人灯俑（唐金裕、郭清华：《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有学者认为也应系胡人形象（尹俊霞：《汉晋时期长江流域出土胡人俑的初步考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但该俑似没有明确的胡人特征。云南昭通温家营后古墓中出土的一件小铜人（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文物调查简报》，《文物》1960年6期。），形制特征颇同芦山出土品，也属于这样的情况；云南昭通鸡窝院子东汉初年墓出土天鸡羽人炉的羽人形象，长眉巨目，高鼻阔嘴，络腮长须（昭通地区文物管理所：《云南昭通市鸡窝院子汉墓》，《考古》1986年11期。），但其本身没有明确特征表明其为胡人，故未收入。另外，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收集的一批胡人俑，非考古出土所获，据传出自四川（霍巍：《胡人俑、有翼神兽、西王母图像的考察与汉晋时期中国西南的中外文化交流》，《九州学林》一卷二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此本书第六章当中已有涉及，这里存而不论。
从表一及上面所叙述的情况看，西南地区的胡人形象，出土地点主要分布于四川、重庆两省市，时代均在东汉及以后；贵州、云南发现相对较少，但个别发现的年代可早至西汉中期，这种情况和胡人形象的来源当有内在的联系，具体情况下文论述。
从种类上看，西南地区出土的胡人形象包括平面形象和立体形象两类，既有应用模铸、刻画等技法在画像砖、画像石、壁画及牌饰等各种器物上描绘出的二维形象，又有应用捏塑、模铸等技法塑造出来的三维形象，包括俑及堆塑罐、储贝器等器物上的胡人造型等，种类丰富，材质多样。这些胡人形象，或面目特征有异华夏，或窄衣长裤，或头戴尖顶帽，或同时具有多种特征，其胡人的身份可以确认，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头戴尖顶帽，这成为我们认定其胡人身份最确切的标志。在考古出土胡人形象中，最为常见的是吹笛俑，下文我们将从其来源、社会地位、文化寓意等方面尝试考察其所蕴涵的一些历史信息。
胡人形象的发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入居或来往的胡人数量已相当不少，胡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开始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为时人习见，可以熟练地将其应用于艺术创作中，并逐渐形成了某些制作传统和文化内涵。
三西南地区胡人形象的来源
胡人形象的制作，当非无本之木，而应存在现实的参照，说明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应当存在相当数量的胡人。从考古出土胡人形象的材料分析，这些胡人的来源，应当各有不同。
云南晋宁石寨山贮贝器上立体形象及铜牌饰上的平面形象、江川李家山M51铜鼓上的戴尖帽武士立体形象，出土单位的年代都比较早，在西汉中晚期，可能反映了较早时候民族迁徙的情况。
晋宁石寨山M13出土铜贮贝器及铜牌饰上的人物形象，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冯汉骥先生指出：“从其服装的各方面来看，都与历来西南少数民族的习尚不合。长窄过手的袖，下及足背的长裤，均非西南民族的一般习惯，而可能与西北气候较寒地区的民族有关。特别是长须，在西南的少数民族中是少见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9期。）汪宁生先生在肯定这些人物形象非土著民族的前提下，就其具体族属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疑来源于西方……也可能是身毒之民或骠人侨居滇西地区者”（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4期。）。张增祺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在一系列论文中进一步指出，这些蓄长须、穿窄长衣裤和着皮靴的高鼻深目者，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所说的“嶲人”，《华阳国志？南中志》上的“叟人”，《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说澜沧江河谷的“塞夷”，他们原是欧亚东部草原游牧民族塞人（张增祺：《关于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一组人物形象的族属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97年9期；张增祺《滇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收入《滇国与滇文化》，页266-331，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这个意见颇具说服力，虽然目前我们无法具体描述塞人向云贵高原迁徙的具体过程细节，但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滇文化的确受到草原文化因素的相当影响（参见本书第三章），这些胡人形象，应当与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传播者——塞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南地区出土的胡人形象资料，占绝大多数的是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的形象，年代都在东汉以后，且多分布在四川、重庆两地。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胡人入蜀，有意见认为《华阳国志？蜀志》郫县条称“冠冕大姓何、罗、郭氏”，何、罗都是胡姓，疑其地本多胡姓后裔，《隋书？何妥传》记何妥“西城（《隋书》七五、《北史》八二均作“西城人”，自陈寅恪先生误读为“西域人”以后（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页55，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学者多有混淆，如罗世平《汉地早期佛像与胡人流寓地》(《艺术史研究》第一辑，1999年)，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一文则做“西城（域）人”。实际岑仲勉先生早已指出，西城于两汉、晋、宋、齐皆为县，当今陕南之安康，见《隋唐史》，页33，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但《隋书？何妥传》明言“父细胡”（《北史》做“细脚胡”），则其胡人血统很明确，可能系入华之后先居陕南，后迁徙入蜀经商。）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何妥入蜀即定居郫县，实是依附本族人（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收入其《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页19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吴焯进一步指出，郫县何氏，史书有记载者代不乏人，最早为西汉成帝时司空何武，诚如是，则胡人入蜀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后期（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蜀地在两汉时期系全国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商业发达，胡人入蜀，其重要目标之一是为经商，应是合理的推测。敦煌和居延汉简中有不少记载蜀地和河西走廊进行商业贸易的材料，河西汉墓出土的连枝灯、摇钱树、漆器等，经学者考证，或与蜀地有一致性，或直接来自蜀地（李永平：《简牍和考古所见汉代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交往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四川文物》2004年6期。）。作为这种推测的考古学证据，带有草原及西方文化因素的器物在汉代中国及西南地区的发现，已经广为中国学者注意（如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97年9期。），另外中国西南地区的手工业制品在对方的发现，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余英时先生在其名著《汉代贸易与扩张》中列举了诺颜乌拉、阿尔泰山地区、锡伯、巴泽雷克、塔拉思以及米努辛斯克等地墓葬中出土的中国漆器、丝绸和铜镜、五铢钱等的发现，力证汉代中国与北方胡族之间密切的贸易关系（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第五章《边境贸易》及第六章《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在其细致的资料收集和卓越论述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补充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出土的汉代漆奁、漆盘和漆耳杯（R.Ghirshman，Begram，Rechenches Archaeologiques et Historiques，le Caire Imp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cais D"Archaeologie Orientale， 1946.），阿富汗的西伯尔罕地区“黄金之丘”M2、M3、M6出土的汉代铜镜（Sarianidi.V.I，The Treasure of Golden Hill，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April，1980；Victor Sariadini，the Golden Hoard of Bactria， from the Tillya-Tepe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Afghanistan， p. 203，Harry N.Abrams，Inc.， Publishers，New York，1985.）等。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汉代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是漆器与丝绸，而汉代四川是著名的丝绸和漆器生产中心，且地理位置接近西域，我们认为，相当数量的域外发现的中国物品应是四川的产品。汉代随着张骞凿空西域，商品贸易逐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当数量的胡商深入产地进行商品采购，以至形成一些胡商的聚居地，当是极有可能的情形。
广汉出土的“轺车”画像砖上的胡人形象，高鼻大眼，络腮胡须，体形明显大于其左侧手执缰绳的御者，应为主人，由此看来，一些胡商随着财富的积累，已经获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另外如果上述吴焯先生对于郫县何氏家族系胡姓后裔的推论能够成立，则表明一些定居于蜀地的胡人的汉化程度相当高，郫县何氏家族除位列三公的何武，《华阳国志》尚载有何武之兄属国都尉何霸，何武之弟颍川太守何显，学通经纬、著有《汉德春秋》十五卷的何英，蜀汉大鸿胪何宗，蜀汉犍为太守何祗，蜀汉末、晋初精研文纬、通星历的名士何随，晋初名臣何攀等。胡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世家大族的形成，应当都是建立在巴蜀地区与西域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基础上的。
稍晚时候的一条文献材料常为学界引用，即《高僧传？宋释慧睿传》谈到释慧睿“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客商信敬者，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其中虽未曾明言客商为胡人，但其事当在晋末，其时商人能够对经义如此了解，其为胡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陈寅恪先生亦说：“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收入其《金明馆丛稿初编》，页2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可见汉代及以后，巴蜀地区都是胡商往来的重要区域。这应当是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尤其是巴蜀地区胡人形象的来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