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元代大都上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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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大都建成以前的北京(1)

北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元大都建立以前,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叙述元大都之前,有必要对过去的历史先作一番介绍。

一、辽代以前的北京

北京城市的起源,离现在有三千多年。早在殷商时期,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居民聚落。周代,这里是诸侯国燕国的都城蓟的所在地。①(蓟的得名,据说是由于这里到处生长着开紫红花的蓟草的缘故,参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隋代改幽州为涿郡。唐代又称幽州。唐玄宗时一度改称渔阳,但不久又改回。)在春秋战国时期,蓟城有众多的居民、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被称为当时的“天下名都”之一。秦灭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郡县制,其中广阳郡的治所,就在蓟城。汉代起,设置幽州,以蓟城为幽州刺史治所。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都是如此。因而,在习惯上,也常把蓟城叫做幽州城。唐代的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是当时的一座名城。②(②参见《太平寰宇记》卷六九,《幽州》引《元和郡国志》。)城内的悯忠寺,是唐太宗李世民所建,规模壮丽,一直存在了好几百年。③(③悯忠寺,明正统中改称崇福寺,清雍正时改为法源寺,至今仍存。)

唐代前期,东北的奚族、契丹族等相继崛起,不断向南扩展势力。唐朝政府为了抵御它们的进攻,在幽州(渔阳)一带屯驻重兵。唐玄宗时,出身少数民族的安禄山一身兼三镇节度使,管辖相当于今天山西、河北和辽宁大部地区在内的广大地面。他利用掌握的权力,不断积聚力量,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发动了叛乱,一直打到唐朝的首都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①(白居易:《长恨歌》)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后来,在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安禄山父子相继死去,史思明父子继起。唐朝政府借助于北方回纥族的骑兵,才把叛乱平定了下去。但是,河北地区仍为安、史的余党盘踞,唐朝政府无力进讨,只好承认他们封建割据的既成事实,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河朔三镇(卢龙、魏博、成德)。三镇之一卢龙节度使控制了幽州地区。这些藩镇的统治是很不稳固的,兵变不断,头目经常更迭。从广德元年(763年)李怀仙作卢龙节度使起,到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李存勖攻占幽州止,在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幽州地区先后更换了二十几个头目。这些藩镇的头目,毫无例外都是残暴专横的土皇帝,他们任意生杀予夺,横征暴敛,对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他们还千方百计阻碍幽州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这些倒行逆施,对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给当地的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李存勖攻占幽州后不久,消灭后梁王朝,建立后唐王朝。后唐的统治很不稳固。10世纪30年代,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借助契丹的力量夺取政权,不惜向契丹统治者称儿称臣。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契丹军队帮助下,攻占汴梁(今河南开封),灭后唐,建立后晋政权。他为了表示忠诚,把今山西、河北沿长城一带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也在数内。自此,幽州归于契丹政权统治之下。

二、辽代的燕京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原来统治的地区主要在东北,居民大都研究多从事游牧生活。以汉族为主、人口稠密的农业区燕云十六州并入以后,契丹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宗会同元年(938年),紧接着合并燕云十六州以后,契丹统治者对统治机构作了调整,进一步健全了南北两院制度,北院管理契丹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南院管理今河北、山西一带汉族居住地区,并设置了三个都城,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今北京)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用来适应统治这个多民族国家政权内不同经济类型地区的需要。后来,又添设了中京和西京,成为五京。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南京改称燕京。①(《辽史》没有记载改称燕京的具体时间,此处据《金史》卷二四,《地理志四》。)在五京之中,上京是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但从规模来说,燕京最大,人口也最多。正是在辽代,燕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开始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

燕京城大体上就是原来的幽州城,当然也有一些变动。城周长二十七里②,(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按,许亢宗是宋徽宗宣和七年(即金天会三年,1125年)出使金朝路过燕京的,这时辽刚灭亡不久,北宋军据守燕京,城市尚保持辽时面貌。在此以前,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朝的宋使路振,也曾记燕京城“幅员二十五里”(路振:《乘轺录》。此书有不同版本,文字出入颇大,以《皇朝类苑》本较佳),和许亢宗所记相近。《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说燕京“城方三十六里”,疑有误。扩展后的金中都亦不过三十五里左右。过去有人认为许亢宗所记二十七里“系三十七里之笔误”,恐不可信。又陈乐素先生考证,《乙巳奉使行程录》作者应为钟邦直。)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③。(《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东、西、南、北各有两门。城墙外有“地堑三重”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城门上有吊桥⑤。(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城址在今北京西南广安门一带,其东城墙应在今法源寺与琉璃厂之间。⑥(清乾隆时,在今琉璃厂发现辽代官僚李内贞的墓志铭,称其地为燕京东门外之海王村。(参见钱大昕:《潜揅堂文集》卷一八,《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又,辽末,北宋军攻打燕京,“夺迎春门……阵于悯忠寺前,辽军与之巷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宋军大败可知东门应在海王村与悯忠寺(后改法源寺)之间。参见光绪《顺天府志》卷一,《城池·辽故城考》。)

上面已经说过,安史之乱后,幽州长期为藩镇割据。这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不把唐朝的天子放在眼里,自己就在幽州城里造起了宫殿。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太宗耶律德光第一次来到南京,在元和殿举行典礼,在昭庆殿举行宴会,这些显然都是前代藩镇留下来的建筑。①(参见《辽史》卷四,《太宗纪下》)辽代前期,没有在南京另行修建宫殿。直到取得南京一个世纪以后,辽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才正式决定“修南京宫阙府署”②。(《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宫阙大概是在原有宫殿基础之上扩展的。扩展以后的皇城宫阙,在城市的西南隅,“皇城内有景宗、圣宗御容殿二,东曰宣和,南曰大内。内门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门曰南端、左掖、右掖。……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西城巅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③。(《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整个皇城“幅员五里”④。(路振:《乘轺录》)辽亡后,北宋朝使臣经过这里,看到皇城,为其壮丽而惊叹。⑤(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燕京的子城即皇城,“就罗郭西、南为之”⑥,(王曾:《行程录》)罗城即外城。也就是说,皇城的南墙和西墙,就是燕京城南墙和西墙的一部分。因此,在皇城之南的球场,定在燕京城外。球场是打马球的地方。这种始自唐朝的体育活动,在辽代仍然非常流行,连宫廷中也专门设有球场。后来,金人第二次攻陷燕京,金军将领就在球场与北宋官员相会。⑦(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永平馆在球场之东,亦在南城门外,这是接待北宋使臣和官僚贵族宴会的场所,“旧名碣石馆”⑧。(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皇城东、西、南、北都有门,东门叫宣和门,南门叫南端门(左掖、右掖应是南端门两旁的小门),西门叫显西门,北门叫子北门。平时“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⑨。(王曾:《行程录》)辽朝末年,北宋军自东门突入燕京城内,占据了燕京城八门。辽军固守皇城,城外的辽军则“自南暗门入内,诸门皆启,铁骑突出”.,北宋军不及提防,结果大败溃退。南暗门应即皇城南门,平时不用,故称暗门。“诸门皆启”之“诸门”,应指皇城各门。城外辽军自皇城南门入内,由皇城东、北诸门突入市内,使北宋军措手不及。皇城与外城的关系,由此事可见一斑。

也正是在这一次战斗中,北宋军与入援的辽军先“战于三市”,北宋军少却,“遂至双门楼”,且战且行,“至悯忠寺前”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最后退到东门。别的记载也提到“城北有三市”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三市”,也就是燕京的商业区,在城市的北部。

燕京城内共分二十六坊,每坊都有门楼,上书坊名,“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③。(路振:《乘轺录》)可见坊的制度,沿袭前代,没有什么变化。城内大小街道整齐端直,“大康广陌,皆有条理”④。(《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唐代后期起,幽州城设两县分治,东为蓟县,西为幽都县。辽代也沿袭这一制度,东西两县,东为析津,西为宛平。析津民户两万,宛平民户两万二千。⑤(参见《辽史》卷四〇,《地理志四》)有的记载说,燕京人口三十万,可能有些夸大。⑥(参见《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城中居民主要是汉人,“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⑦。(路振:《乘轺录》)契丹统治者有意识地把契丹、奚等族人民移到燕京一带居住,与汉人杂处,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⑧(参见晁补之:《鸡肋集》卷二四,《上皇帝论北事书》)

辽朝的历代统治者,崇尚佛教,“侯王贵宗,倾赀竭产,范金镂玉,以寓朝夕之敬,惟恐其后”。燕京城内及近郊,佛教寺院特别兴盛,“其魁杰伟丽之观,为天下甲”。其中有前代建造的悯忠寺、驻跸寺(唐代建,原名宝刹寺,辽代曾为统治者巡游驻跸之所,故改名驻跸寺)等,又有其时修建的昊天寺、开泰寺等。昊天寺是以“雕华弘冠,甲于都会”的贵族府第改建的。元代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以北宋将杨景、孟良到辽幽州昊天寺盗杨业骨殖为题材,可见昊天寺是很有名的。开泰寺原来也是贵族的宅第,“殿宇楼观雄壮,冠于全燕”。这两所寺院都在城内。在燕京郊区,还修葺了著名的潭柘寺。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

(参见《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潭柘寺一直保存到现在。)燕京归入辽朝统治以后,实际上成了辽朝的经济中心。这是因为它有几个有利条件。首先,燕京是辽统治下的农业地区中最大的城市,它的周围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膏腴蔬窳、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燕京很自然地成为农产品最大的集散地。同时,这里的手工业也有相当的规模,“锦绣组绮,精绝天下”②,(《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南京》同。)因而又是手工业品的一个很大的市场。其次,燕京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来自北宋统治区的各种货物先运到这里,而北方草原牧区的各种产品,也都往这里集中,进行交换。由于以上原因,燕京城市北部的三市,成了辽朝统治地区内最大的商品市场。

辽朝政府对燕京地区的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服田之家,十夫并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凿。力蚕之妇,十手并织,而老者之衣,不得缯絮。征敛调发,急于剽掠”③(路振:《乘轺录》。)。燕京地区的汉族地主,是辽政权在这一地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地区的韩、赵、刘、马等家族,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在辽政权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赵延寿,曾任燕京首任留守,封拜王爵:韩延徽,则被认为是辽的开国佐命功臣。北宋的使臣苏辙,查访燕京地区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④(苏辙《栾城集》卷四二,《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另一个北宋使臣说,燕京地区,“耶律、萧、韩三姓恣横”⑤(路振:《乘轺录》。)。耶律、萧是契丹贵族,韩则是汉族豪强。可见,燕京地区的阶级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契丹、汉等族的地主阶级联合起来,剥削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

12世纪初,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反抗辽朝的统治,后建立金朝。辽国屡战屡败。北宋政权以为有机可乘,便与女真联络,订立盟约,从南北两面共同攻辽,约定女真攻中京(今辽宁宁城县境),北宋攻燕京,灭辽后北宋将献给辽的岁币,转献与女真。1122年,金军攻占中京,辽天祚帝西奔。北宋以宦官童贯为统帅,以新招降的辽军将领郭药师为先锋,发军十万,攻打燕京。北宋军前锋一度突入燕京城内,但增援的辽军迅速赶到,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北宋军失利,被迫退出城外。其余北宋军自行烧营逃跑。童贯为了逃避罪责,暗中请求金人发兵。这一年冬天,金军攻下燕京。北宋要求交还燕京及其邻近地区,金人责备北宋军没有配合。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金人答应将燕京等地交给北宋,但要北宋在“岁币”之外,另交“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北宋完全接受了这个屈辱的条件。金军于第二年四月撤出燕京及邻近地区,临走时将燕京的财富、人口抢劫一空。北宋得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腐朽透顶的北宋王朝,居然自吹是“不世之功”,大肆庆贺,加官晋爵,立《复燕云碑》,并把燕京改名为燕山府。

北宋接收燕京及其邻近地区后,横征暴敛,比起辽的统治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以盐税而论,辽代一贯四百文买盐一百二十斤,约十二文钱一斤。北宋接管后,每斤涨到二百五十文至二百八十文,增加了二十余倍。经手的官吏“致此丰富,有至巨万者”。北宋还派降将郭药师驻守燕京,郭药师的军队称为“常胜军”,横行霸道,“所至豪横,四邻不能安居”。北宋朝廷却对之纵容包庇,无所不至,“内则屋业,外则土田,悉给常胜军,而燕山土著洎平州遁还之人,悉无居止无生业”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宣和七年(1125年),“燕山大饥,父母食其子,至有病死尸插纸标于市,人售之以为食”。对于这样严重的灾荒,北宋朝廷却上下相蒙,置之不理,镇守燕山府的官员“方献羡余四十万缗为自安计”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许亢宗《乙巳奉使行程录》。)。这样一个完全不顾人民死活的政府,自然也就得不到人民的任何支持。

正是在“燕山大饥”的同一年,金朝俘虏了辽天祚帝,消灭了辽朝的残余力量。紧接着,便把矛头指向北宋。十月间,发兵两路南下,东路迅速攻取了燕山府。郭药师又一次投降,成为金灭北宋的前锋。从此,燕京归于金朝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