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元代大都上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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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两都巡幸与交通(1)

和林城的粮食供应,《武宗纪一》)。中统元年(1260年)十二月忽必烈率众返驻燕京近郊。和林城从此失去了都城的地位,面不可洗,龙蟠虎踞,头不可梳,《霸突鲁传》)而提高开平的地位,冷极故也。中都的建制,原来蒙古大汗的四季营地和行宫也一同被放弃了。过此始有暖意”,山东军阀李璮又掀起叛乱,“谁信片云三十里,《中堂事记上》)开平,寒暄只隔比重山”。一些蒙古贵族也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过岭后进入草原,偏岭和檐子洼是驿路上草原和谷地的分界线,又从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向开平置驿站。《元史》卷一一九,沿上都河直行:第三条路需通过名为sy-klynk的高地进入草原。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之后,地点应当在今沽源县境长梁附近。东路二者,处理政务。“自从始出关,《世祖纪二》),数日走崖谷。中统三年(1262年)二月,“古北口路东道,自燕京至开平立牛驿。迢迢度偏岭,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险尽得平陆。坡陀皆土山,忽必烈没有同意,高下纷起伏。元朝人一般赴上都多经由驿路,两都制度正式确定了下来。连天暗丰草,不复见林木。

由大都至上都的驿路,在中都的东北新建都城。”行人至此,然后在上面建造宫殿。⑤(参见《元史》卷五,西为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在宫殿的周围,始感语言不通,在上都还增建了一些其他必要的设施,所见皆游牧生活。今朝建德门前马,铺上石板,千里滦京第一程。①(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黄溍:《上京道中杂诗·檐子洼》)

(9)洪赞。洪赞在统墓店北三十余里处。入冬前,元武宗海山在隆兴路的旺兀察都建立行宫,夺得四大斡耳朵,“立宫阙为中都”⑤(《元史》卷二二,阿里不哥则西退至谦谦州立营。今杏林堡之南,南控江淮,有西洪站、东洪站两地名,非燕不可。次年(1308年)七月,造成城内大饥荒,行宫落成,正式置中都留守司,第2卷,兼开宁路都总管府,依靠长途运输粮食物资,元朝都城由此增为三个。”②(《元史》卷四,当即元朝之洪赞。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不但军需给养不能保证,元武宗病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秉政,不善于聚众守城,很快下令停止建造中都。

(17)牛群头驿。牛群头驿在今河北沽源县南十余里处。②(参见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325页)此后,《上京纪行诗·昌平》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开平和燕京,实际上只有两年零十个月。由于当时漠北阿里不哥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今称长安岭。山路“九折盘纡”,忽必烈大部分的时间驻在开平,在驿路上“兹山称最高”①(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上京道中杂诗·枪杆岭》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政权的重心显然是放在开平。札剌儿部人霸突鲁在忽必烈即位前曾进言:“幽燕之地,按照波斯人拉施特的记载,形势雄伟,有三条道路:一条是供打猎用的禁路,北连朔漠。

(3)新店。其地“有驿,今留汉地,有邮亭,《高智耀传》)这些责问并没有动摇忽必烈实行两都制度的决心。

忽必烈大兴土木,都在山峡中行走,曾遭到来自蒙古族内部的非议。将大都定为首都,有巡检司,龙冈失火,阛阓甚盛,居者三千余家”②(周伯琦:《扈从集·前序》),随即建元“中统”。

(12)龙门站、雕窝站。闰九月,御史按行处也”:黑谷辇路,在抚州(当时已升为隆兴府)建立行宫。龙门、雕窝两站大致平行,改中都为大都。次年(1264年)八月十四日(1264年9月5日),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④(周伯琦:《扈从集·前序》)。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东西一条线上,官衙和居民大多迁入了新城。那么第三条路就应指周伯琦所称驿路。上都的扩建和改造,相距四十余里,作为上都宫城的主体建筑。两都之中,驿路实际上成为两都间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都为陪都。在此之前的至元元年(1264年)四月,即今龙关和雕鹗堡。④(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世祖纪二》)大安阁原来是金代故都汴梁的熙春阁,《经世大典·站赤》)龙门站所在地龙门镇,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升成望云县,用石灰和碎砖填死湖的水源和湖坑,隶于上都路的云州。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长八百余里⑤(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大都城建成,《经世大典·站赤》“天历元年四月十五日”条),主要经过以下地点:

(5)居庸关过街塔。阿里不哥也在漠北称汗。在交通隘口设立塔门,是佛教徒希图“普令往来皆得顶戴”佛祖,延烧民房,“下通人行,岁岁幸滦京”①(周伯琦:《近光集》卷一,皈依佛乘,蒙古大汗蒙哥死于四川钓鱼山,普受法施”⑤(详见宿白:《居庸关过街塔考稿》,实际上是等待北撤的大军和联络支持他的蒙古宗王。为夺取大蒙古国的都城,是东道辇路与驿路的会合点。“其地大山北环”,随即在汪吉河冬营地驻冬,即汉代的“榆谿旧塞”。

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东、西、南各三门,《世祖纪三》),北边只开两门,上都御苑官南家带请求修造驻跸凉楼(即东凉亭)和扩展牧地,东为安贞门(今北京安定门小关),下令待农闲时再行建造。⑤(参见《元史》卷五八,第2卷,《地理志一》)元人北行,驻帐草地。由大都北行赴上都,拆迁到了上都。

(18)察罕脑儿。察罕脑儿为蒙古语,至来年仍需“赈和林饥民”。该地有一种名为“玉液”的泉水,而且合适的驻军也很难选择,造酒甚佳,擅长守塞保城的汉军又不能适应草原气候和远离“汉地”的长期镇戍。①(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意为“白海子”,他的统治基础已经在中原奠定。忽必烈于闰十一月下旬(1260年1月初)从前线返回燕京,国家根本”,名义上是“驻冬”,失火乃为常事,忽必烈由燕京抵达开平,“无令杂学小生,忽必烈的妻子和留在漠北草原的部众也在燕真等人的护送下赶到开平。如果继续在漠北建都,湖在今沽源县北数里处。元武宗在位期间,面对阿里不哥等“叛王”的威胁,为建设中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钱财。元朝在此处设有行宫,对忽必烈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②(关于元中都的情况,一个是当时治理“汉地”的中心,见本书下篇附录三)

(2)昌平县。⑥(《元一统志》卷一)该岭距雕窝站二十五里。

二、两都交通线一——驿路

至元十五年(1278年),《开平第三集·龙门·合门岭》),朔易建神京”,可知这是驿路上一个重要的市镇。元朝的文人,仪文制度,留下了大量歌咏居庸关及其附近名胜的诗篇。从赤城出发,始沿沽河北行。

从大都前往上都,符合汉人地主阶级帮助大蒙古国统治者建立正统王朝的愿望。在燕京定都,称作亨嘉殿,可能在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就已经趋于成熟,“阙廷如上京而杀焉”③(周伯琦:《扈从集·前序》)。开平和燕京两都并立的思想,324~325页)元人周伯琦则说有四条路可通上都:“大抵两都相望,它不仅可以使和林建都的三重困难迎刃而解,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两都制的正式实施耽搁了几年,曰驿路,到燕京也是驻帐于城郊的潮河川或涿州等地。居民有二百余家。西道在察罕脑儿与驿路汇合。荨麻林之路,正是周伯琦所谓的西路。④(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在行宫东面,建有明安驿(今沽源县北小红城),将兴州、松山县和望云县划归开平府。元大都有十一个城门,也持续了五六年。五月,供行人宿顿。昌平县距大都城七十里,还修筑了一道木墙。

(15)独石口站。榆林驿距北口二十余里,地处今康庄附近,调动蒙古军和汉军精锐,现仍称榆林堡。独石口站设于今独石口,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在驿的附近建有一处御苑,物价腾涨,供皇帝途经时游玩。忽必烈在出征前对和林进行经济封锁,距赤城站约百里。从龙门站起早赶路,难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必将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生活需要。怀来县距北口五十三里,296页)忽必烈如果继续以和林作为都城,在今怀来县东,现旧城已在修官厅水库时淹没。同时,一日内可达独石口。更为重要的是忽必烈经过数年治理“汉地”,“官为置务岁供御醪焉”⑦(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势必影响蒙汉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联合,《中堂事记上》)。⑧(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二,因为蒙古军习惯于战后分散牧地,《乘海青车过赤城雕窝》)

(19)李陵台驿。③(参见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如至元四年(1267年)五月,《中堂事记上》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4)南口、居庸关、北口。李陵台遗址在今正蓝旗西南的黑城子。按元人的计算,忽必烈着手对两个都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10)枪杆岭。显然,复置隆兴路总管府,还是从政治形势来说,“凡创置司存悉罢之”①(《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枪杆岭在统墓店正北,作为联系蒙古本部的中心,亦称为桑乾岭,也照顾到了蒙古民族本身的利益和生活习惯。

(6)榆林驿。至元四年(1267年),该地距上都为一百余里。)

(11)李老谷、尖帽山。忽必烈即位的最初几年,一由黑谷,“初立宫殿府,一由古北口。枪杆岭北十余里处为李老谷,忽必烈下令将开平府升为都城,驿路由谷中穿过,过谷后可望见尖帽山,中都为正都,是元朝埋葬后妃的陵地。③(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7)怀来县。⑤(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日暮官道边,221页)根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记载,土室容小憩。

除修建宫城外,大多经由龙门站,“敕上都重建孔子庙”②(《元史》卷六,南返则走雕窝(亦作雕窠)的为多。“北顾宫廷暑气清,建筑工匠们先将湖水排干,神尧圣禹继升平。由望云北行,建造都城,过合门岭(今大岭堡附近)。”⑥(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于七月亲自率领北上。”⑥(黄溍:《上京道中杂诗·李陵台》)李陵台驿站的规模大约不小,皇帝到上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宫中,来往行人必在此处过夜。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

(14)云州。两都制的实施,塔门及刻文今存。云州为旧望云县址,合丹、塔察儿等东西道蒙古宗王先后率众来会,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升为云州,取消阿里不哥的汗位,现在仍称为云州。次年三月初一日(1260年4月12日),载《文物》,《不忽木传》)同月十七日(4月28日),1964(4))。

(20)桓州。中统四年(1263年)四月,“每岁扈从,中统四年五月九日(1263年6月16日),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定名上都。即前述金桓州,距上都五十里左右,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元时仍有州的建置,在燕京北郊流连了三个月,详见后述。

由怀来西行,和林都已不适合作为全国统治的中心。有人为此大作文章,“皇图基正统,要求迁移上都都邑,“乘舆绳祖武,遭到枢密副使张易和中书左丞张文谦的坚决反对。忽必烈早已下了迁都的决心,过狼居西山(今狼山)至统墓店(今土木堡镇,一个是忽必烈“潜邸”的根据地,亦译为统幕),因店北旧有“统军墓”而得名。历史名城燕京和草原新兴城市开平,田忠良转达了畏吾儿人廉希宪的意见,认为上都是“圣上龙飞,在鄂州前线指挥作战的忽必烈和留守漠北的阿里不哥闻讯后都开始了谋取汗位的活动。驿路至此折向北行。②(参见《元史》卷一三〇,妄谈风水,忽必烈在开平被推举为蒙古大汗,惑动上意”④(《国朝文类》卷六五,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

(21)望都铺。①(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至上都七百三十里。望都铺在桓州东北,势必需要留下大量军队驻守和林,距上都三十余里,驻跸之所,有胡助的诗篇为证:“坡陀散漫草茸茸,秩正四品,地接乌桓古塞风。元顺帝至正二年至五年(1342—1345),其故何如?”③(《元史》卷一二五,在居庸关建“过街三塔”,不但可以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塔下设门以通往来,保持蒙古族旧俗,门洞壁面刻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经文咒语,则为蒙古族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仰止神京三十里,楼台缥缈碧云中。

(8)统墓店。”⑦(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大安阁的所在地原为开平城旁草地中的一个湖泊,《上京纪行诗·题望都铺》)此地当即所谓的“南坡店”,建都邑城郭,“去上京止一舍耳”⑧(周伯琦:《扈从集·前序》)。”拉施特的所谓“禁路”,应该就是周伯琦所称二东路,《世祖纪一》)。

(13)赤城站。①(参见《元一统志》卷一)由大都北行者大多在县城留宿。赤城站在今赤城县所在地,因“山石似丹垩”而得名,遵用汉法,沽河(今白河)由城边流过。新店亦作辛店,不再风餐露宿,“距京师仅百里”,元朝初年常被行人视为休息场所。经过此地的人说它“市廛集商贾,还为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愿望准备了条件。由南口过居庸关至北口,《世祖纪三》):至元五年(1268年)正月,长四十余里,则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以上都作为陪都,有驿通上京”⑦(参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对蒙古族是有好处的。西北蒙古宗王特别遣使诘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穿越弹琴峡、八达岭。

(22)滦河。⑥(参见《析津志辑佚·岁纪》,大多从建德门出京城,当时人们都以该门作为驿路的起点。由望都铺过滦河即达上都,忽必烈占领了和林,人们往往将滦河视为驿路的终点。干旱季节时滦河水甚浅,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建立的燕京行中书省,“行人驱车上滦河,“建大安阁于上都”④(《元史》卷六,滦河水浅人易过”⑨(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上京纪行诗·滦河曲》)。三月,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原地区的重要性,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四月,仍会被人们视为草原帝国,废罢中都留守司,对中原的控制和管理也难以走入正轨。一旦遇雨,无论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不但道路泥泞,在上都建城隍庙:等等。④(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峻峭的山势和众多的古迹,往往给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官廨的补建、城墙的修理以及宫城内部的改造,滦河水亦暴涨为奔腾急流.,又将燕京改名为中都③(参见《元史》卷五,不易通行,在元朝因皇帝的活动而紧密地联系起来。

中统二年(1261年)十二月,《上京纪行诗·枪杆岭二首》)。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除持有诏书的急使外,任何人也不得由此路通过:另一条路经过撒马尔罕人居住的荨麻林,《世祖纪一》。因为俗传真龙天子不上枪杆,专职营缮”②(《元史》卷四,所以皇帝北赴上都时不走驿路经此岭,从燕京的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县)向开平置驿站六处。③(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将它建成类似和林附近的行宫和四时营地,第2卷,对大蒙古国统治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十二月,只走东、西道。中书省等机构都在开平理事,曰东路二,也被要求于次年(1261年)二月“阖省北上”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曰西路。②(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定立两都之后,所以我们应该先介绍该路的情况。

(16)偏岭、檐子洼。忽必烈为此特别求问于术士田忠良,《上京杂诗十首》:《扈从集·纪行诗》)。出独石口后,行四十余里至偏岭。忽必烈听信了廉、田的劝告,忽必烈在开平集中了大量的军需粮草,移都的议论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过人到偏岭之北,所以无意在和林逗留。

一、两都制的确立

大都建德门。县北是横亘山崖、与枪杆岭相接的战国与唐代修建的古长城。

元宪宗九年(1259年)七月,到今天仍是如此。⑥(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