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城之西，就是太液池，包括现在北海和中海（南海当时尚未开凿）。太液池中满栽芙蓉。元朝皇帝专门造了龙船，在太液池内往来游戏。③（参见萧洵：《故宫遗录》《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池中有两个小岛，南面的小岛，称为瀛洲，就是今天团城所在地，上有仪天殿（一名圆殿，后代改称承光殿）：北面的小岛，面积较大，就是著名的琼华岛，至元八年（1271年）改称万寿山（又称万岁山）。万寿山高数十丈，都是用玲珑石堆叠而成，翠草纷纷，松桧隆郁，峰峦隐映，景色秀丽。山顶就是著名的广寒殿，殿中有十二根柱子，都刻有云龙，涂以黄金。全殿的左、右、后三面全用香木凿成彩云状，上涂黄金。这座坐落于大都城地势最高处的宫殿，光辉灿烂，别具风格。在广寒殿上四望空阔，既可以远眺西山云气，也可以下瞰大都的街衢市井。广寒殿周围，都是杨柳树，当时的诗人写道：“广寒宫殿近瑶池，千树长杨绿影齐。”④（迺贤：《金台集》卷一，《宫词八首》）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人们都称此山为绿山，“此名诚不虚也”⑤（《马可·波罗行纪》，第2卷第83章）。万寿山和太液池，山水相映，更增添了光彩。在万寿山和瀛洲之间，有长达二百余尺的白玉石桥，将两者连接起来。瀛洲东、西两侧都有长桥，东边是木桥，西边是木吊桥，与陆地相通，“何处蓬莱通弱水，仪天殿在画桥东”⑥（柯九思：《草堂雅集》卷一，《宫词》）。诗中的画桥，指的就是西边的木吊桥。太液池的东边，有一处灵圃，就是皇家动物园，“奇兽珍禽在焉”⑦（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
在太液池以西，有两组大建筑群，靠南的是隆福宫，靠北的是兴圣宫。隆福宫的主要建筑是光天殿（这个名称是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赵孟起的），后有寝殿，用柱廊相连，寝殿两端各有小殿，外有一百余间周庑围绕。其结构与宫城中的大明殿、延春阁大体一致。在光天殿周庑之外，还有东、西鹿顶殿、香殿等建筑。整个隆福宫围有砖墙，呈长方形。隆福宫原是皇太子的住所，叫做东宫或皇太子宫，著名的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就是在宫前发生的。后来成为皇太后的居处，始改名为隆福宫。①（忽必烈的太子真金原居东宫（皇太子宫），但真金在忽必烈生前即已死去，其妻仍居东宫。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忽必烈死，其孙（真金第三子）铁穆耳继位，尊奉真金妻为皇太后，“改皇太后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元史》卷一八，《成宗纪一》）。）兴圣宫是在元代中期元武宗当政（1308—1311）时建造的，主要建筑是兴圣殿，也有柱廊和寝殿连接，有砖垣二重，内垣相当于周庑。兴圣殿后有延华阁，还有东、西鹿顶殿、畏吾儿殿及其他附属建筑。专门收藏文物图书的奎章阁，就在兴圣宫内。奎章阁后改名宣文阁。元顺帝时，又改为端本堂，成为皇太子读书肄业之所。隆福宫西是西御苑，有石假山、流杯池，还有香殿、圆殿、荷叶殿等建筑。
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是以汉族传统为主的，但同时也吸收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建筑方面的一些特点，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一些创造。木结构建筑仍是主要的。普遍运用色彩绚丽的琉璃作为建筑的装饰。宫殿平面一般均采取“工”字形，即在宫殿与宫殿之间用柱廊连接。殿内布置往往带有明显的蒙古族特色，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凡属木结构的显露部分一般都用织造物遮盖起来。畏吾儿殿、棕殿（棕毛殿）、温石浴室和“通用玻璃饰”的水晶圆殿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显然出于兄弟民族工匠和技师之手。总之，它体现了多民族的特色，在我国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后代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皇城之中，除了皇帝及其少数亲属之外，还有“后宫约千余人”②（萧洵：《故宫遗录》），宦官“不下千余”③（《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皇帝及其亲属服役的。为了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不知牺牲了多少人的幸福和青春。
三、城内的布局
大都城内的布局是经过比较周密的规划的。全城规则整齐，井井有条。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桥下就是通惠河的澄清闸，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城市中央的中心阁。①（参见《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载《考古》，1972（1））中心阁西十五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其“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南西北四方之中也”②（《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按，光绪《顺天府志》卷一三《坊巷》引《析津志》此条，文字与《日下旧闻考》略有出入，可互为补充。）。中心台是全城的真正中心。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但实际上大都南、北城墙与中心台的距离是相等的，而东城墙与中心台的距离比西城墙的要略近一些，这是由于遇到低洼地带，不宜修筑，不得已向内稍加收缩的缘故。③（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
中心阁在今北京城内鼓楼以北。中心阁上陈列着元成宗皇后指定的几尊铜铸佛像。①（参见《大元画塑记》）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就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上有壶漏、鼓、角”②（《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按，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并守漏卒”（《元史》卷一七二，《齐履谦传》）。据此，鼓楼建成后曾一度毁坏，大德元年又重建。）。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鼓、角是报时的工具。每年立春时，都要举行打春仪式，地点就在鼓楼的前面。③（打春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传统风俗。每年立春，用土塑成春牛和勾芒神。等立春时辰一到，群起打牛，称为“打春”。元代大都每年都要举行打春仪式，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七，《风俗》引《析津志》：《朴通事》卷下。）鼓楼之北，是钟楼，“雄敞高明”，“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④（《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钟楼与鼓楼，相对屹立，“层楼拱立夹通衢，鼓奏钟鸣壮帝畿”⑤（张宪：《玉笥集》卷九，《登齐政楼》）。当时的钟楼、鼓楼，都不在城市的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这是和后代不同的地方。元代的中心阁和钟楼、鼓楼，构成了全城的中心区。大都城内的布局，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区展开的。
元朝沿袭前代的制度，实行夜禁，以钟声响动为信号，“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⑥（《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夜》）。钟楼、鼓楼设在城市中心，起报时的作用，使全城四方都能听得到。可见，用钟楼、鼓报时，目的还是为了控制人民生活。同时，钟楼、鼓楼又是全城的制高点，便于观察四方动静。因此，钟楼、鼓楼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封建权力的象征。
大都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⑦（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但是，由于城市南部中央有皇城，城的北墙只有两座门，再加上海子（今积水潭）在城市西部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有关的街道，不能不适应这些情况，作一些必要的变动。于是，在纵横之中，又有曲折，有些街作“丁”字形，在海子的东北岸，还出现了斜街。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除街道外，还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①（参见《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貌》引《析津志》。按，衖通即胡同。汉语中原没有“胡同”一词，它可能是蒙古语huddug（井）的音译。从元代出现这个词后，明清两代北京多数街道都改以胡同命名。）当时有人描绘大都的街道时写道：“论其市廛，则通衢交错，列巷纷纭。大可以并百蹄，小可以方八轮。街东之望街西，髣而见髴而闻。城南之走城北，出而晨归而昏。”②（《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对大都的街道十分赞赏：“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其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全城主要街道是南北向的，小街和胡同则沿着南北大街的东西两侧平行排列。这样，城市居民的住宅，分布在小街和胡同的南北两侧，可以坐北朝南，无论是冬季防寒和利用日照取暖，或是夏季通风和采光，都较为便利。③（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2））
大都城建成后，“贵戚、功臣悉受分地以为第宅”，主要集中在西城。名义上，规定“以地八亩为一分”，实际上贵族、功臣并不受这一限制。在贵族、功臣、“赀高”（有钱的富户）、“居职”（官员）们把好地都占据定当以后，才允许普通百姓“作室”。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大都封建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居住方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上层人物，占有华丽、讲究、宽敞的住宅，还有专供享乐消遣用的园林等建筑。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后英房遗址，就是一个例子。该宅的主院及两侧的旁院东西宽度已近七十米，主院北屋进深竟达十三点四七米。院落很大，整个建筑是很讲究的，还有精美的瓷器和漆器等生活用品和用水晶、玛瑙等制作的各种玩物摆设。据推断，应是中上层人物的住宅。至于劳动人民的住宅，却是十分简陋的。在第一〇六中学发掘的一间低狭的房基，房内仅有一灶、一坑和一个石臼，墙壁用碎砖块砌成，地面潮湿不堪。两处住宅，正是大都尖锐阶级对立的缩影。④（参见《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载《考古》，1972（1）。《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载《考古》，1972（6）。）
“京师地贵”。不仅劳动人民住处十分简陋，就是一些下层官吏和文人，也常感到“毕竟京师不易居”。“豪家尽有厦连云，自是诗人嫌日短”。“嫌日短”是指当时大都流行的一句俗话：“到月终房钱嫌日短。”①（宋褧：《燕石集》卷八，《初至都书金城坊所僦屋壁》）除了阶级差别之外，大都在居住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中国封建社会的都城设计，除了宫殿之外，特别重视庙（太庙，统治者祭祀祖先的地方）、社（社稷坛，统治者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的地方）的位置安排，因为这两种建筑，既是封建统治权力的体现，又为封建统治权力增加神圣的光彩，有利于巩固统治。大都一开始设计时，就明确了“祖（太庙）、社、朝、市之位”②（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二，《赵文昭公行状》）。但从建造的具体情况来看，太庙在先，社稷坛在后，中间隔了十余年。当忽必烈登上帝位后不久，就“建太庙于燕京”，也就是后来的旧城。大都建造过程中，忽必烈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下令“建太庙于大都”③（《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至元十七年（1280年）基本建成，后来陆续有所添筑。新建的太庙位于皇城之东，“在都城齐化门之北”④（《元一统志》卷一，《中书省·大都路·古迹》）。社稷坛则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建造的，“于和义门内少南，得地四十亩，为垣。”⑤（《元史》卷七六，《祭祀志五》。）庙东社西，这是中国都城的传统，元朝继承了这种安排。太庙和社稷坛的祭祀仪式，以汉族封建王朝的传统为本，但也糅合了蒙古族的一些特点，如太庙祭祖，“割牲、奠马湩（马奶子———引者），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蒙古风俗———引者）也”⑥（《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最重要者有三个，即负责一切行政事务的中书省，管理军政的枢密院和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中书省最初在皇城的丽正门内，千步廊之东，地址是刘秉忠选择的。阿合马当政时，一度迁到钟楼之西，后来又迁回原址，而新址则成了翰林国史院所在地。旧址位置在南，当时习惯称为南省，新址则称为北省。⑦（参见《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卷二二，《武宗纪一》。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三，《院中即事》。）枢密院则在皇城东侧。①（按，《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云：“（燕铁木儿）入守内庭，分处腹心于枢密，自东华门夹道重列军士，使人传命往来其中，以防漏泄。”可知枢密院必在皇城东侧很近的地方。）“中书帝前，六官禀焉。枢府帝旁，六师听焉。”②（《天下同文》前甲集卷一六，黄文仲《大都赋》）这两个官署都紧靠宫廷，便于随时接受统治者的命令。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则在文明门内，皇城以东不远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路总管府和负责大都城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阁以东。这显然是为了便于控制四方。大都城内分五十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如万宝坊与五云坊，在左右千步廊侧，坊门正好东西对立。③（参见《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坊郭乡镇》）
“市”，也就是商业区，按照传统的都城设计，应在皇城以北。大都的商业区稍有不同，主要有两个，一个设在皇城以北，钟楼、鼓楼周围地区。钟楼以西，紧靠海子的斜街，“率多歌台酒馆”④（《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城市》引《析津志》）。另一个则在皇城以西，顺承门内的羊市角头（或简称羊角市）。同一个行业，一般集中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