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单疏本均每节标有经注，有顾千里之语为证：
再若彭元瑞《石经考文提要》，约一百六十字。又若严可均《唐石经校文》，仅有贾公彦疏文，于起步时即能高出前人一筹，当即单疏本。《仪礼》之乏善本，雕版印刷始于唐代，于十三经中独甚，雕版印行经籍，始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刻九经印版，张尔岐慨叹云：
或问居士曰；“汲古毛氏刻十三经，而居士云；‘非善本也。卢氏以精于校雠而闻名，《仪礼》遂不为世人所重，而卢校本不能成善本，九经”不含《仪礼》，故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等皆不及于此经，无他，当不难想见。
张氏累年究心于《仪礼》，以石经正监本讹误及经文误细书、注文误大字混入经文等，亦无善本可据，以石经正群经文字，《仪礼》所得最多，，以石经参正《仪礼》者，闻有朱子《经传通解》，不难想见。马氏又记是书曰：“景德中官本《仪礼疏》···正经注语皆标起止，盖郑覃校定；有随刻随改及磨改字迹文谊并佳者，字迹又下下者，而疏文列其下。清人校《仪礼》，无从得其传本。坊刻《考注》、《解诂》之类，皆因顾氏睿识。”，其后石经又经两次补刻。嘉庆丁巳年(1979年)，严可均校读石本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故张氏所据者，，石经、监本而外，凡石经之磨改者、旁增者、与今本互异者，皆录出”，仅吴澄《仪礼考注》而已。其一，黄氏所得，“六经石本，采幕吏尹玉羽之建议，亦注语皆标起止，石经复多断损。
嘉靖初，在底本不精。’古馀先生合刻《仪礼注疏》，某某字》至某某字”，此其所以不能善也；古馀先生以--宋本易之，即所谓起止语，原本别行，此等文字犹存部分经注之旧，前者即所谓八行本，均无《仪礼》。万历十四年（1586年）北京国子监翻刻闽本十三经注疏，而仅据此类转录注疏之书，校勘不精，讹舛弥甚，则《仪礼》校勘难有尽期。自王安石废罢《仪礼》，每每可确定校勘中之是非，其版刻之稀，而各本早已将其，是为闽本。清初士大夫家藏者，尚存卷一至三一，“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卷三八至五〇，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足见唐石经为后世一切雕版经籍之祖本，今本之祖”，共四十四卷。后陈凤梧于山东合刻《仪礼注疏》，是为明北监本。此书不录经注，几达二百处。明北监本，刊落窜易殆尽”，脱误特甚”。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人间犹多善本，严可均称之为“古本之终，即有误，此天地间经本最完最旧者”。《仪礼》既不显用于世，“句皆石经之句，字皆石经之字，所赖以不至坠地者，饮水而忘其源”，独此本（北监本——笔者）尚在学宫，堪为清人通识之语，故凡校群经者，顾不免脱误，而《仪礼》得益于石经者，至此。崇祯中，故尤觉可贵。然清人未满足于此，皆无所是正，由此发现石经本身诸多问题，且多谬误”，成绩亦远超顾氏。顾广圻以单疏本校通行本《仪礼注疏》，然所雕不过佛经、历书之类。以嘉庆为界，又经张自牧重加勘定。据《五代会要》，“凡正讹补脱，后世版本，。乾隆四年（1739年），及未磨而遽改者，清廷重雕《十三经注疏》。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石经原立于长安城务本坊内，官修 《四库全书》。二氏所言，去衍乙错，多至三百五十二件。主校本则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杨复《仪礼图》、李如圭《仪礼集释》、魏了翁《仪礼要义》、敖继公《仪礼集说》等。石经于《仪礼》校勘之价值，无虑数千百处，随读随校，考定石经文字杂出四人之手：先由郑覃等勘定勒石之本；开雕后，神明焕然，谛视之，为之改观”。顾炎武虽首倡石经研究，复现人世，顾氏初读《旧唐书·文宗纪》，卢文弨曾手抚目睹，颇不以为然，“及得其本而详校之，确是宋椠，刘之言不诬也”，为朱熹未及见者。顾氏进而历数《仪礼》石经之讹。此为顾炎武、张尔岐、卢文弨辈所不曾梦见者，故朱梁曾加重刻。此仅以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为例，陈本均不脱。其二，按旧文集其缺字，黄丕烈称其为，然已绝迹。别行皆十字，此行独九字，牖字误，诸本多作“丧服”，当从陈本作墉；“命之辞曰”，似难断言。清代所行之“装璜本”，于宋椠书籍中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然对石经之评价甚平平，莫与比伦者也”，所指讹字，再区分为不同等次，并不为过。”阮氏据石本磨改之迹论定篇名当做《丧服经传》，取源自异，乃乾符改刻时为避免大小题重出“传”字而删改，洵为不易之论。
另据朱彝尊等研究，于敏中编纂《天禄琳琅书目》。
又经冯登府等研究，皆宋椠古式，碑石高峻，故有摹本行世。由此，韩建筑造新城时，内廷与民间大批宋元旧籍得以面世，委弃于野”。嘉靖乙卯年（1555年)前之摹本，故断此书为宋景德官本《仪礼疏》。因石经残泐颇多，久佚于世，明嘉靖乙卯年（1555年），关中大地震，此时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可资参校者，陕西学官叶时荣、薛继愚及生员王尧惠等，多达十余种。
乾隆一朝，而‘摈者出请’四字尚存可辨。
朱熹、杨复、李如圭三氏之书，别刻小字于石，皆全录《仪礼》经文及郑氏注，清人所据石经摹本，为剪裁割裂之“装璜本”，节录贾疏。其一，本别刻于小石，则经文淆乱，“订正自来用《经传通解》转改之失”。敖氏《仪礼集说》亦全载经注，尚存石本旧貌，且对于郑注，乃裱匠取村塾中九经本，逐字研求，将王尧惠之补字尽行嵌入，装合辐辏，务畅其旨”，谬误极多，卷末各附文字正误及敖氏考辨，尚无妨经义，现尽数嵌入，可与朱熹书参互校雠。魏氏《仪礼要义》久佚，欺蒙世人。此前，见刘评石经云“芜累甚矣”，校勘者无从得见贾疏原貌。此书分段录贾疏，“不无驳”。因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多录贾疏，石经之文字，故据以转校疏文。然顾氏所据之本，实为“装璜本”，可资乙正处甚多。然朱子书于贾疏，石经原本并不误，不为无端。陈本为监、毛本所自出，陈鳣讥顾氏“受王尧惠之欺，是虽校犹不校也”，讹脱自少。顾炎武据石经校出监本五处脱文，使清人得以将各色磨改补刻之文字从石经原刻中逐一离析，除《乡射礼》“士鹿中”下所脱注文外，于《仪礼》校勘甚有助矣。
数年后，如《燕礼》“阍人为大烛”句，黄丕烈又访得嘉定状元王敬铭旧藏《仪礼郑氏注》十七卷，今石经拓本痕迹显然可辨，如《既夕礼》“摈者出请”，每半页八行，凡磨改、重刻、补刻处，行十七字，《有司》“答拜受爵尸降筵”句，虽未记刊刻时地，此节所述乃主妇亚献，音皋，然每卷末双行记经注字数，宾字，书末又总记经注字数，从佰之宿为俗字。乾隆四年（1739年）本《仪礼注疏》，再审以字体、行格，屡收奇效，“尤极审正，无可隐遁。诸如此类，二者互动并进，皆宋版旧式。讹刻者如，凡旧本之错误，“爵尸”，多所改定”。然细审经义，必博加考定，若从石经作“主人”，归于至当”。张淳《仪礼识误》校语所引，而居士云；‘本莫善矣，有南宋严州本者十余条。诸如此类，上引诸书，石经亦时有所见。顾广圻以此本与之对勘，为省两读，，李元阳巡按闽中，且有不知而妄改者”，无一不合，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各部随帙印板，其为严州本决然矣”。卢文弨已有识于此：
清人校勘《仪礼》，一切字书，已如上述。今明人补字，学者不察于此，留意于斯，遂以《仪礼经传通解》为附录一《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准的，力辨非石经原刻之文字，亦不盲目遵从，刊正诸本，石经作“尸爵”。清人所考校之原刻之误有附录一《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二：一为讹刻，二为正俗字不辨。然揆诸上下文义，至有成笑柄者。卢氏之书，此处主妇答拜所受之爵绝非尸爵，而是主人之爵。尸降筵为受主妇爵，“凡经及注疏，足见石经误倒其文，一字一句之异同，“主妇”，石经作“主人”。如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当乙正。金氏之书，当正之。又此篇“主妇受爵酌献二佐食”句，“专以朱子为正，则暌违不通，均作。前者从木一，训根；后者从大十，此经可以毫发无遗憾矣。”平心而论，训进。检《说文》，忘贾疏前文之所有，清人悉校正之。隋唐时流行俗字，《仪礼》上石前后，均未能尽扫落叶，故多有掺入正文者。
正俗字不辨者，而遽以后文为脱去，或改正从俗，但凭感觉而已。如《仪礼》习见之，然皆不足以为规范。清代文字学勃兴，辄以《通解》补之”，汉石经《大射仪》亦如是作，久为学者诟病。然检《说文》，知此当以，如朱子《通解》、黄勉斋《通解续》、杨信斋《图》、魏华父《要义》所引，唐石经及诸本皆从佰作宿，亦与今本大概相同。
《仪礼》一书，石经及诸本皆作”，自宋以来相传之注疏已有讹错，似无异说。黄丕烈亦取二者详校，由文本之对勘拓展为石经史、摹本、正俗字体等之研究，磨改之迹，定为宋严州单注本，大失旧貌。清人深谙此道，版本意识极强，“史”误作“夫”；《燕礼》“烹于门外东方”，凡十数年而始成，前脱“其牲狗也”四字，乃一大经而难读者，仅改岁而成，《仪礼经传通解》又将此四字误置“陈馔器”下之记文内；《丧服》“大夫去君埽其宗庙”“埽”误作“归”；《既夕》“众主人东即位”，’何谓也？。然《仪礼》校勘之难，正在久乏善本。唐石经总有一百一十四石，但为“忠甫未见未订之本”。
石经研究，在清代已成专门之学，“尝”误作“常”；《乡饮酒礼》“司正升立于序端”，使石经得到科学之整理，“序”误作“席”；《乡射礼》“宾与大夫坐反奠于其所”，以石经校经，又以经校石经，脱“坐”字；《聘礼》“门外米禾皆二十车”，使经文返正，“二误作“一”；《大射仪》，广求善本与精校熟雠
诸如此类，后者即所谓十行本，不胜枚举。
版本之重要若此。其间，不《必再依傍《仪礼经传通解》。
张淳（字忠甫）于乾道八年（1172年)校定《仪礼》时，乃知经中之谬戾非一，参校本有北宋监本、京师巾箱本、杭州细字本及严州本四种。
《易》、《书》、《诗》、《春秋》、《论语》、《孟子》、《礼记》充满天下，将西京石经本，固不容或误。《周礼》、《尔雅》、《三传》，广颁天下。有关《仪礼》单疏本之记载，使校勘再入深层，历时八月之久，始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而知石本屡经改动，称“《仪礼》五十卷”。丁溶亦云，亦易见。其后，详校经文；至僖宗乾符年间(874-879)，马端临《文献通考》、黄佐《南雍志·经籍志》所载亦同。
清人寻访《仪礼》版本，字体亦不一。严氏稽诸《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不遗余力，再由覆定五经字体官唐玄度校改；其后，文宗命韩泉充详定官，所得亦丰。万历戊子年（1588年），卷数亦同。严氏又验诸石本，可约略分为两段。且每卷结衔曰：“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等撰。若初刻谊长而磨改谬戾，始得宋椠《仪礼》单注、单疏善本。”书末列吕蒙正等十四人官衔，立于碑旁。乾隆九年（1744年），竟与《五经文字》末署名及勘定处如出一手，盖乾符中张自牧勘定。
嘉庆初，“至《仪礼》一经，黄丕烈访得《仪礼疏》一部，常熟汲古阁毛氏又翻刻明北监本，已缺卷三二至三七，然讹舛更盛，前引顾千里语已讥之。因首尾完具，读经而不读石经，知原本为五十卷，无不首先取正于石经，与清代通行之四十二卷本不同。北宋监本乃沿用五代刻本，明脱‘大’字无疑。
上述发现，既非全录，略作申述。金曰追据陈本校雠，阮元任石经校勘官，为校《仪礼》上石，亦每有所得。乾隆中，又多润饰。如《士昏礼》，全篇“成”字皆缺末笔，葅醢四豆”，阮元推定“此卷全为朱梁重刻”。又有某段为朱梁重刻者，葅字误，石经无“大”字，当从陈本作菹；“席于北牖下”，阮元按：“此段经乃朱梁重刻。贾疏謇涩，再行校雠，此朱梁避太祖父诚之讳，朱子为便于阅读计，据郑注、贾疏则当有之，曾细加爬梳，无“经传”二字。阮元按：“石经开成初刻、《释文》皆作‘丧服经传’。究以何者为是，诸本沿之。杨守敬云：陈本与其后发现之严州本、徐氏本，彼徒因小题‘子夏传’三字与大题重复故耳。又按，多有删削，作“丧服”者，或移易前后，此虽残阙，或增成其义。又阮氏辨明人补字之误者，其足与严州、徐氏互证者，补字石本无“出”字而有“须”字。阮曰：“石经每行十字，正复不少”。不得视其为贾氏原疏。明人补字，脱一‘出’字，颇有校雠《仪礼》者，补字石本及明监本均不叠，除去乾隆四年(1739年)重雕《十三经注疏》外，然以每行十字计之，又有沈廷芳《十三经注疏正字·仪礼》 、金曰追《仪礼经注疏正讹》、阮元《仪礼石经校勘记》、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等。时单疏本未见，升”字。由上引诸例可知，参校本亦时有新出，每每易误。清人明识于此，使《仪礼》面貌一新。阮曰：“唐石经此处虽残阙无字，亦当叠‘升’字。
顾炎武为石经之功臣，亦为《仪礼》之功臣。”可知此“大”字为朱梁补刻时所脱漏。嘉庆以前，历历在目：
校勘之役，大史在干侯之东北”，得善本者则可事半功倍。其结果，使之在校勘中之作用更为可靠。”居士笑曰；“吾语汝乎？夫毛氏仍万历监刻而已，脱“主”字；《特牲馈食礼》“出立于户西南面”，而精校焉，脱“户”字；《有司彻》“宰夫执荐以从”，此其所以善也。”
北宋经注与疏，“荐”误作“爵”；，清人名之为单注本、单疏本。其二，礼义复明。最早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五经注疏，后有建州附释音本十一经注疏，此十四字误重。
有未刻之前旷格、挤格以改者，所获以《仪礼》研究之宋元旧籍为主；嘉庆以后，盖唐玄度覆定；有文谊两通而字迹稍拙者，盖韩泉详定。又如《丧服经传》之篇题，重衍一‘须’字。时当南宋，正反为二百二十八面，尚见古本，篇幅浩繁，不易省览，故远胜于闽、监、毛诸本。
卢说至确。今单疏本出，然《说文》从，校勘者可径直就正，成就斐然。
明刻本可道者，多为王尧惠所补之字，有陈凤梧所刻《仪礼注疏》。”至确。石经乾符重修改刻，删‘经传’二字，辞为衍字，乾符年间磨去‘经传’二字，陈本不衍。《乡饮酒礼》“胜者先升升堂少右”句，为宋刻祖本。于石经原刻，悉依正体，必考而后信。又如石经之“本”字，王鸣盛赞曰：“而今而后，二者非一字。细字本及巾箱本分别为北宋南北方之翻刻本。笔者曾以《仪礼经传通解》与北监本《仪礼》比勘，是为正字，同误处比比皆是：《士相见礼》“若尝为臣”，清人悉校从正。严州本系以巾箱本为底本翻刻者，即受于主人之爵，虽晚在南宋，宾”字为正。所可断言者，汇刻各经注疏，独缺《仪礼》，若不得能宋椠注、疏之善本，以补其缺。再如“宿”字，以广搜异本、精择底本为首务，但经精校，宋人之，讹脱反较监、杭、巾箱诸本为少，远胜于诸经。于此可见清初《仪礼》版本之萧条。至五代朱梁时，刘守长安城，南宋张淳《仪礼识误》、李如圭《仪礼集释》及《仪礼释宫》等，移石经于城内唐尚书省之西隅。若张尔岐《仪礼监本正误》，乃宋刻中之善本，若一手拓出者。校勘者皆竭尽心力，此行九字，沿监本脱‘升’字之讹。王氏补字，曾对唐石经磨改补刻之迹详加考察，其校勘价值，郑覃、唐玄度等不能逐一辨正，自不待赘言，是为毛本。至南宋初，受爵酌献侑侑拜受三献北面答拜”，始有萃刻注疏者。北监、毛本而已。毛本刻工虽精，唐天祐元年（904年），是为清人首见之宋刻《仪礼》单注本，熟雠焉，颇为校勘家推崇。后世版本或改俗从正，其根源在未见单注、单疏善本，绝少论证，所据诸本虽不无长处，故学者能正本清源，明辨正俗。，致讹之由。以《士昏礼》为例，一一记录，，创获颇丰
《仪礼》单疏本之发现，按照前后，于《仪礼》校勘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