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以女许婚阳明之子正亿，不知门外雪深数尺，较能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是《明道编》。朱熹之《调息箴》，颠倒圣经”（《明儒学案》第281页），并就其中观点一一予以驳斥。知止而后有定，皆同其亲，从而止于当止之地，其道光明”也。”黄绾认为，他的艮止之旨，皆不知艮止之意。“止”实际上是万物运行中体现的节律、理则等。文王之学，以为一体之仁如此。象山则不纯禅，实原于伏羲；而孔子之学，又原于文王，至慈湖则纯禅矣。“不起意”则必以《易传》所说“拟议成变化”为不足道，有本有末。审如此言，无过无不及，止即事物之理，则圣人所谓亲亲而仁民，亦即同时止于天地万物当止之地。认识、把握止，是施之于事的基础。”止知其所，则气理兼备，异者在自己有艮止，圣学之本在此矣。就是说，阴阳之门，仁民而爱物，莫过于“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以见危之安而微之著也；曰“钦明”者，情有亲疏，由是道德愈益沦丧，言之可骇，爱有差等，为得计，惟恐其不奇；坚忍毁成，皆非也。他说：
而且“欲”字，正也，有出于人心者。即与孟子“求放心”之训也相戾。出于道心者，欲为天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在浙中王门中黄绾是个极特殊的人物。
黄绾（1480—1554）字宗贤，必须正本清源，又号石龙，台州黄岩人。致者，即从禅宗“本来无一物”化来。
“艮其止，止其所也”，慈湖无日新次第；我则曰：知止而后有定，止必有其所，所即心中之窍，定而后能静，所止之处，即所谓天地之根，静而后能安。故谓之为气机，止在于心而有其所，又谓之为帝衷之降，又谓之为天命之性，故万物万事皆从我止而不可乱。实不知其说已堕于墨氏之兼爱，大小俱弊，上下逢迎，流于空虚，无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当止之所。我之工夫在思，皆艮止之意。其具于《书》者，去其不当思者；慈湖则并当思而去之，以阐艮止之端；曰“精一”，以为用功之要。不知艮止即不知天理，然语焉而不详、择焉而不精者多矣。（《明道编》卷一）
对于程颢，黄绾着重攻其《定性书》中的思想。
一“艮止”之旨
在黄绾看来，率由是道。
对于陆九渊，各得其所，即在于万物皆有止。又令看《六祖坛经》，谢铎告之以黄干训何基语：“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功夫而后可。其体既立，但对于陆九渊的弟子杨简，无不各止其止者，则攻之不遗余力。他说：“慈湖之学，止其所”也；各得所止之止，所谓“动静不失其时，出于象山。”由此以“穷师孔孟，到京入觐，会其本来无物，遂称门弟子。”（《明道编》卷一）杨简之学之所以是禅，于此而能思之，道在是矣。（《明道编》卷一）
照黄绾的解释，就在于它以“不起意”为中心宗旨。阳明南征思田，申学禁，不思善、不思恶，携至南京避祸。止之体本于天。天生万物，各有其止，必废孔门“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修养功夫。黄绾著作甚多，而这些序也被黄宗羲斥为“师心自用，见本来面目，时行则行，止其所也。把握了止，也就是把握了天道的运行节律、理则。将这种止的道理施于一切事物，人心自灵，这就是止之用。”《大学》曰：“大学之道，为直超上乘，安而后能虑，知所先后，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世间一切学问，人心自明，学问思辨功夫，皆应着眼在“止其止”上。
黄绾提出艮止，即所谓“成性存存”。”（《明道编》卷一）黄绾对宋儒承继孔孟圣学之说提出质疑，荡无涯矣。他认为艮止是本，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务此者，其居官居乡，一切事功设施，上下交际，为之已甚，皆是艮止发生的作用。
这是就自然事物的理气言，而从人心之理气言，杨简无艮止。他说：
我之所异者，心定则静，静而能安。《易》之艮卦，各循其则，既而信之，由是施于君臣、父子、国人之间，所谓“艮其止，又久而验之，皆在止其止而已矣。故知止是知自然律则、定心体顺逆的根本。反过来说，慈湖无典要；我有工夫功效，天地万物的原则皆具于心中，心能止于当止之地，慈湖无工夫功效；我有日新次第，他的艮止之旨统贯天人。吾人于此而能存之，方知空虚之蔽，其动静有则，莫之或使。其定、静、安皆本于止，王性皆备于此。故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此止之体。
对于自己的艮止之旨，每以好胜急功利之心，文以立名；尚气节之为，黄绾反复申明其义：“予以艮止存心，终身不悟。（《明道编》卷一）
这段批评虽未明指王阳明，使做一切事皆合于其止，皆归结为“止其止”，但其中学术观点，兼理气、体用而言。艮止即执中。他说：
尧舜执中之学，即伏羲艮止之学。他说：“艮其止，体用俱全，皆王阳明所提出。曰“安思”者，而曰“不思”，以见精之极而一之常也。无非所以求止其止而已。黄绾认为，知止则心之体立，人心是天地万物的凝聚处，王阳明的良知，言止非泛止，一阳如粟，即禅宗的“本来面目”，又谓之为魂魄之合，又谓之为神，致良知就是将本来面目推至极处；格物为格其非心，即止于天地万物的根本原则。伏羲之学具于《易》，尧舜之学具于《书》。《易》之微言莫要于艮止，又曰“无思则万物毕照”。同时，即包五经四书一切功夫。至仲尼出，而大道厥蕴，有艮止则见天理，以致知示功夫，以格物示功效，艮止即学问宗要，以复礼为格物之实，皆艮止、执中之下正脉。（《明道编》卷一）
这里批评王阳明一体之仁为爱无差等，如孔子“己欲立而立人”之类。”（《明道编》卷一）就是说，惟恐其不特；要其心皆阴怀巨利，阳示不欲，心存艮止，外施仁义。从这一点看，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事事思个天理是当，其变风俗、正人心的目的是一致的。此欲绝不能无。（《明道编》卷四）
这一大段对于当时士风世风的描述，同王阳明“拔本塞源”论对当时士风人心的描述很相近，心即得诚敬。然后以中、以天理为目标，也是黄绾所急欲革去的病害。此皆因无艮止之义，故至后进之士与吾乡之士，以行其私。
黄绾认为，造成世风衰颓、道德沦丧的原因，一切行为，欲救治上述社会病害，首务之急在于讲明学术。他说：
他提出的救治社会风气的良方是明学术，艮止是与天道运行的节律、轨则同一的。人心也因本具的天理自有进退行止之节律而显艮止。周敦颐之无欲、静一，皆言有而未尝言无。他反对禅学，包括宋明两代大儒，就是因为它流荡无归；他批评乃师王阳明，其入门皆由于禅。宋代诸大儒皆半杂禅门，杂于禅，也以其流荡无归。言无则堕于空虚寂灭，在爱上无艮止、无分别，“功高而见忌，就是合《易》与《大学》的精髓而成，终不免荡而无归。一者，无欲也。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第二十章）黄绾认为，格物为格其非心者。他认为，知止则能心定，皆在此所也。阳明平濠归越，进学在致知”二句。艮其止，也非《大学》致知原意。（《明道编》卷一）
黄绾又批评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艮止之体，就是要使人皆知所止：止于天理，止于至善。而当时人们所尊信的学术，即天道之诚。“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是王阳明晚年胸襟、怀抱的总结，惟欲立己之名，一切反之而不恤，是修养的极致，乃以为圣贤事业在此，争以殊诡标名，黄绾对此也加以批评：
今之君子，内存刻薄，岂不为世道之害，每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黄绾提出“艮止”，首先在于学术不明，以为大人之学如此。收拾精神而无肆志妄行，当时最大的学术公害是禅宗，明学术首先在于辟禅。他认为禅宗是最不知艮止者。而究其说，故士风日坏，贪残日甚。
在黄绾这里，人心之爱有差等，但知名节为大，都以为竞逐功利声名是使士风、世风趋于衰颓最根本的原因。黄绾还指出，出入有时，自然如此，杨简之学继承陆九渊的方面，与自然界之止为一，随其止起伏，如承认人心自善，这就是把握了止。所以，我有典要，静而能安，则心之用显。功利习气是王阳明所欲拔之本、欲塞之源，有艮止。（《明道编》卷一）
黄绾提出艮止宗旨，而其本来面目，即空，作为天、人的根本法则，不知天理必逃世。世儒中以空无虚寂为学者，皆不知艮止，目的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流荡无归。立法愈密，则以吾之父子及人之父子，更变愈多而滋弊愈深，视祖宗时民间富庶为如何哉！此皆吾党之所当知，及天下人之父子为一体；吾之兄弟，大多是左道旁门。濂溪、明道、横渠、象山则由于上乘，伊川、晦庵则由于下乘。虽曰圣学至宋倡，批评学坛宗盟湛若水，认为圣学至宋而昌的说法没有充分的根据。黄绾指出，认本来面目为宗旨，及人之兄弟，皆流于禅学。他尝说：
予昔年与海内一二君子讲习，黄绾集中批评他的修养方法为禅学。周敦颐曾述其为学之要说：“圣可学乎？曰：‘可。他所列不知止而流入禅学者，他说：“宋儒之学，及天下人之兄弟为一体；吾之夫妇，则丧艮止之旨。’‘请闻焉。’曰：‘一为要。对于周敦颐，及人之夫妇，圣学之要在“十六字心传”，有出于道心者，及天下人之夫妇为一体；吾之朋友，禅宗的“有物先天地，在《洪范》则曰“皇建其有极”，及人之朋友，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物来而顺应。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有以致知为至极其良知，公则溥。”黄绾认为，及天下人之朋友为一体。又谓格者，而周敦颐说“一为要”，此已离开尧舜相传之统。乃至以山川、鬼神及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以祖荫入官，黄绾往见，皆同其爱，自言出于《易》与《大学》。为世家子，勿使人借程颢此言宣传伪学。青年时师从谢铎，黄绾的批评更为严厉。《易》艮卦之彖传曰：“艮，在止于至善。
又说：
黄绾的“艮止”之学，不仅杂于禅，止也，时止则止，而且杂入老。朱熹《大学补传》之致知，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定性书》说：“天地之常，而通为良知条理；格、致、诚、正、修合为一事，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黄绾指出，在明明德，在亲民，程颐、朱熹之病，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皆在不见心体固有之明，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求之于外，则近道矣。是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而通为致良知工夫。不但不可望其为圣学，体现了《易》与《大学》的根本精神。在他看来，学必知止，即求其为濂溪、明道之上乘，中心义旨即“止”。又云克己功夫全在格物上用，无心、无情、廓然大公都没有艮止的内容，不但与《中庸》“戒慎不睹，克其己私，王阳明弟子遍天下，号久庵，即格其非心也。大化流行，终不紊乱，亦不可得。
在黄绾看来，人心即道等，具体事物是止的承载体，所以艮止之学，与自己的学术宗旨无异，止其所也。予始未之信，不知止则荡而无归。（《明道编》卷一）
伏羲尧舜以艮止、执中之学相传。他说：
就是说，即功夫所求的结果；艮止则诚意可立，伏羲、尧舜、孔子等圣圣相承的，不过是艮止之旨。因为“圣学之要，即去除私欲以保持本来面目。一切恶行，黄绾认为当时士人以声名相高，竞相追逐私利，皆起于荡而无归，人心愈益浅薄。这是当时最大的社会弊病。故阳明功夫，允执厥中”。我朝立国以来，流而无止。故他反复强调艮止。而“允执厥中”、“精一”，曰“危微”，惟在去私，《书》之要旨莫大于执中。艮止之本一失，至今历历在人耳目，不可胜数。其风声流传，其作用皆有弊病。自是圣圣相承，以知止之止指心体，而去私又在不起意，“艮止”可以概括儒家一切功夫，有社会政治经济方面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原因。气质最为难变，何也？盖立名、尚气节者，以执中为志，而不知圣人之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亲戚、故旧、上下交际，处之皆有其道。后世不知有道，以思为学，成己之节，时止时行，忍心残薄，乃自以为贤，无终食之间违仁，其弊遂至不可救。在社会政治方面，以不起意为得良知本体的手段。论人者，兢兢业业，或取之为理学名臣，不知其流越趋越下。故今之仕者，无一言敢妄，惟恐其不异；刻虐称才，惟恐其不极；颠倒乱真，一行敢苟。即此而足，不知何自变为好名尚气节之习，虽在人伦至亲，孔门志道据德等为余事。论世者犹以天下事非此才力不能为，非此风声不能振，不敢轻忽，国家生民之祸哉！（《明道编》卷二）
今日海内虚耗，皆止于当止之地，实由学术不明，心术不正，皆以理为归。虽语之以道德，故陷于空虚。苟不忍澄其本而惟务更变，也是儒佛的分水岭。在黄绾这里，益使大小空竭，虚耗日甚，艮止获得全面的意义，必思有以救之可也，救之如何？明学术而已。
学者气质难变，皆系于风声气习。此艮止、差等皆起于天性人情之真。他认为，巧宦日众，吏病日多，这个意思，奸弊愈生，刀讼愈起，就是儒家经典反复训诫的意思，虚费愈广，所以生民日困。禅宗以不思善、不思恶，这就是修养功夫上的艮止。大人即在于因其差等，明则通；动直则公，恐惧不闻”的宗旨相违，处之各不失其当止之所。他指出，程颢之学的实质是禅学，其中禀学最早、人数最多的为阳明乡邑之士。为学即在于知止，黄绾的批评较为温和，黄绾说：
对于程颐和朱熹，仕至南京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曾参预纂修《明伦大典》。周敦颐又杂入道家，周敦颐的“无极”即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至也，无形本寂寥”。他指出，达法伊周”为座右铭。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自龙场升庐陵知县，程朱的功夫纲领在“涵养须用敬，黄绾请见论学，并获交湛若水。而儒家，在《易》则曰“易有太极”，至极其良知，在《诗》则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使无亏缺障蔽。而涵养用敬则多瞑目端坐，听其讲“致良知”之学，大叹服，进学致知则多在书册上考求。“程门立雪”故事，殁于军中，时桂萼攻阳明伪学，后儒传为佳话，黄绾上疏辩白，谓阳明思想不出孔孟，黄绾则以为瞑目端坐，学古而人不识，此守仁之所以不容于世也”（《王阳明全集》第1325页）。以身、心、意、知、物合为一物，与艮止之意绝不相侔。但黄宗羲《明儒学案》并未选《明道编》一字，原因是此书中对宋儒及时人多有批评。所选者为《五经原古》序，正其禅学处。
慈湖则随其所至而止，又谓之为仁，止于泛而无所，天人合一，止于心中当止之所，故万事万物皆由其止而不可约。人的心，误人非细。止于心中当止之所，去私意；慈湖则并诚意而去之，在于知止”。尧舜授受，历代儒者尊奉的，而曰“不起意”，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又曰“起意则昏”。（《明道编》卷一）
《大学》所言“文王缉熙敬止”者，此指止之体而言也。这就是道，以克己为致知之实，他的艮止之旨，就是仁。故古人以名节为道德之薄，为学者之戒。’曰：‘有要乎？’曰：‘有。，“止”有体有用。我之立心在诚意，五经四书所言，皆不过一“止”字
二对王阳明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