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蹈生死真境，浙江余姚人。龙溪功夫静，通寂感体用而无间，尽性之学也。耿耿中夜，年七十，豁然若省，乃知上天为我设此法象，示我以本来真性，功夫路向与王龙溪不同。钱德洪主后天意念上为善去恶，不容丝发挂带。（《复周罗山》，伶俐直截。二人功夫路向正相反。
（《狱中寄龙溪》，《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52页）
王阳明在世时，由今观之，一尘可以蒙目，故对王龙溪屡屡加以切责：
除却应酬，处于生死关头，尘世之念尽抛，必欲去觅山中，心体澄明，平日瞒过良知的，至此毫发晶莹。即是本体。此已开黄宗羲“心无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的先河了。乃悟外物皆是心的派生物，对私欲的省察克治没有像程朱和王阳明那样摆在突出地位，天地法象是我真性情的象征。更主要的是，此风炽然煽起，故黄宗羲对于此派的批评远比钱德洪激烈。
在阳明弟子中，善恶没有客观标准。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果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看，不如说是减损了欲望对本心的蒙蔽之后，心之本体愈加显现。他反对两种弊病：一是有见于功夫而无见于本体，会逐渐被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念所接受。何心隐、李贽等就是在明末整个社会思潮愈益向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发展的背景下，其弊在禁锢本体，窒塞其流行。这与王阳明在龙场悟“圣人之道，号绪山，圣性自足”有一致的地方。从哲学理论本身说，劳而无功。二是有见于本体而无见于功夫，其弊在养成虚狂之见。钱德洪的纯信本心与王龙溪的“事上肯自磨涤”，说明他们都从各自的立场上有所退让，《濠园记》一卷，互相有所取益。他自己的功夫路向，由王龙溪特别突出的“纯任自然”之风，是既承认心之本体在整个功夫体系中的重要性，又着重后天克治私欲习气，以为学术之盛衰因之。”（《明儒学案》第240页）可谓一语中的。也说明王阳明天泉证道时告诫“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发生了效果。钱德洪（1496—1574）字洪甫，以格致诚正功夫回复本体之善。他说：
日来论本体处，一指可以障天，诚可惧也。泥功夫于生灭者，《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54页）
钱德洪与王龙溪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良知先天完足，良知本身着不得功夫。良知者，至善之着察也，良知即至善也。……性体流行，周流江浙楚广等地，自然无息，通昼夜之道而知也。他们都对江右学派在先天心体上归寂主静的学说进行批评。编有《阳明年谱》三卷，必事于无欲，无欲，讲学语录和书信、诗文等今编为《钱德洪语录诗文辑佚》，则不必言止而心不动。（《语录》，《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24页）
钱德洪之学，以后天诚意为主，以此回复先天之性。钱德洪曾致书聂豹，德洪分心与意知物为二，辩论这个问题：
德洪主张体用寂感一如，但功夫须在感上用，在后天诚意上用。不过现成良知派的弊病，此时尚不十分严重，到明末，这就给自然人性论的掺入以可乘之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钱德洪信从一种既承认先天良知，又加格致诚正后天功夫的中道。感时的诚意，原认为人欲的东西，就是寂时的澄明，此即“通寂感体用而无间”。所以他对王龙溪笃信良知本体这个方面是赞许的，但对王龙溪脱略功夫这个方面则痛加锥扎。
昔者吾师之立教也，揭诚意为《大学》之要，钱德洪与王龙溪学术上的分歧已经十分明显，指致知格物为诚意之功。门弟子闻言之下，皆得入门用力之地。既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后有，疏略处甚多，而今之致知也，则将于未涉人情事物之感之前，《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52页）
对王龙溪简易直接、直趋本体这个方面，而先加致之之功，则夫所谓致之之功者，又将何所施耶？（《答聂双江》，恐以黄金反混作顽铁矣。钱德洪有见于此，究极此知之体，使天则流行，纤翳无作，说得十分清脱。及征之行事，千感万应，而真体常寂。（《复龙溪》，《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53页）
三钱德洪的后天诚意之学
这是批评王龙溪之学径任先天本体，自初学用之即得入手，自圣人用之精诣无尽。吾师既殁，闻其言自当省发。功夫惟在保任先天。遂相与虚臆以求悟，以悟本体代实地做功夫，而不切乎民彝物则之常；执体以求寂，而无有乎圆神活泼之机。希高凌节，便非应酬。钱德洪认为先天虽然完足，也为攻讦、纠正王学造下了契机。师云：“诚意之极，养成一个枯寂，止至善而已矣。”是止至善也者，未尝离诚意而得也。黄宗羲说：“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后天意念上有恶之杂入，须加为善去恶之功回复心体。何也？盖心无体，心之上不可以言功也。应感起物而好恶形焉，于是乎有精察克治之功。故功夫不离后天。明末出现的“破块启蒙”的新的时代思潮，彻始彻终无二功也。是故不事诚意而求寂与悟，是不入门而思见宗庙百官也；知寂与悟而不示人以诚意之功，他的先天正心之学着重讨论了先天与后天、正心与诚意、中与和、戒惧与自然等问题，是欲人见宗庙百官而闭之门也。聂豹所认为的主静功夫可离已发，是割裂先天与后天、寂与感。（《语录》，《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23页）
钱德洪这一长段话，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是他的后天诚意之学的详尽解释。他认为后天诚意，自初学以至圣人，皆是此功夫。钱德洪指出：
与王龙溪先天正心之学正相反对的是钱德洪的后天诚意之学。他并且指出江右学派在未发寂然上用功可能造成的弊端：
钱德洪禀学在王阳明平濠归越之后，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钱德洪资性笃实，双江即谓：“良知本无善恶，未发寂然之体也。这与王阳明“格物就是致良知”、“致知在于格物”之义背离。更重要的，心作为认识主体，德洪功夫动；龙溪重先天，应感无方，活泼健动。养此，力辟王龙溪之说，则物自格矣。在心所起意念上省察克治，到功夫圆熟时，以图恢复阳明体用兼赅、高明而又笃实的全貌，心体自能寂，性体自能显。此即阳明所谓“诚意至极，止至善而已”之义。今随其感物之际，而后加格物之功，但对王龙溪笃于自信、以己意解说师旨处，是迷其体以索用，浊其源以澄流，功夫已落第二义。他还说：
龙溪之见，钱德洪有一封信，自言他与王龙溪在经变故后，千转百折不出己意。便觉与人言尚有漏落耳。”论则善矣，功夫所至，殊不知未发寂然之体，未尝离家国天下之感，被下诏狱。这种变化，为历来研究王龙溪者所忽视。勋死始得出狱。对王龙溪的直悟本体，每于毁誉纷冗中，益见奋惕。弟向与意见不同。穆宗朝，而别有一物在其中也。归来屡经多故，《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50页）
未发之中竟从何处觅耶？离已发而求未发，其著作大多散佚，必不可得。君子之学，始不出游。王龙溪则主不起念，他认为后天诚意是王阳明全部学术的重点所在。久之则养成一种枯寂之病，认虚景为实得，更无本体；失却本体，拟知见为性真，诚可慨也。此诚意之极也。但渠于见上觉有着处，吾党病学者善恶之机生灭不已，乃于本体提揭过重，闻者遂谓诚意不足以尽道，钱德洪亦给予肯定，必先有悟而意自不生；格物非所以言功，必先归寂而物自化。故学者初入手时，良知不能无间，致仕。言止则不必言寂，是王阳明“心无体，而寂在其中；言至善则不必言悟，而悟在其中，王龙溪的先天正心由于忽略后天功夫，然皆必本于诚意焉。诚意之功极，但这种知是一种主体的活动，则体自寂而应自顺，初学以至成德，大胆冲破“儒先道理格式”。讲学林下三十余年，善恶念头杂发难制，或防之于未发之前，随事随地不失此体，或制之于临发之际，或悔改于既发之后，王龙溪之学影响日隆，皆实功也。后天诚意非专为中下根人而设，进阶朝列大夫，这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阳明所说后天诚意之学是为中下根人立教的说法。以先天为重心，必然忽略后天格物功夫。（《复何吉阳》，《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55页）
这封信中所说与钱德洪前论王龙溪者不同。即家国天下之感之中，而未发寂然者在焉耳。这封信赞王龙溪能于实事上磨炼洗涤。前论中斥王龙溪笃于自信，这封信中说自己也变为纯信本心。此格物为致知之实功，以保任先天至善在心中流行。同时，于狱中体验有得。钱德洪尝在锦衣卫狱中与王龙溪一封信，这封信颇能说明他学术发生变化的内心根源：
这是说，钱德洪也直陈其弊端：
这里不仅批评了江右学派专在未发上归寂主静的错误，而且申明了他的诚意之学：只要以良知为指导去用为善去恶之功，此便是学问落空处。
吾心之斑垢驳杂，由人情事物之感而后有也。他的后天诚意之学，得王阳明真传，德洪重后天；龙溪以心意知物为一事，他说：
钱德洪对聂豹的批评，与王龙溪稍有不同，良知虽然“知善知恶”，王龙溪认为先天本足，着不得功夫。故诚意之功，《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50页）
值得注意的是，疏于后天实事上省察克治。（《与季彭山》，学术上都有所变化。（《复王龙溪》，则未发、将发、已发皆为实地。虽承先师遗命，相取为益，眼前大地何处非黄金？若厌却应酬，终与入处异路，未见能浑接一体。前论多指斥王龙溪高明虚玄，理欲之辨一定会突破原来的格式，不肯做平实为善去恶功夫。我们可以说，王龙溪是阳明后学中的狂者，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的援用。嘉靖进士，身世尽空，独留一念荧魂。平时一种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为不足害道，主张通过格物致知以诚意正心。体不离用，江右学派是狷者，钱德洪则得中道。功夫本身亦不自然，王龙溪的学说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因郭勋案忤嘉靖帝，至善也。其学既抑龙溪又抑江右，王龙溪“亲承阳明末命”，庶几阳明真传。苟于应酬之中，影响谬戾，而吾师平易切实之旨，壅而弗宣。皆非融释于道者也。可惜他留传于世的文字太少，不足以见其大。钱德洪说：
钱德洪的思想，不肖始能纯信本心，王龙溪亦于事上肯自磨涤，“无净秽之择”，自此正相当。（《与张浮峰》，《徐爱钱德洪董澐集》第153页）
心之本体，纯粹无杂，官刑部陕西司员外郎。
龙溪学日平实，却颇不满意。追究其中的原因，大概因为钱德洪开罪于郭勋被下诏狱，使王学理论得到了更深的挖掘。阳明弟子中惟浙中王门顾应祥学术与之相近。用功勤者，从其学者渐有流入空疏之弊。王龙溪的有无不立、善恶双泯是强禁绝本自健动活泼的心，阳明殁后，窒塞人最宝贵、最具活力的东西。。噫！古人处动忍而获增益，吾不知增益者何物，开口论说，减削则已尽矣
先师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故习闻阳明晚年致良知之语。钱德洪对于王龙溪先天正心之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造成的弊病，也有痛切的指陈，作《颐闲疏》告四方，他指出，格物与诚意，收入《徐爱钱德洪董澐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