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国本观念认知于前，实践应紧随其后，两相比较，实证价值从实践中应验更重要。言说容易，实践较难。隋炀帝和唐太宗一个是隋朝暴君，一个是唐朝明主，两人在民为国本这一观点观念的语言表达上没有什么不同，隋炀帝也曾诏告天下：“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隋书·炀帝纪》。唐太宗也说：“民者国之先，国之君之本。”《帝范·君体》。事实表明，光在嘴巴上宣说不行，关键看是否言出行遂，唐太宗做到了言行一致，隋炀帝的话成了几句冠冕堂皇的空话。为了在实然上做到民为国本，对帝王将相要端正知行合一的态度和关系，并反复宣讲、提倡和督励。明代著名政治家丘濬就主张对皇帝和朝廷高官反复进行民本主义执政哲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厌其烦，不遗余力。他说：“山高出于地而反附着于地，犹君居民之上而反依附于民。何也？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言，万世人君所当书于座隅，以铭心刻骨者也。”《大学衍义补·总论固本之道》。丘濬对执政者以民为本期望的热切令人赞叹。
将民众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新高度的是西汉的贾谊，他提出了民本范围广泛的“民无不为本”的命题。他认为，国家、君主、官吏都应该以民为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贾谊还指出：“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故因是国也而为安，因是民也而为治。”《新书·大政下》。在贾谊看来，政治制度可以变更，从事政务管理的官吏也可以更换，但国家和民众是不能更换的，统治者必须以民为本，别无选择。贾谊进一步具体阐述了民无不为本的多方面表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无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新书·大政上》。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的命运握在民众手中，国家存亡，君主贤否，官吏是否称职，都要由民众评断。建功立业，战争制胜、国家重大事业都得依靠民众，否则就会失败。贾谊告诫执政者，民既为本，所以民不可欺，不可轻，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仇，否则，迟早必败，而民必胜。对此，不可不“戒之哉”！贾谊是亲历秦朝败亡，对民众揭竿而起推翻秦王朝的历史记忆犹新。他著有《过秦论》批判秦朝暴政。他劝导刘邦等以此为戒，对民众勿轻、勿欺，要以敬畏心善待民众，与民休息，执行维护民为国本之政策。贾谊用心在于汉王朝江山永固，客观上则可以强国利民。
二、治国理政为民之理路和政策举措
中国历代王朝政治本质上是为实现封建政治统治的长治久安。但他们从历史和现实事实中看到体悟到，为达此目的，应采取治国理政为民之理路和政策举措，以赢得民心民力的支持。从政治道德原理上说，作为“治民”、教民的君主、官府官吏理应执政为民，为民谋利。由于民本思想延续千年不衰，一些有作为的君主深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第一》。君主一人尽治天下之责，不可以天下财富奉养君主一人。基于此理，清朝皇帝起居室有“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之楹联，应该是不为装点门面、口是心非，其主观愿望是好的，是否心甘情愿则是另一问题。我们这里从但愿如此去想，略论治国理政为民的内容，略述其政策举措，从中追寻、挖掘可以借鉴的历史文化政治文化遗产，“古为今用”。
1.治国理政为民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治国理政为民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一言以蔽之，是“为民”执政办理政务。其理由已如前述，因为民为国、为君之“本”，本固邦宁，君主之治理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当然，王朝治国理政的“为民”在其主观上“为民”只是“为己”的路，而非以为民服务为其政治宗旨。即便如此，君主治国理政为民比残民、暴民、欺民更得民心。“为民”体现在统治心态上爱民、重民，政治上安民、救民，经济上惠民、利民，道德上教民、导民。
其一，统治者心态上爱民、重民，基于两位一体的动机：道德文化自觉和政治价值利害权衡。两种动机在具体人身上有所偏重，但都兼而有之，一体两面。爱民重民政治心态、心理始现于西周初杰出政治家周公姬旦的政策言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尚书·康诰》。周公认为，天意可从民情中得见，因此，统治者敬天要体现在爱护民众、保护民众上，为此尽心尽力，才能治理好国家。周公把这看做统治者政治道德修养的核心要求，有德彰显，民众心向往之，上天顺民意而佑之。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文化繁荣。学者们一个个作为“思想者”，反思历史，展念未来，关注现实，为民请命，反映民意，大多主张爱民重民，“贵民轻君”为主流民意，其中尤以儒家观点最为抢眼。孔子、孟子、荀子都有经典论述。孔子首倡治国宜重民，他所重者有四项，民占首位：“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孟子首论“贵民轻君”，主张施仁政于民，以仁爱之心治理国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在与齐宣王对话中还要求宣王与民同忧乐。“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还奉禹、稷为爱民重民典范，希望当下及后世王者向禹、稷学习，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荀子则认为君主安定尊荣的必要条件是爱民重民：“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荀子·君道》。以孟荀之论两相比较，孟基于王者的道德自修，荀基于王者利害之权衡，在政治哲学上，孟代表王道哲学，荀代表霸道哲学。王霸之辨始于孟荀，两种哲学理路，迄今演化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孟荀其时，法家大行其道，政治家爱民者或有之，但多唯功利是求。
在思想、学术界，爱民重民政治思想之光照耀后世。西汉皇室行与民休息国策，贾谊借注释古圣王语录，劝诫君主以博爱、救世之心，以民众疾苦为己之疾苦，为民谋利。他说：“帝喾曰：‘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志于穷民，痛百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新书·修政语上》。东汉荀悦也有类此之论。他认为：“下有忧民，则上不尽乐；下有饥民，则上不备膳；下有寒民，则上不惧服。徒跣而垂旒，非礼也。故足寒伤心，民寒伤国。”《申鉴·政体》。荀悦形容君民关系如人之心与足，二者休戚相关，“民寒伤国”。在仁心爱民，与民同忧乐这点上，贾谊、荀悦和先贤孟子的政治心理是相通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唐甄也如是说：“是故君之爱民，当如心之爱身也。”《潜书·明鉴》。
爱民重民思想在明君贤相身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唐太宗身边重臣魏徵有言：“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之如子。”《贞观政要》卷十《慎终第四十》。明成祖朱棣也很重视执政爱民，他曾诚意宣示：“朕惟事天以诚敬为本，爱民以实惠为先。《书》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则惠’，然天之视听皆因于民，能爱人即所以事天。”《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七。朱棣把事天与爱民联系在一起，强调“安民则惠”。从“民为国本”出发，他还阐明爱民、关注民生的政策选择。他说：“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之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树艺而使之，不失其时；薄其税敛而用之，必有其节。如此则教化行而风俗美，天下劝而民心归。行仁政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明太宗实录》卷九十。
需要指出，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倡导统治者爱民重民，并非以民众为服务对象，其现实目的和理想目标都是为其政治统治谋求长治久安，即固民之本，为了封建国家的安宁、发展。以这一视点观之，其爱民、重民的用意在于“用民”，君主、高官的爱民、重民出发点、落脚点均如斯。楚国大臣子西说得好：“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左传·昭公三十年》。他揭示出吴王爱民之用意在于“用民”。君主爱将爱民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用民”为自己效命。战国吴起事例可以说明君主、大臣爱民的真正用意。“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统治集团或有真心诚意爱民为民者，但大多数情形属于
吴起一类。这是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和封建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
其二，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在政治实践上要求安民、救民。治国理政为民，首在安排好民生，安排好民生的前提是社会安定、社会有序并消除各种危机和灾害对民生的危害。当民众生活处于疾苦状态时，统治当局应能给予救济、抚恤和情感上的慰问。只有民众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政局才会稳固，安民、保民、救民是维护统治者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早在夏朝，禹即与臣僚讨论安民治国问题。“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尚书·皋陶谟》。禹和皋陶把“安民”和“官人”看做治国理政两件大事，但“官人”是为了“安民”、“惠民”。西周时周公更不厌其烦地论证安民、保民的要务。他告诫成王：承天命，而实安民众，“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尚书·大诰》。他还向其弟康叔指示安民的方法：“别求闻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尚书·康诰》。对先祖周文王的安民保民功德，周公竭力宣扬，勉励后代君王效仿。他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周公的言行不仅为后人尊奉，而且为后代君臣所践行。
禹汤文武周公是儒家宗师孔子崇敬的英雄，他继承、弘扬他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将其纳入仁义之学的系统之中。孔子认为，君子为政修身，安百姓是崇高的道德境界。“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还把保民作为评价政治人物的最高标准。子贡问孔子：管仲是不是仁者，孔子以管仲相桓公“民到于今受其赐”肯定管仲为仁者，不因其“霸诸侯”而否定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子路也向孔子问同样的问题，孔子明确肯定管仲为仁者。“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管仲虽然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却非以战争扰民残民方式，保护了民众，成就了政治伟业，当然是最大的仁者。荀子接绪孔子思想，把安民作为维持政局稳定的前提条件：“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荀子所言安民之必要、安民之策，极具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为后世君主、重臣所采纳和实行。
秦汉以后以迄明清，历代皇帝大多对安民、救民之政多有深思和要论。明代几位君臣的有关论述尤其言诚行重。明太祖朱元璋将恤民视为天赋君职。他认为：“所谓敬天者，不独天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明史·太祖纪》。明成祖朱棣更为具体论述了以民为本的君国之道在于爱民之心，恤民之举，造民之福。他说：“君国之道，以民为本，故设官分职，简贤用人，惟求安民而已。为臣能体其君爱民之心，推而行之，斯天下之民举得其所。尔文武群臣受国家重任，宜操节励行，尽诚竭虑。治民者专务恤民，治军者专务恤军，察其饥寒，体其劳勤，为之除害兴利。教之务本力业、孝悌忠信、尊君亲上、敦行礼义、无作愆非，庶几永享太平之福。”《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七。明代名臣张居正从治国之道高度论说安民之道，执民本之要：“窃闻致理之要，惟在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张太岳集》卷四十六《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
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执政哲学不只是言说而已，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实践上实行若干安民、保民、救民之举措。如《周礼》中说西周执政者制定有十二种救灾政策和六种救济贫困政策：“以荒政十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周礼·地官·大司徒》。《周礼》这些记载表明，西周保民济民的政策创新作为一种安民优良传统得到很好继承，散放出民本主义执政哲学的睿智之光。秦汉之后，历代封建王朝都特设常平官负责赈灾和平抑粮价。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运粮抗旱赈灾。王安石制定“青苗法”，朱熹制定“社仓法”救济灾民。种种代表性事例，为后人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