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经济上惠民、利民是民本主义执政哲学为谋民众福利的务实上策。从理论上说，治国理政的终极目的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使民众获得利益，解决衣食住行教医乐等民生问题，使民众过殷实、快乐的日子。惠民利民必然涉及民众利益与君主、国家的利益关系，二者存在一定矛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两方利益是一致的，且以民利为基础，民利则国利，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否则，民众贫困，国家财政没有源流，社会政治不稳定，国家就会积贫积弱。统治集团一般知道个中道理，所以自觉不自觉地制定、执行惠民利民经济政策。历史上有作为的开明君主都主张惠民利民，行惠民利民之策。战国时赵武灵王认为“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战国策·赵策二》。唐太宗创造了贞观之治，为政常想百姓利益。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贞观政要》卷六《慎言语第二十二》。以利民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作为政治决策指导方针，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如此慎言，乃其实现贞观之治的根本导因。
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积极倡导惠民利民富民政策。讲究治国理政之道在于贯彻以民为本的基理，要求统治者顺应民意民俗，为政使民众得到实际利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对能为民谋利的君主，孔子高度评价：“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还进一步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对不愿利民，只顾谋一己之私的政治人物，孔子则痛斥、鞭挞不吝其言。
战国时与孟子齐名的大儒荀子从尊君角度论证治国理政要惠民利民。他认为：“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者也，取天下矣。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也。”《荀子·富国》。荀子对君主待民方式具体分析为三种：一是不知道利民、爱民，只知道掠取民力民财；二是在利民、爱民基础上使用民力民财；三是只知利民、爱民，不向民众索取任何回报。荀子认为，第一种方式会导致国家危亡；第二种方式会稳固政权，稳定政局；第三种方式会实现天下大治。荀子主张君主可以在利民、爱民基础上使用民力民财，既使民众受益，君主也得利。
宋明时期理学形态的儒家学者继承孔子以来儒学利民惠民的民本主义执政哲学基理并予以发挥。张载、程颢、王夫之各有个性特色又有共识一致的论述。张载提出治国应使民众富足，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如是则社会有序安定。他说：“欲生于不足则民盗，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假使以子不欲之物赏子，使窃其所不欲，子必不应。故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不足可欲而盗必息矣。”《正蒙·有司篇》。程颢也认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河南程氏文集》卷五《应诏上神宗皇帝书》。王夫之则主张“藏富于民”，“国之利不宜计也，而必计利民”《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对此，早在战国时一些思想家就已有明确认识。如《管子·治国》中就有这样的论说：“夫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其四，文化上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治国以民为本要在治民心上下工夫，重在提高民众道德素质、文化素质。政府可能不断易人，民众则永远是中华民族主体，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对民众道德教化就是增强民族思想道德基础。为此，君要为民之师。周武王有言：“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尚书·泰誓上》。儒家学派自创始及之后一直重视民众道德教化。孔子就曾与其学生讨论过对民众先富后教的问题：“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认为，教育民众有道德，既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也有利于民众精神生命的高扬。“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让民众讲诚信，树立核心道德风向标，作为政治教育传统，为后儒所继承。孟子就主张通过善教取得善政的良好效果。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事实证明，孟子所言为至理名言。东汉儒家学者王符说：“明王之养民也，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潜夫论·学侈》。教民不仅是儒家学派的主张，其他学派也同样重视教民。战国末年秦国相吕不韦就主张以仁义忠信道德要求教育民众：“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务降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途也。”《吕氏春秋·离俗览·适威》。仁义以治，爱利以安，忠信以导，如今亦应然。
2.治国理政为民的具体举措
以民为本，治国理政为民不仅有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主张代代相传，而且历代有作为的明君贤相还采取了许多具体举措使民得到实惠，治国理政得到民众赞许，政风民风皆正，从而取得良好政绩和社会实效。具体举措可以分为两种：正面积极举措，如发展生产、解决土地问题；负面消极措施，如减赋，惩治腐败等。两种举措于今都有其现实借鉴价值。
其一，发展生产是最要紧的举措。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保证民众吃穿无忧、不愁，在农业社会、农耕时代是为民的根本措施，是政权稳固的根本问题。可以说，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民本主义政治的本中之本，重中之重。农业经济稳步发展，手中有粮，心神不慌，乃治国理政为民之大政大计。对此，中国从周秦以迄明清的执政者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令人深省。战国时的赵威后与齐国使者谈话中，这样回复齐王所问：“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说，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问舍本而问末者耶？’”《战国策·齐策四》。赵威后那时作为女流，有此岁丰以养民，有民以维君主之权的政治识见，实可赞颂，其理至真，其情至深。
孟子作为贵民之论者，对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众生计问题也至为关注，提出了“制民之产”方策，保障民众的衣食温饱，以实现王道政治之境。他具体而微地深刻论述了“制民之产”的目的、做法：“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有更高的期望：天下大治，生产高度发展，粮食丰收用不尽，民众道德水准也达到较高境界。他说：“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孟子向往仁政之治，其仁政的对象化在民富、民德归厚，使民众富裕、德厚，其时难以实现，作为理想愿景，现实和未来还是可期求的。
秦汉以后，思想家们和历代明君贤臣对发展生产、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要，治国理政以民为本、巩固政权之基的认识愈益深刻，举措亦甚积极。淮南王刘胜主编的《淮南子》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淮南子·主术训》。汉初，高祖重臣郦食其认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北齐刘昼将衣食与民众的关系喻为鱼水，民与国的关系喻为足体，认为治国首在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发展生产。他强调：“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情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刘子·贵农》。唐太宗对发展生产、解决民生问题也极为重视：“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第三十》。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亦若是。他认为：“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肤体，爱肤体则畏刑罚，畏刑罚则寇盗自息，祸乱不兴。是以圣人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期望通过政治改革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生产，使民众丰衣足食，从而稳定社会政治秩序。
其二，抑制土地兼并、爱惜民力、重农抑商。这是落实治国为民、理政以民为本的三项基本政策举措和基本要务。土地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焦点问题，历朝历代都为之大伤脑筋，反复争辩讨论不休。土地制度根本改革在封建时代不能，也不可能实现，可行之策唯在抑制土地兼并、地权集中。战国时期，孟子痛感民之生计艰辛，他曾建议仿井田之制，“制民之产”，给民众从事农耕的土地，“百亩之田……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秦汉帝国之后，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董仲舒为维持汉朝一统天下之稳固和发展，提出“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的重要主张。唐代著名政治家柳宗元亦十分关注土地问题的解决，他说：“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其计难施，其深意重情可见。
唐末，土地自由买卖政策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改革田制成为普遍的社会呼声，至宋日高。北宋初期政论家李觏著《平土书》和《周礼致太平论》，以《周礼》为据，频表其赞同土地改革若干政策之由、之现实再现。他指出：“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成也。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尧舜复起，末如之何矣！故平土之法，圣人先之。”《平土书》。张载也援引《周礼》提出均平土地的建议：“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其画分布，人受一方，养民之本也……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棊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经学理窟·周礼》。张载还与其弟子、亲朋依此在本地作土地均平试验，虽然未果，然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济世济民的崇高风范和情怀。
爱惜民众的劳动力是和解决土地问题同等重要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必要因素。为此，要使农民的劳动力有足够、及时从事生产的时间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东汉王符重视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认为民为国本，食为民本，二者皆源于劳动力，民众生产有时间、有精力，关系国家治乱兴衰，不容忽视。他指出：“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潜夫论·爱日》。北
宋理学大家程颐也认为爱惜民力是治国要素，理政当以惜民力为重。他说：“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周易程氏传》卷一。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生产是社会财富主要来源。基于此，政界学界都主张重农而抑商，对农民情重，对工商业者视其“不劳而获巨富”而鄙视、愤懑。西汉贾谊的经济政策思考具有重农主义理路和情结，即重农轻商。他指出：“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苗，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新书·瑰玮》。贾谊希望政府干预，重农抑商，劝工商归本于农。东汉王符与贾谊之意近似，他说：“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穷。故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伪；困辱游业，勿使擅利；宽假本农而宠绥学士，则民富而国平矣。”《潜夫论·务本》。中国古代一些开明君主也持重农抑商之政见，以唐太宗为著。他论说治国理政应“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返其真，则竟怀仁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帝苑·务农》。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经济政策，为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所共识。现代一些时事评论者，以近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史迹完全否定“抑商”政策，是离开历史上农耕时代和中国国情实际无的放矢之论。从中国古代史观审视，重农抑商维护农业、农民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为社会财富主要创造者农民生计着想，为固国本着想，是应历史主义地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