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离骚》是诗人遭谗离忧后创作的一部抒情长诗。诗中抒写了自己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不幸遭遇，讥刺楚怀王任用群小、疏远贤臣。篇中援用大量神话传说，想象奔放不羁，情感高亢激愤，与“温柔敦厚”精神相左。汉初黄老之学流行，儒学尚未定于一尊，许多文人感于自己的遭际，效《骚》命篇。王逸的《楚辞章句》中就收进了许多汉人的效《骚》之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贾谊的《吊屈原赋》。作为与屈原有着相同遭际的不幸之士，贾谊与屈原的灵魂是相通的。他在渡湘水凭吊屈原时触景生情，深发感慨，作《吊屈原赋》。他赞颂屈原的刚直不阿、愤不容世。嗣后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赞扬《离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怒，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的评价虽然带有“温柔敦厚”的余响，但他对屈原愤不容世的抗争精神作了高度的赞美，称之可与日月争光。这就突出了正统儒者的偏见。比刘安略晚一些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人格与《离骚》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司马迁首先援引了刘安的话来称赞屈原的人格，同时又吸取了老庄思想，从情性自然的高度来称赞屈原的狂狷行为。庄子虽然说过“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认为道体无情无信，情性须顺应道的发展无情无欲，但又认为“道”“于大不遗，于小不拘”，存在于一切事物中“道”以自然为根本。既然如此，情性也就顺应自然。所以庄子又提倡“任其性命之情”，以抗拒礼法的束缚。庄子后学提出：“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司马迁受庄子的影响，在《史记·律书》中批评儒者一概反对争、“猥云德教化”的说教，提出：“自含（血）（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司马迁认为人的情性发动，乃是自然不易之理。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指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司马迁强调人之疾痛惨怛发为诗咏，乃是天经地义，自然之理。由此出发，司马迁接着指出：“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的这种评价，由于建筑在自然观基础之上，因而较之贾谊、刘安更为深刻，更有说服力。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从“发愤著书”的亲身感受出发，考察了历史上伟大作家的作品，认为它们都是抒发愤懑的产物，并总结出了一条文艺创作的规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些说法，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有力地冲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对中国后世“哀怨起骚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参见钱锺书：《诗可以怨》（1980年作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见《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屈原的作品在汉代由于不符合正统儒者的“中和”尺度，遭到了多次批评。首先站出来指摘屈原的就是扬雄。扬雄本人在政治上游移不定。汉成帝时为给事黄门，哀帝时董贤、丁傅等权臣用事，政治昏乱，扬雄为避祸，闭门自居，并作《解嘲》，自称：“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但至晚年，王莽篡位，他又作《剧秦美新》讴歌之，并为朝中大夫。扬雄这种游移性格，使他对屈原的执著精神根本无法理解。《汉书·扬雄传》：“（扬雄）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其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依据的是儒家的中庸哲学与老子的和光同尘思想。他认为屈原沉江自杀是不知时变，失之狂狷。扬雄评价屈原的作品也是持中庸的尺度。他在《法言》中说：“或曰：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然屈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亮不可及也。”这里虽说屈原高于司马相如，但又认为屈原和司马相如的作品都存在着“过”即不达“中和”的弊病。一者“过浮”，一者“过虚”，都属于“浮”（不及中）的范围。
到了东汉班固作《离骚序》，比扬雄走得就更远了。《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在这部不朽之作中，诗人以瑰丽奇特的想象、悲愤沉痛的情感、飞动华美的辞藻，抒写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遇。在西汉初年，许多文人与贵族对《离骚》钟爱有加。东汉王逸编纂的《楚辞章句》中，收录有许多汉代文人与贵族仿效屈原赋而作的骚体赋。西汉的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都对屈原的《离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班固对他们的评价是大不以为然的。他在《离骚序》中一开头就针对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关于屈原的评价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
他认为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太过，他自己是要起来纠正他们的偏颇的。他对屈原的评价是怎样的呢？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残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在这里指责屈原有三点过失：一、“露才扬己”，太出风头，招致群小的嫉恨，不懂得和光同尘，保护自己；二、“责数怀王”，怨恶同僚，这是悖越君臣之道；三、“忿怼不容，沉江而死”，这更是极端的行径，不足为训。班固以其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对屈原的高峻人格进行非议，同时也对《离骚》中的艺术特色作了否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用儒家的经义与法度来对作品进行先入为主的评判，以儒家的中和标准扼杀富于想象与反抗精神的屈赋。这种批评标准实质上是很偏差的，也是并不合乎孔子的中庸精神的。在班固看来，屈原《离骚》在思想内容上不足以道，只有形式上的华丽典雅而已：“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屈原的高峻人格与作品在班固看来只是“妙才”，而非“明智之器”。从这些评价来看，东汉时代的一些文人，对于文艺作品价值的理解是很狭隘的。
稍后的王逸，在对屈原及其楚辞作品全面研究和注释的基础上，对班固的评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王逸（生卒年不详），东汉安帝与顺帝时人。他作的《楚辞章句》，是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高度赞扬《离骚》创作富有情采蕴涵。王逸在《离骚经序》中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悯其志焉。”王逸指出屈原创作《离骚》借用了想象的手法，大量运用比喻，举一反三，引譬连类，使《离骚》的意境瑰丽奇谲，想象纷繁万状。人们在欣赏《离骚》时，得到了醇美的艺术美感，深深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悯惜其高尚志向。
王逸根据孔子倡中庸又不废杀身成仁、言时变又反对“乡愿”的思想，提出了他所倡导的“人臣之义”，以批驳班固、扬雄贪生怕死、和光同尘的媚世哲学：
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容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楚辞章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