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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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秦汉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9)

王逸认为,混世以保命,即便寿比南山,但也是“志士之所耻”。从这种道德观念出发,王逸对班固的意见提出了激烈的异议:“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楚辞章句序》。)王逸赞美屈原人格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王逸则认为这恰恰是屈原的伟岸之处。王逸认为《诗经》中也不乏“风谏之语”,孔子也承认这些“怨刺其上”的诗合乎大雅,并未加以否弃,屈原之词“优游婉顺”,目的是为了谏劝君王,这难道是“怨刺其上,强非其人”吗?可见班固自己的话就不公道,“殆失厥中矣”。值得注意的是,王逸与班固之争,并不在于要不要“中和”之道,而在于对“中和”之道的理解上。班固认为怨恶君上就是失中,而王逸认为讽谏君上恰恰是符合中庸精神的。屈原的作品“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这不正是《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精神的体现吗?

在《离骚经序》中,王逸还说屈原因“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经以风谏君也”,赞美《离骚》“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从这些评价来看,王逸对屈原的肯定,基本上仍是站在“温柔敦厚”的立场上来说的,只是他的思想比班固要开明一些。至于他说《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从《离骚》合乎经义的角度来为作品本身辩护,也可见,“温柔敦厚”的诗学思想相当顽固地成为汉代文人评论文艺的尺度。(姜亮夫《屈子思想简述》中说:“不论指说屈子为儒、道、墨、名、阴阳、神仙,皆属错误”,“正因屈原有许许多多思想,不能用某一家或某几家来绳束。盖先秦‘家’、‘家法’、‘家数’,皆不十分谨严,故用以比附屈子,皆不恰当”(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汉代诗学中的重要篇章为《毛诗序》。《毛诗序》是汉代儒生集体解释《诗经》的一篇序文,可以视为汉代儒生通过解释《诗经》来与专制统治者进行对话的专门渠道。利用解经来与统治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是汉代儒生经常采用的一种通途。所谓《毛诗序》是从文献学意义上去说的。汉儒说《诗》,有齐(齐人辕固生)、鲁(鲁人申培公)、韩(燕人韩婴)、毛(赵人毛苌)四家。其中齐鲁韩三家是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即今文写成的,故称为今文经,得以立于学官,而毛诗晚出,是古文经,终汉之世未能立于学官。但自东汉郑玄作笺后,毛诗独盛行,而齐鲁韩三家诗到后来反而失传了。今传的《诗经》就是属于毛诗体系的版本。《毛诗序》是夹杂在《关雎》题解中的一篇具有全书总序性质的文字。经过朱熹等学者的考证,现在一般认为这一段文字应是独立于全书各篇之上的总序。一般认为《毛诗序》是经孔子的学生子夏一系传至东汉儒生卫宏发挥后形成的,其作者应为多人。但它主要代表了东汉儒生对《诗经》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汉代儒生论《诗》的一篇具有纲领性质的文字。其主要思想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毛诗序》融合了先秦以来的“情志说”,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序》的作者认为诗是作者内心志向的发动。作者还认为,从诗到音乐,再到舞蹈,是情感的依次递进,造成了艺术种类的升级演变,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得失与社会心理走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说明汉代儒生论诗,偏重于其中的伦理教化意义。其次,《毛诗序》的作者还认为诗歌表达情感、塑造形象,是通过比兴原则来实现的。《毛诗序》基于“情志说”,提出了“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这里明确地将“六义”并提。这些名称当然不是《毛诗序》的发明。早在《周礼·春官》中就有“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全,以六律为之音”的说法。(关于“六诗”与“六义”的关系,今人王昆吾论之甚详切。参见王昆吾:《诗六义原始》,见《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关于“六义”之说,一般研究者认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的观点,基本概括了风雅颂是《诗》之体,而赋比兴是《诗》之用即表现手法,从创作论角度阐明了兴与赋、比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毛诗》中对《诗经》原文的解释与标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关于赋比兴的手法的具体内涵,《毛诗序》没有作详细的说明,最早作解释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与郑众。郑玄在《周礼注》中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又引郑众的话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值得关注的是,所以要用比兴,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对话与交流。(我以为:巧用比兴来对话,乃是把所引之诗当做一个比喻的喻体。这种情况所引之诗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论证观点,其作用是使观点生动鲜明,更易于理解接受。如,《论语·八佾》载子夏向孔子提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所问之诗,前两句见于今本《卫风·硕人》,后一句已逸。诗本是在夸赞一女子巧笑动人、美目流盼。子夏不懂“素以为绚”的意思孔子告诉他梳妆打扮是要有天然丽质的基础的,即原诗中所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之美质。子夏却因此顿悟了形式的礼后于仁义之内质。这个故事看似子夏随意发挥,其实是记录者有意借此来说明礼与仁的内外关系,但用的方法不是归纳,不是演绎而是用“素以为绚”、“绘事后素”的诗句来形象地比喻说明之。再如《论语·学而》载子贡问贫富者的人生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却由此发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夫子很满意子贡的发挥,表扬他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从中我们可见,这种“告诸往而知来者”引《诗》证志法具有很浓的文学色彩,它主要利用诗中情景来启发说明自己的观点,主要依靠的是感通,求的是理解,而前面两种引《诗》特征是依靠事实的归纳或道理演绎以作正面逻辑上的求证。这类引《诗》法,我们可以简而言之为:用其物象。)《毛诗序》在解说“六义”时提出了美刺的观点,释颂为“美盛德之形容”。《毛诗序》提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序》释风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如果说董仲舒一类儒者强调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观点,那么《毛诗序》作者则多多少少提出了诗的功能通过歌颂与讽刺两端而显示出来,给了下层人士通过文艺来进行批判的权力(尽管这种权力是极其有限的)。

依照《毛诗》及注释者看来,美与刺有许多是通过比兴手法而得到展现的。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诗大序疏》中说:“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比者,比托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惧,故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兴者,兴起志意,赞扬之辞,故云见今之美以喻劝之。”他也看到了比兴与美刺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东汉大儒郑玄在《诗谱序》中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认为《诗经》中表现出来的“刺过讥失”,对统治者调整自己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一项做法,也是诗的“正得失”教化功能的表现。但是《毛诗序》又强调这种讽谏必须掌握好尺度,不能过分。它指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动心。”郑玄对此解释道:“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朱熹释“主文”一词为“主于文词而托之以谏”(《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三。)。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赋比兴通释》中说:“‘主文’疑即比兴。”(朱自清:《诗言志辨》,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2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毛诗序》的作者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诗可以怨,但对统治者的讽刺要温和含蓄,旁敲侧击,以顾全帝王的脸面。而比兴的运用恰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毛诗序》与汉代的诗学家认为,比兴,特别是兴的运用,可以弥补诗人在以诗进谏时与帝王的矛盾。这样的话,比与兴,都被纳入了美刺的轨道,从而使《诗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作为原创作品鲜活的艺术生命力。《毛诗序》提出的“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说法,也窒息了《国风》与《小雅》之怨诗的愤慨之情,导致后来文人以“温柔敦厚”论诗的俗套。(孔颖达反对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在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帝国中,君为臣纲,臣下即使对国君进行谏劝,也要小心翼翼,委婉曲致,照顾君王的面子。在这种美学要求下,汉代的大赋采取“主文谲谏”、“劝百讽一”的方式,曲终奏雅地来规劝帝王,但其最后效果却是令人怀疑的。扬雄晚年自悔作赋对皇帝进行讽谏,说辞赋文学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是看到了这种讽谏方式的虚幻性。《毛诗序》中所倡导的这种“主文而谲谏”的方式浸淫日久,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对人进行教育与劝导的一种风格,也成为文艺批评的一种标准。这种对话方式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帝王与士人的不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