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认为，混世以保命，即便寿比南山，但也是“志士之所耻”。从这种道德观念出发，王逸对班固的意见提出了激烈的异议：“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楚辞章句序》。）王逸赞美屈原人格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班固说屈原“露才扬己”，王逸则认为这恰恰是屈原的伟岸之处。王逸认为《诗经》中也不乏“风谏之语”，孔子也承认这些“怨刺其上”的诗合乎大雅，并未加以否弃，屈原之词“优游婉顺”，目的是为了谏劝君王，这难道是“怨刺其上，强非其人”吗？可见班固自己的话就不公道，“殆失厥中矣”。值得注意的是，王逸与班固之争，并不在于要不要“中和”之道，而在于对“中和”之道的理解上。班固认为怨恶君上就是失中，而王逸认为讽谏君上恰恰是符合中庸精神的。屈原的作品“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这不正是《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精神的体现吗？
在《离骚经序》中，王逸还说屈原因“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经以风谏君也”，赞美《离骚》“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从这些评价来看，王逸对屈原的肯定，基本上仍是站在“温柔敦厚”的立场上来说的，只是他的思想比班固要开明一些。至于他说《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从《离骚》合乎经义的角度来为作品本身辩护，也可见，“温柔敦厚”的诗学思想相当顽固地成为汉代文人评论文艺的尺度。（姜亮夫《屈子思想简述》中说：“不论指说屈子为儒、道、墨、名、阴阳、神仙，皆属错误”，“正因屈原有许许多多思想，不能用某一家或某几家来绳束。盖先秦‘家’、‘家法’、‘家数’，皆不十分谨严，故用以比附屈子，皆不恰当”（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汉代诗学中的重要篇章为《毛诗序》。《毛诗序》是汉代儒生集体解释《诗经》的一篇序文，可以视为汉代儒生通过解释《诗经》来与专制统治者进行对话的专门渠道。利用解经来与统治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是汉代儒生经常采用的一种通途。所谓《毛诗序》是从文献学意义上去说的。汉儒说《诗》，有齐（齐人辕固生）、鲁（鲁人申培公）、韩（燕人韩婴）、毛（赵人毛苌）四家。其中齐鲁韩三家是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即今文写成的，故称为今文经，得以立于学官，而毛诗晚出，是古文经，终汉之世未能立于学官。但自东汉郑玄作笺后，毛诗独盛行，而齐鲁韩三家诗到后来反而失传了。今传的《诗经》就是属于毛诗体系的版本。《毛诗序》是夹杂在《关雎》题解中的一篇具有全书总序性质的文字。经过朱熹等学者的考证，现在一般认为这一段文字应是独立于全书各篇之上的总序。一般认为《毛诗序》是经孔子的学生子夏一系传至东汉儒生卫宏发挥后形成的，其作者应为多人。但它主要代表了东汉儒生对《诗经》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汉代儒生论《诗》的一篇具有纲领性质的文字。其主要思想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毛诗序》融合了先秦以来的“情志说”，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毛诗序》的作者认为诗是作者内心志向的发动。作者还认为，从诗到音乐，再到舞蹈，是情感的依次递进，造成了艺术种类的升级演变，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得失与社会心理走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说明汉代儒生论诗，偏重于其中的伦理教化意义。其次，《毛诗序》的作者还认为诗歌表达情感、塑造形象，是通过比兴原则来实现的。《毛诗序》基于“情志说”，提出了“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这里明确地将“六义”并提。这些名称当然不是《毛诗序》的发明。早在《周礼·春官》中就有“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全，以六律为之音”的说法。（关于“六诗”与“六义”的关系，今人王昆吾论之甚详切。参见王昆吾：《诗六义原始》，见《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关于“六义”之说，一般研究者认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的观点，基本概括了风雅颂是《诗》之体，而赋比兴是《诗》之用即表现手法，从创作论角度阐明了兴与赋、比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毛诗》中对《诗经》原文的解释与标注，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关于赋比兴的手法的具体内涵，《毛诗序》没有作详细的说明，最早作解释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与郑众。郑玄在《周礼注》中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又引郑众的话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值得关注的是，所以要用比兴，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对话与交流。（我以为：巧用比兴来对话，乃是把所引之诗当做一个比喻的喻体。这种情况所引之诗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论证观点，其作用是使观点生动鲜明，更易于理解接受。如，《论语·八佾》载子夏向孔子提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所问之诗，前两句见于今本《卫风·硕人》，后一句已逸。诗本是在夸赞一女子巧笑动人、美目流盼。子夏不懂“素以为绚”的意思孔子告诉他梳妆打扮是要有天然丽质的基础的，即原诗中所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之美质。子夏却因此顿悟了形式的礼后于仁义之内质。这个故事看似子夏随意发挥，其实是记录者有意借此来说明礼与仁的内外关系，但用的方法不是归纳，不是演绎而是用“素以为绚”、“绘事后素”的诗句来形象地比喻说明之。再如《论语·学而》载子贡问贫富者的人生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却由此发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夫子很满意子贡的发挥，表扬他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从中我们可见，这种“告诸往而知来者”引《诗》证志法具有很浓的文学色彩，它主要利用诗中情景来启发说明自己的观点，主要依靠的是感通，求的是理解，而前面两种引《诗》特征是依靠事实的归纳或道理演绎以作正面逻辑上的求证。这类引《诗》法，我们可以简而言之为：用其物象。）《毛诗序》在解说“六义”时提出了美刺的观点，释颂为“美盛德之形容”。《毛诗序》提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序》释风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如果说董仲舒一类儒者强调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观点，那么《毛诗序》作者则多多少少提出了诗的功能通过歌颂与讽刺两端而显示出来，给了下层人士通过文艺来进行批判的权力（尽管这种权力是极其有限的）。
依照《毛诗》及注释者看来，美与刺有许多是通过比兴手法而得到展现的。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诗大序疏》中说：“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比者，比托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惧，故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兴者，兴起志意，赞扬之辞，故云见今之美以喻劝之。”他也看到了比兴与美刺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东汉大儒郑玄在《诗谱序》中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郑玄认为《诗经》中表现出来的“刺过讥失”，对统治者调整自己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一项做法，也是诗的“正得失”教化功能的表现。但是《毛诗序》又强调这种讽谏必须掌握好尺度，不能过分。它指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动心。”郑玄对此解释道：“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朱熹释“主文”一词为“主于文词而托之以谏”（《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三。）。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赋比兴通释》中说：“‘主文’疑即比兴。”（朱自清：《诗言志辨》，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上），2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毛诗序》的作者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诗可以怨，但对统治者的讽刺要温和含蓄，旁敲侧击，以顾全帝王的脸面。而比兴的运用恰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毛诗序》与汉代的诗学家认为，比兴，特别是兴的运用，可以弥补诗人在以诗进谏时与帝王的矛盾。这样的话，比与兴，都被纳入了美刺的轨道，从而使《诗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其作为原创作品鲜活的艺术生命力。《毛诗序》提出的“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说法，也窒息了《国风》与《小雅》之怨诗的愤慨之情，导致后来文人以“温柔敦厚”论诗的俗套。（孔颖达反对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在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帝国中，君为臣纲，臣下即使对国君进行谏劝，也要小心翼翼，委婉曲致，照顾君王的面子。在这种美学要求下，汉代的大赋采取“主文谲谏”、“劝百讽一”的方式，曲终奏雅地来规劝帝王，但其最后效果却是令人怀疑的。扬雄晚年自悔作赋对皇帝进行讽谏，说辞赋文学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是看到了这种讽谏方式的虚幻性。《毛诗序》中所倡导的这种“主文而谲谏”的方式浸淫日久，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对人进行教育与劝导的一种风格，也成为文艺批评的一种标准。这种对话方式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帝王与士人的不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