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曹氏父子对危及自己统治的文士是决不宽恕的，从曹操杀孔融、杨修与曹丕诛丁仪兄弟的行动中便可见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帝王与士人的对话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当时是动乱不休的时代，需要的是唯才是举、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三国中的统治者对于人才的笼络与援用，可谓不遗余力，如刘备对于诸葛亮的延请与重用便是典型。两汉“经明行修”的儒学用人标准理所当然地受到搁置。比如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这段话表明，曹操并不反对举用贤良方正一类人物，只是在当时天下动乱的情况下，急欲举用的是那些能够建功立业的实用人才，要举用类似陈平那样有道德瑕疵但有才干的人物，而不是那些道德高尚、没有才干的人士。曹操的用人思想带有很大的权变色彩，既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名理学的影响。从曹操的用人实践来看，他用的也确实是那些有真才实用的人物。（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指出，曹操在用人上，把才放到第一位，“以道（法）御之”，揆其实质，也就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人为贵，任之以智力，御之以法术，既重人治，又重法治，
这就是曹操的政治思想。这是我国封建时代比较好的政治思想。曹操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大大地改善了在戚、宦干政下，用人唯亲、政治黑暗的局面。马植杰《曹操的用人及有关问题》认为曹操在创业时期为了战胜对手，通过各种渠道招揽各种类型的人才；等到三国分立局面基本确定，往外扩展已不可能，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到内部。表明曹操之用人政策也有显著变化。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从陈寿的评述当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曹操战胜袁绍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打破用人成规、不拘一格地举用人才，而其思想武器则是申、商、韩等法家人物的思想。不仅曹操如此，就是他的重要辅佐人物也是这样去做的。当时曹魏的士林领袖荀彧在掌握用人大权之后，努力去实践曹操的用人思想，在用人问题上能够不拘一格，在笼络人才上可谓卓有成效，“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三国志·魏书·荀彧传》。）。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明确看到曹操所用之人既有传统的士大夫，其中有着道德与学问负有名望的人物，如荀攸、锺繇等人，同时也有许多受到时俗非议的边缘人物，如戏志才、郭嘉等人，但由于这些人富有才干，所以曹操力排众议，还是大胆举用他们。而这些人物，最后终于帮助曹操成就了霸业，比如郭嘉等人就是如此。从政治实践出发，曹氏集团在对待文士方面，也就很自然地不拘一格，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用人标准。曹氏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一般都认为，自古以来的文士也多是所谓“类不获细行”的偏才，对他们自然也就不能用统一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了，而应当多看到他们的个性与才华之所长，不可求全责备。这就是曹氏父子与文士相处时较为宽松的道德观念出发点本着这种观念，他们相对放低姿态，与文士的交往能够保留着平常心，而对话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这种宽松气氛形成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曹氏父子与文士的书信往来成为思想对话的一种绝好方式。其中曹植与杨修的书信往来以及曹丕与吴质的书信交往便是典范。在建安之前，统治者与文士只有章奏往来，而很少有书信来往。通过书信往来交流关于文艺与人生问题，是建安时期统治者与文士关系的开拓，也是对话的极好形式，在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史上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注引《典略》记载：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书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好词赋，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不能飞翰绝迹，一举千里也。”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是一个转型的年代，其重要标志便是一些原来栖居高位的贵胄散到各个统治集团之中，其中东汉末年的世胄多到曹氏集团之中。王粲与杨修便是如此。他们在曹氏统治集团中寻找各自的代理人，有的因身不由己地卷进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中而身罹祸害，比如杨修。他们在当时由于显示了自己的才华而受到各方面的赏识，与当时统治者之间也从原来的简单的依附关系变而为相对互重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魏晋时代国君与士人的关系。曹植虽然身为王侯，但同样羡慕杨修，主动给他写信，与他深相交纳。曹植在这封给杨修的信中，回顾了建安文士为曹氏所笼络的情况。那些名士在动乱中虽然失却了大一统帝国的庇护，但是却也因此而振作一时，各擅其长。“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这几句写出他们意气风发之情状，由此也可见当时文士与统治者相处的情形。刘勰《文心雕龙》对此评价道：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幹以赋论标美，刘桢情高以会采，应玚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文心雕龙·才略》。）
文中概述了建安文士与文学昌盛的状况。刘勰提出，汉献帝时候，文学之士流浪播迁，景况甚惨。直到魏武帝时，统治者网罗了众多的才俊，形成了“俊才云蒸”、文学创作繁荣的情状。其中提到的王粲，是建安文士的领袖人物。从王粲在汉末的命运遭遇中，我们也可以见出汉末世家大族文士与曹氏的关系。王粲原为东汉末年的世族，文才盖世，当时遭乱流寓，投奔刘表，不为所重，自伤不遇，后来转投曹操，自谓找到知音。他的经历，颇为类似战国时代的士人命运。两汉文士在解嘲自伤类的赋作中经常感叹的战国士人的自我选择，倒是在此时又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记载：
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方今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王粲说这番话倒也不全是恭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文士经过选择之后的心态。他们中有的人是被强行征召，比如阮籍的父亲阮瑀。《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阮瑀传》中记载：“瑀少受学于蔡邕。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传说阮瑀并不以曹操的征召为荣，而是竭力加以逃避，甚至在不得已应辟后，通过弹琴抒发心中的不满。而曹操倒也甚有雅量，不以为罪，反而大悦。曹操的诚挚，最终感动了阮瑀。于是他成为曹操得力的书记官。裴注引《文士传》：“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暢，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对于这些传说，裴注已加以辨析，认为不一定可靠，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的文士犹有傲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战国年代的士人风骨。阮瑀亡后，其妻与儿子阮籍也受到曹丕的关爱。（阮瑀也受曹丕赏识。他在一次疫病中病故，其妻带着儿子阮籍在孤苦中生活。曹丕见状凄然怜之，为之作《寡妇赋》，在序文中自叙创作缘由：“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赋中真实地写出了寡妇的惨景。）因此，阮籍的思想感情一直倾向于曹氏，而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从这些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文士与帝王的关系，较之汉武帝时代有了改观，至少对话的地位以及氛围已经大不相同，也算是印证了曹植所说的“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曹丕在写给吴质的两封著名的信中，也曾谈到他与建安七子的亲密关系：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曹丕在这里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初与建安文士诗酒相会、极宴娱人的情景，感叹他们的逝去，产生了人生无常的感受。从这些充满文学性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曹丕与文士的关系，已经成为朋友与知己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与气氛中，他们当然是可以充分对话与交流的，而文学的知心话也在不经意间自然流出，难怪《文选》中要将它们作为美文加以收录。我们还可以从相关的史料中找到佐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记载：“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从这段记录看来，当时曹氏父子对文人确实是较为友善的。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世说新语·伤逝》中记载的一则小品故事：“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这则故事说明了曹丕对建安文士的随和与亲密。
值得注意的是，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坛共命运，同悲欢，与文士结成了患难之交。由于当时的战乱、疾病与死亡的困扰，他们的命运在不经意间已经结成一体了，因而彼此之间往往打破君臣界限，无话不谈。对话的穿透力与交融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经常进行的诗酒相聚，更是促成与加浓这种对话与交流的添加剂。建安文士的许多诗作，正是在这种酒宴上写成的，也因此促成了建安文学的题材与风格特点。（参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第3卷。）在曹氏集团中，与文士进行思想和文学交流最有成就的当推曹丕。
《文选》所收的谢灵运《拟邺中》杂体诗小序中，曾以拟代的形式，叙述了曹丕与建安文士相处的情形：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何者？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汉武帝徐乐诸才，备应对之能，而雄猜多忌，岂获晤言之适？不诬方将，庶必贤于今日尔。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
谢灵运在这篇拟代体的小序中，通过后人对曹丕的理解，写出了曹丕与建安文士的相处不同于以前君王与文士关系的独特之处，其中具体比较了曹氏父子与文士的关系同以前的相异之处。以前的楚襄王与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梁孝王与邹阳、枚乘之徒相处，类似于俳优蓄之，主人无风雅之美。汉武帝对待徐乐诸人，只是将他们作为应对之才，充满着以上驭下的猜忌。而唯有曹丕与建安文士的相处，在于“晤言之适”，即能够将其作为知音进行真诚地对话与交流。正是这种真诚的交往与友谊，能够使人留下深挚的回忆。谢灵运在代魏太子拟诗中，也描写了当时曹丕与建安文士诗酒流连、极宴相娱、无所隔碍的情形：
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照灼烂霄汉，遥裔起长津。天地中横溃，家王拯生民。区宇既涤荡，群英必来臻。罗缕岂阙辞，窈窕究天人。澄觞满金罍，连榻设华茵。急弦动飞听，清歌拂梁尘。何言相遇易，此欢信可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