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最后两句写出了曹丕与建安文士欢娱一时的种种情形。文中还代徐幹拟写当时曹丕与文士的相交友谊：“清论事究万，美话信非一。行觞奏悲歌，永夜系白日。”值得关注的是，其中描述到曹丕与建安文士以清言相交、畅谈与对话的情景，而这种对话与交流是当时文学创作与批评赖以繁荣的基础。曹丕《典论·论文》显然是建构在这种人文氛围中的。谢灵运的这组代拟体诗中还有一首代刘桢所拟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既览古今事，颇识治乱情。欢友相解达，敷奏究平生。”《文选》六臣注曰：“解达，言相谈说而进达也。《方言》曰：解，说也。”尽管这些诗是谢灵运所拟，并非当时的曹丕与文士所写，但是对这种后人代拟的诗歌与序文，我们不妨将其看做建安文学时期帝王与文士至诚相待、互相对话的写照。透过后人的阐读与回顾，我们也可以看出，曹丕与建安文士的创作与文学观念肯定受到此中情形的影响。这也是建安文学与批评何以昌盛的重要线索之一。
当时文士聚会、诗酒流连，文士相交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由于处在一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年代，建安文学的慷慨风骨与文体样式也就自然而然地与此有关。比如乐府诗的流行，即与曹氏父子同建安文士的这种酒会风习相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指出：“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此文看到了曹氏好用乐府与其题材“或述酣宴，或伤羁戍”有关，而这一切都是在与文士交游中写成的，也算是印证了孔子“诗可以群”的观点。我们通过曹丕与吴质的信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同时，这种诗酒流连的生活确实也给建安文士的诗作带来一些局限。特别是在建安中期，即建安十三年（208）至建安末（220）邺下文士集团形成后，建安文学早期的风骨有所失落，而描写个人功名与诗酒饮宴的应酬之作多了起来，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有所淡化（参见徐公持：《魏晋文学史》，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引起了后人的一些非议。不过，这种相对宽松和谐的关系，对于文学对话的开展却是有益无害的。
在这种气氛下，曹氏父子与当时文士的对话纵论古今，无所避讳。其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关于文士才性的议论。（《世说新语·文学》：“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可见才性论是魏晋人最难的辨题。）建安文学批评的中心可以说是作家论而不是创作论。这是有着独特的原因的。作家论的底蕴便是才性论，而才性论是关于人的个体性与才能关系的理论学说。这一古老的论题在汉末建安年代的重提，是人的自我觉醒的重要表现，也是文的自觉的前提。建安文学的自觉，首先得力于这种人文意识的讨论。这就使得建安文学对话的人文蕴涵很深，是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来谈论文学问题，此所谓“高屋建瓴”。汉末建安年代是皇权相对衰落而士人地位有所上升的年代。士人地位的上扬，客观上也冲击了传统的才性观，士人特别是文士的道德品性与创作才华的关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曹丕《典论·论文》一开头便谈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问题，并进而涉及当时的建安文人。这并非偶然。建安文学批评在这一问题上，本着对话的精神与方式，进行坦诚的讨论，而不是用教条的方式来定夺。这是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高明之处，也是方法上的智慧。
有关文士个性才华与道德短长关系是自古以来的一个老话题，牵涉对文士与文学价值的评价。传统的儒学观念是文人无行与辞赋雕虫小技，不足为道。魏晋时代，此种观念得到改变，一方面统治者自己嗜好文学写作，另一方面则是儒学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与改变，以刘劭《人物志》为代表的才性论广为流布。曹丕的《典论·论文》便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观念，将当时的才性论引入文艺评论中去。才性论主张对人的才性之短长加以全面分析，既不讳言具体的偏至之才的所长与所短，也倡导要加以全面地分析与任用。曹丕《典论·论文》中分析自古以来就存在着文人相轻的毛病，认为不能强行苛求：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曹丕指出，文士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也要注意克服其中的弊端。其中提出的“审己以度人”是一个很深刻的观点，也就是说，对自己的长短要有了解，同时对他人的长短也要了解清楚，这样才能从事正确的评论，避免以己所长攻人之短的情况出现。关于这些情况，刘劭在《人物志》中谈得更为详切。曹丕由于经常与这些文士接触，对其长处与短处看得很清楚：“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曹丕在这里具体分析了这些文士在文学写作上的个性特点及其才华表现，对其中的缺点也毫不隐讳。认真分析一下便不难发现，曹丕这里用的理论方法与刘劭用的名理学的方法一样，立足于鲜活的人物个性，从个性出发来谈论人的才能，包括文学才能，而不是如两汉儒学的文学批评方式那样，偏执于僵化的道德标准，强求一律，导致批评与评论的偏颇。
在曹氏兄弟与文士的书札对话中，这种讨论更是得以广泛展开。由于采用的是书信对话，所以许多在冠冕堂皇的文章中不宜多谈的话题，私下里倒能敞开来谈，甚至一些攻讦也可以从中道出。文学批评在对话中具有了更多的私人化色彩与韵味，让后人读起来兴致倍增。比如曹植在写给好友杨修的书信中，谈到对于当时一些文士的不满与批评：
以孔璋之才，不闲辞赋，而多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云：“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错一字。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与杨德祖书》。）
曹植在给杨修的信中，批评陈琳不擅长辞赋却偏要自拟司马相如。大约陈琳与曹丕等人的关系较好，而与曹植的关系一般，因此，曹植对于这位擅长文章而不娴辞赋的建安文士的不自量力、缺乏自知之明很有看法，颇有几分不屑，对他加以嘲弄，说他画虎不成反类狗。这些话说得真是形象而生动，尖锐而不失之恶毒。尤其可笑的是，陈琳对于曹植的皮里阳秋竟然听不出来，反而认为是在称赞其文，令曹植哭笑不得。曹植进而慨叹知音难寻，真正的批评不容易听到。同时他坦诚地提出，只有圣人的《春秋》使后人不能改一字，而世人著述，不能无病，自己的诗文也常请人加以批评，乐于被修改。我们对此不宜求全责备。这些知心之谈，非通过书信的对话方式不能托出。此亦可见对话之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
曹植对当时文士的长处与短处看得很清楚，毕竟他与乃父乃兄是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在居高临下的视线之下，文士的个性与短长是可以互相置位的，横看为长，侧看则为短，有些文士的文体与个性在这个领域中是长处，在另一个领域则成了短处。陈琳长于书檄，但是在辞赋领域却有短处；孔融长于诗赋但是却不娴于书论，乃至于杂以嘲谑。曹氏兄弟对此俱有微词。曹丕《典论·论文》为此批评道：“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也就是说，孔融体气高妙，在诗赋上可与扬雄、班固等辞赋家比肩，然而在持论说理上，理不胜辞，经常夹杂些嘲戏的话。应当说，曹丕对于孔融的批评还算是客气的。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六二对孔融则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北海太守孔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讫无成功。高谈清教，盈溢官曹，辞气清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但能张磔网罗，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愿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异，多剽轻小才。”在卷六五中又记载：“融恃其才望，数戏侮曹操，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内甚嫌之。”孔融后终被曹操所杀。司马光对与孔融相好的祢衡也是如此加以批评《资治通鉴》卷六二记载：“平原祢衡，少有才辨，而尚气刚傲，孔融荐之于曹操。衡骂辱操，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乃送与刘表，表延礼以为上宾衡称表之美盈口，而好议贬其左右，于是左右因形而谮之曰：‘衡称将军之仁，西伯不过也，唯以为不能断，终不济者，必由此也。’其言实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后衡众辱祖，祖杀之。”由此可见，孔融的人品和个性与其文章写作是相符的。当然，现在看来，司马光的批评所持标准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对于文士的个性比较苟求。相对来说，曹丕则要宽容得多。曹丕对孔融的人格有所非议，但对他的诗文作品还是很喜欢的，在孔融死后，还以重金募集孔融的文章。应当说，即使是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也是明显地受到当时书札体的对话思想方法与整体氛围的影响的。（参见余冠英：《三曹诗选》，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前言”中指出曹丕在邺下文人集团中，地位尊隆而措辞谦逊，在对话中高屋建瓴，颇具领袖的风度。）他在写作与思考中往往是情理交融，方方面面都尽量加以考虑，推心置腹地同文士进行交流。比如下面这段文字便是如此：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倡导以气为主，而气乃个人天资的秉受，不可力强而致，即使是父兄也不能以移子弟。他将当时的元气论与才性论移至论文士与论文章上，从而创辟出中国古代文艺评论的全新天地。“文气说”的形成，与帝王和文士的自然对话和讨论，以及平等交换意见的气氛直接相关。读过《典论·论文》的人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许多论断都是在具体对当时的文士创作才性与现状的分析中引申出来的，是所谓自然流出，与两汉许多文学评论从经学中导出大为不同。尤其是在私人书信的对话中，曹丕谈出了作为表面威严的储君的内心忧惧与悲观，以及对于著书立说的真实想法，而这些想法与看法显得弥足珍贵。比如《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曰：“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
这段记载令人深思。参照这段记录，我们可知《典论·论文》中提出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与曹丕感于生命无常、年寿不永的心态是相关的。他在给好友大理寺卿王朗的信中，坦诚地说出了当时作为王侯的他忧惧死亡而写出了《典论》等篇章，是为了实现古人所说死而不朽的目的，为此他撰著《典论》与诗赋百余篇，与诸儒共同讨论大义，侃侃无倦。在对话中，我们更能看到他的内心深处的坦荡与实情。另外，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还可以得知，曹丕《典论》中的许多观点，就是在与诸儒士的对话和讨论中建立的。比如关于汉文帝与管子、晏仲的优劣比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观点是在对话中有感而发的。当时《典论》中的此类论文大都是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
在当时，展现士人与帝王关系的另一典型例子，便是曹氏兄弟与吴质的关系。从两封信中可以见到曹丕、曹植与文士相处的微妙关系。曹丕对当时文士才性关系的看法，在《与吴质书》中说得最坦率。这大约与曹丕同吴质的亲密关系有关。曹丕与吴质的关系非同一般。《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吴质传》中记载：“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魏略》曰：“质字季重，以才学通博，为五官将及诸侯所礼爱；质亦善处其兄弟之间，若前世楼君卿之游五侯矣。”这段记载表明吴质是一位善于在曹丕与曹植之间周旋的人物他以文才受到曹丕与曹植的器重，同时在政治上也颇有手段，是一位嗜好权势的士人。由于此种因素，他投靠当时在争夺皇位上的胜利者曹丕，与曹丕的关系密切。裴注引《魏略》曰：“帝初亲万机，质以辅弼大臣，安危之本……质先以怙威肆行，谥曰丑侯。”从这些记载来看，他为曹丕的心腹，而曹丕有些最知心的话与他谈得最多。在与他的书信中，曹丕本着才性论与元气说相结合的观点，谈出他对于当时文士的评价。这些看法与评价正可以与《典论·论文》的看法互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