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历观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也。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愍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也。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
曹丕在给吴质的这封信中充满着伤感，他对建安文士的看法显然受到传统的影响，比如他仍然强调“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也就是说，古今文人很少能以名节自立，而徐幹所以称道，就是他能在文士中注重名节，最能传之不朽。可见曹丕即使在当时的年代之中，也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对文人不能求全责备。他从才性论出发，具体剖析了文士的创作特点与短长，结论是“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可见曹丕在与吴质对话中彰显出来的文学观念既传承了古人，又融入了当下。值得关注的是其中他与文士深挚的感情，引为知音、坦诚对话与讨论的精神与语言方式。当时的文士卞兰在《赞述太子赋》中称道曹丕：“讽六经以荣儒，嘉通人之达节。笑俗士之守株，匿天威之严厉。”这首赋颇为传神地写出了曹丕的为人与教化方式是兼融古今，其为人不拘细节，威而不猛，从而开一代文学批评新风气。这是当时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有意思的是，曹丕虽然身为王侯却能够重视文学，宽容文士；而吴质由于心存政治野心，故而对于文学与文士心有不屑。吴质在答曹丕的信中，与曹丕怀着深厚的情谊追悼建安文士、高度评价其人的观点不同，坦言自己对于建安文士的评价没有超出对于汉代那些“言语侍从之臣”的看法。他说：
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为盛，若东方、枚皋之徒，不能持论，即阮陈之俦也。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臣窃耻之。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而今各逝，已为异物矣。后来君子，实可畏也。（《答魏太子笺》。）
吴质也承认陈琳等人的才学，但是仅仅认为他们“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而在建功立业方面，则无所成就。他认为这些人顶多就是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枚皋之徒。像吾丘寿王、严助等人卒以败亡，至于司马相如，称疾避事，著书为务，苟全性命而已。他对这些人是从内心瞧不起的。吴质由于怀有野心，贪恋权势，对文士的看法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是不足为奇的。他在答曹丕的信中，坦言自己的志向在于从政，建功立业，不屑以文才自居。虽然他也说过“伏惟所天，优游典籍之场，休息篇章之圃，发言抗论，穷理尽微，摛藻下笔，鸾龙之言语奋矣”，好像要在以文自娱中终其天年，他在另一封答曹植的信中也提出“若质之志，实在所天，思投印释黻，朝夕侍坐。钻仲父之遗训，览老氏之言。对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侧，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好像已经超脱世事，一副逍遥游放、以文自娱的姿态；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答东阿王书》中，在曹植面前大发牢骚，“今处此而求大功，犹绊良骥之足而责以千里之任”，言下之意，是自己没有得到重任，是大材小用。吴质与建安文士相比，贪恋权势，对文学之士故意说些不齿的话，并不能说明他的高尚以及文学之士的卑下，相反只能说明他的虚伪与矫情。吴质不屑于文士交往与对话，自恃甚高，依仗与曹丕关系密切，在曹丕秉政后，任权当势，欺侮他人，有此种劣迹，死后被贬为“丑侯”也是情理中事。其实关于建安文士的评价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结合历代文士的特点，谈得比较通透与全面：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偬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颜氏家训·文章第九》：“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赵元叔抗竦过度；冯敬通浮华摈压；
马季长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忤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扇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傅玄忿斗免官；孙楚矜夸凌上；陆机犯顺履险；潘岳干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王元长凶贼自诒；谢玄晖侮慢见及凡此诸人，皆其翘秀者，不能悉记，大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华者，唯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负世议，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俦，有盛名而免过患者，时复闻之，但其损败居多耳。每尝思之，原其所积，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刘勰认为，不仅文士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是将相之才也是如此，推而言之，大凡有才能的人都难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瑕疵，因为他们恃才傲物。当然，刘勰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文士都是如此，也有不少德才兼备的文士，“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刘勰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受到建安时代曹丕与刘劭等人的影响。他认为人各有所长与所短，对此不能求全责备，“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是说得很有道理的。将相因为位隆而瑕疵不被人关注，而文士则因为位卑易于受人指责，这不也是一种不公正吗？初唐名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中评论道：“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信矣！王胄、虞绰之辈，崔儦、孝逸之伦，或矜气负才，遗落世事，或学优命薄，调高位下，心郁抑而孤愤，志盘桓而不定，啸傲当世，脱略公卿。是知跅弛见遗，嫉邪忤物，不独汉阳赵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离咎悔，鲜克有终。然其学涉稽古，文词辨丽，并邓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矣。”魏徵赞同曹丕与刘勰的看法，认为文士因个性才思与吟咏情性的关系，常常忽于个人品行，导致祸患频生，但不应因为他们的个人品行而否定其作品的价值。
在曹氏兄弟与吴质的书信中，关于文士的地位与个性风采的论述由于所处境遇不同，视角不同，差异甚大，并非偶然。曹氏父子兄弟在与文士关系中，从总的说来是强者，任权当势，对文士自可以居高临下地说一些尊重的话，对文学与文士的价值大加褒扬。而对处在弱势地位的文士来说，他们的价值最终还得通过地位的上升来获得，没有地位的保障，身家且不保，何况文学的价值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当时文士地位与文学价值上升了，但是文士与帝王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仍然还是君臣上下关系。只要这种地位不改变，文士与帝王的关系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平等关系。曹操因为孔融、杨修与自己政见不合而毫不留情地加以杀害就是明证。与此相适应，文学的独立价值也就不可能得以实现。通过这些出于不同身份与地位的帝王与文士的对话，我们更可以感受与了解到建安年代文学观念与文士价值观念的复杂与潜在的奥秘，比一般堂而皇之的文学专论更能清楚地彰显出来事实。
§§§第二节思想对话与文学价值重建
安时代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建立，是在思想对话与文学对话的平台上形成的。这是我们关注建安时代文学特点的重要视角。在曹氏父子与文士的对话中思想对话与才性论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话题，便是关于文学的价值观判定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一百就著有《比较曹子桓兄弟对于文学的意见》（载《桂风杂志》，1924（1））一文，评议比较曹氏兄弟对文学价值和作用的认识。）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儒学与其他思想并存的时代东汉时代的官方思想中，儒学尚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新的思想学说毕竟开始兴起，表现在文学价值观念上也是如此。当时，两汉传统的文学教化理论在南方一些地方依然有着影响。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即已指出这一点。比如东汉末年的荆州牧刘表作为当时相对稳定地区——荆州的一方诸侯，开文学馆，招集儒学之才，兴起教化。此中之谓“文学”仍然是传统的文学即儒学的含义。王粲为之作《荆州文学记》弘扬其义，其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依然执于古义：
汉荆州牧刘君稽古若时，将绍厥绩，乃称曰：先王之世，则象天地，轨仪宪极，设教导化，叙经志业，用建雍泮焉，立师保焉。作为礼乐，以节其性，表陈载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德无悖，然后太阶平焉。夫文学也者，人伦之守，大教之本也。乃命五业从事宋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宣德音以赞之，降嘉礼以劝之，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
很显然，这里是在赞颂刘表在动乱年代依然设立文学馆以教化官民，风化人伦。“文学”一词显然有引用原来的儒学之意，尽管此时“文学”一词有时也用作文章写作的含义。
在曹氏父子的论述与对话中，这种传统与当代并存的文学价值观是随处可见的。有时为了彰显文学的作用与功用，人们经常用传统的文学意义来说明之。比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这里显然是将传统的“三不朽”学说与建安年代的为文学而文学的自觉观念相调和，用以提高文学的价值与地位。曹丕一方面用传统的“三不朽”观念与周文王、周公发愤著书的经典说明文学创作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则用人生与文学的关系说明创作不仅是经国之大业，更是人生之寄托，是生命精神的延续与人生不朽之唯一途径。在建安文士与王侯的对话中，这些观念时时纠结。（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认为，曹丕把文章与立德、立功相提并论，是一种全新的价值尺度，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观念。这种新观念必然会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比如曹植与杨修的书信往来中便表现得很明显。曹植虽然钟爱文学，辞藻灿烂，文华盖世，为一代文宗，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雄心勃勃，意欲建功立业，因此，他不甘心做一名文人，便进而说些文章不中用的话：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明早相迎，书不尽怀。这封信真实地展示了曹植矛盾的心态，他一方面承认自己酷爱文学，性行也以文学相缘，另一方面身为王侯，自然不能不萌生建功立业、参与政治的念头，尽管他并不具备政治家的才干与能力。于是他引用扬雄的话来说明文学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自己的心志乃是经国立业、流惠下民，其次采史家之言，定是非、辨曲直，效法孔子修《春秋》，而不愿以辞赋小道显名后世。可见传统的文学观念仍然在左右着曹植这样的文坛大人物。深知他心曲的杨修在对话中则不同意他的观念。他在信中坦诚地与曹植交换看法，申述自己的观点，既有劝导，也有安慰：
伏惟君侯，少长贵盛，体旦、发之质，有圣善之教。远近观者，徒谓能宣昭懿德，光赞大业而已，不谓复能兼览传记，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陈，度越数子；观者骇视而拭目，听者倾首而耸耳；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谁能至于此乎？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得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对鹖而辞，作暑赋弥日而不献，见西施之容，归憎其貌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