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玄学与清谈的发达，对话与论辩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曾有力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儒道墨法诸家的文学观念大多是在交锋与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两汉实行独尊儒学的方针，在文学批评领域中以儒学定一尊，由于帝王统一思想的局限，文学批评缺少对话交流，未能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只能在注经与演绎前人结论的前提下进行。两汉的文学批评大体上有两派：一派如董仲舒、班固《毛诗序》的儒家文学批评，代圣人立言；另一派人物如司马迁、扬雄桓潭、王充等人试图融合儒道，提出了一些创新的看法。然而，两汉虽是一个尊儒术、重师法的社会，但由于思想对话与论辩交流，不能深层次地展开问题，无形中影响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魏晋以来，儒学一尊的地位被打破，各种思想蜂起。通过广泛而热烈的对话与论辩形式，思想得到解放，智慧获得开启。所谓思想对话，主要是指思想文化领域各种论题的交流与互融。有的通过对话，获得了提升；有的虽然没有结论，却开启了思路，给后人留下了继续思考的空间，尤其是文艺理论与美学的价值判断，因其无法一言决疑定义，更需要永远对话与思考。
思想对话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各种学说存在的合理性，从而营造出一种百家争鸣、有容乃大的思想环境，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兴盛。这种思想氛围，改变了先秦两汉在文学批评与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儒家定一尊与法家灭绝文化的做法，是中华文化健康发展的标志，也是一种智慧的做法。两晋与南朝当时盛行的“将无同”观念，主张融合儒道玄，对待外来的佛教文化时主要是采用对话的方式，没有采用北周的灭佛方法。这样使外来的佛教经过磨合与调整，逐渐与中国传统的学说融会，使中国的思想文化有了新的内涵，并对中国魏晋南北朝以至中国后来的文艺批评与美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美学的意境理论就是这种对话与融合的产物。
这种思想对话往往围绕着玄学与佛学以及传统的儒道法等学说而展开。其方式有日常生活的清谈与文章对话等。《世说新语》中记载着许多名士日常社会交往中的清谈对话（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一书对之有详细论述。），论辩方式极有特点，丰富多彩，且形成了一种言谈与对话技巧，还有的则是对写文章的辩论、对话与交争。这些对话与交争依托着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话题，有着形而上的蕴涵，极富启发性与智慧因素，而且这些命题，始终围绕着人生解放与理想人格的内容。这就使对话的境界与文艺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相一致。智性与诗意的交融，哲理对话与人生境界的互动，使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能够互相促进，互相提升。文艺批评家大多是有着人生忧患精神与哲学智慧的人物，如嵇康、陆机、钟嵘与刘勰等。具体而言，当时思想对话领域中的“有无之辨”、“才性之辨”、“言意之辨”等，涉及两汉思想界与文艺批评所赖以生成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等。通过怀疑与批判，打破了传统僵化的思想观念，祛除了笼罩在人们心灵上的神学阴影，从而使人文意识得到弘扬，人生的价值得到了肯定。从哲学认识论角度来说，它破除了传统的宇宙构成论模式，深入地认识与体验精神本体，得意而忘言，俯仰终宇宙，使精神人格得到自由与超脱。
在思想对话过程中，无分人物的官阶与身份，彼此对等地讨论问题当时以王弼、卫玠等年少天才的玄谈思辨为美的风气，使得思想对话获得相对独立自尊的地位，思想与学术的自主发展，不再拘泥于两汉以权位定思想的模式。受此影响的文艺批评家，较少地受到地位与权势的干扰，呈现出思想自由的趋向。通过思想对话，古代的经典得以重新阐释，形成新的思想学说。例如王弼对《周易》、《老子》的解释，郭象对《庄子》的解释，以及何晏、王弼对《论语》的解释，不再是像两汉注疏似的解经，而是在与古人的对话中对其加以重新阐释，从而形成新的玄学。实际上玄学正是采用对话式的解释，融合儒道，形成的新的思想学说。而且不同的学说在解释古人的思想中产生对话，推动着新学说的发展，例如何晏、王弼曾就圣人有无情性的问题展开对话与论争，最终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一古老伦理命题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之于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对话，使文艺与人生的直接贯通。文艺的价值在于人生与人格问题，而不仅仅是外在的政教功用。才性之辨与刘劭《人物志》的诞生，影响到曹丕的“文气说”与曹植等人的文学理论。后来刘勰的“体性”学说与风格论即受此泽溉。思想对话与交辨中揭示出来的与文艺批评相关的问题，例如言意之辨、形神之辨、有无之辨等，直接启发人们思考文艺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些内在的规律与特性问题，比如意象问题、神思问题，莫不与此相关。对话风气的盛行，也有利于人们对于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问题的自由讨论，避免定于一尊的情况出现。
思想对话中常用的辨析名理的思辨方法与讲究逻辑的方法，对于构造文艺批评理论的体系、突破传统的经验感受式的批评方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理论体系的产生，便与辨析名理的思想方法有关。思想对话对于文艺批评的赏析论的润泽也是显而易见的魏晋南北朝的文艺鉴赏推重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简单的政教判断。陶渊明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便表明当时诗人用对话交流的形式来赏析诗文。《世说新语》中更是不乏这类对话体的赏析与艺文品评。《文心雕龙》用《知音》来比方文艺鉴赏，也是立足于通过心灵对话来了解古人，审美互动。这是很值得今人借鉴的文艺观念。
思想对话，促进了人们对于文艺特性的认识。魏晋南北朝文艺批评呈现出兼融并包的特性。它是互容互动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比如《文心雕龙》采用的“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方法，即是在与前人的对话与总结中产生的思想方法。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即主动提出对于有无之辨采用“唯务折衷”的方法。
思想对话，融合了外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精神意蕴。魏晋以来的佛学通过论辩与格义的方法，一方面使佛教学说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得以流布，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借助于佛教而升华。刘勰、宗炳等人的文艺理论很受佛教学说的浸染。当时传神写照的文艺观念直接与佛学有关。魏晋南北朝名士大都儒玄佛兼修。这种文化的多元化，积极地推动了唐代以后中国文艺思想的包容性与博大性。
当时的思想对话，还表现在南北文化的融合上。一些由南入北的文人如庾信、颜之推等人与北方文士多有所对话与交流。他们权衡南北文风之短长，提出了兼融南北、取长补短的主张，后来直接影响到初唐史家融合南北文风与文学观念的主张。
魏晋南北朝文论从思想对话中汲取滋养的结果，还促成了文艺批评文体的转变。先秦两汉的文论体制多为语录体与单篇杂论的子书，依附于政教，未能取得独立的形式。而两汉的文论多通过注经与杂论，以及与帝王的应答体式表现出来。魏晋南北朝文论出现了许多书札体、序赞体，形式较为活泼。一些重大的文艺问题，比如“声律问题”、“文笔之辨”，大多通过对话与讨论的形式来进行。一些人物的重要文论论著，也经常用自为主客体的对话体制表现出来，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阮籍的《乐论》等。另外，日常生活中的山水赏会与诗文绘画的品评，也大都通过对话的形式来展现。《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名士话语大都是以对话而显现出独有的风采。这种于不经意间展现出来的隽永语句与品评，成为后来中国古代诗话的重要来源。
中国古代思想史与文艺批评史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魏晋南北朝哲学与文艺学在内的精神文化具有极深的蕴涵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历代的阐释中焕发出炽烈的生命精神与学术光芒。近代以来，这种光芒更为强烈。对于这一课题的开发与研究，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将揭示出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之间的互动互渗关系，从现今的魏晋南北朝文论研究注重思想观念与范畴体式的模式中走出来，进入到更深的思想与精神意蕴的层面。中国现今的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建设应当汲取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从而发现中国古代文艺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以建设与中国历史和传统对接的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的文艺学科。这在实际的教学与研究应用中，也有着巨大的价值。目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运用越来越重视。学术的求真与创新是一致的，这是包括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观念。我们今天应当加以借鉴。本书致力于通过对于魏晋南北朝这一中国文化大分化与大融合时期的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关系的探索，寻绎出中华文明中至可珍贵的对话文明与对话精神，以延续这一文明精神，继往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