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生长于地球四季分明、生态繁荣的北温带大地；生民们在历代的生长与繁衍中，对和而不同、多元对话的文化精神感同身受。这种文化精神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中获得生长与验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今天的人文建设得到启发，从而建设21世纪人类的文明形态。这是本书写作的动因所在。
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历来吸引世人，泽被后世。它是继先秦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其特点是学说纷纭、交流频繁、南北融合。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指当时思想界各种学说所展开的交流和论辩，它通过各种学术流派、士族团体、个人倡论等形态来展现。它既有日常生活的方式，亦有行文著论的方式。在时间上，既有当下的显现，也有与古人的交流；既有思想意识的直观萌发，亦有精心思辨的结撰；既有逻辑严密的理式推导，更有感性审美的妙言隽语。当时的文艺批评在同一思想对话的氛围中受益匪浅，无论是在精神价值深处，还是在方法和体式上，都有明显的踪迹可寻，留下了丰富的典籍文化。
本书所说的“思想对话”，是从思想文化的层次去研究的概念，具体说来，包含着思想观念的交流与融合，在文体上则以对话体的各种形式呈现出来。文体上的对话是这种思想文化与文艺批评交流、碰撞甚或冲突的显在形态，而深层的思想文化的对话，有时候则以大辩若讷、大音希声的境界得以表现，往往以不露痕迹的阐释展开。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经典与文化阐释是对话的最高境界，比如王弼、郭象以及其他人物的思想阐释，即是这种思想文化对话的最高形态。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的融合则是以这种形态表现出来的，比如庾信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阐释便是如此，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扛鼎之作的《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论篇》。）与“弥纶群言”（《文心雕龙·序志》：“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更是体现出这一点。推而广之，中华文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和而不同”、崇尚对话的文明。从先秦开始至魏晋南北朝，各种思想文化都是在对话与融合中走向发展与成长，犹如百川归海。
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包括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亮点。它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这一时代也是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的时代，突显出中国文学批评与哲学思想交融互动的特点。通过思想对话来展现哲学与文学批评话题的内在矛盾，激活人的思维，拓展智慧空间，丰富理论体系，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得以繁荣、卓绝古今的重要经验，也是值得今人传承的古典精华。开掘与研究这种思想对话与文艺批评的关系，有助于发现和总结中国古代文艺学中固有的对话理论与阐释理论，进而使中国的文艺学能够与国外的文艺学和美学对话与交流，建立具有中国丰富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基础的文艺学学科。综观历来的六朝文学研究者，一般都比较注意从思想文化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上去探讨深层的蕴涵。宋元明清的学者都十分重视从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清谈与佛学思想方面去分析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状况与发展。近代以来，许多学者更是从思想文化与六朝文学批评互动的方面去着眼于六朝文论与美学的开发，创造出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分为三方面的梳理：
第一类是从史学家的角度去考察。比如陈寅恪先生在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专史中很关注当时的思想文化问题。他从魏晋才性四本论去探讨当时的思想论争与政治交锋的关系，启发文学理论研究者从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当时的文学理论问题。其论陶渊明与清谈思想的关系也为学界所注意。（参见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贺昌群先生对玄学清谈与当时文学批评的问题，有过专门的论述。（参见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唐长孺先生对魏晋玄学流变与形成的研究，为当时文学批评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参见唐长孺：《清谈与清议》、《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再如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很关注当时的文学批评与玄学的关系问题。
第二类是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去分析文学批评与各种思想学说与流派之间的互融互动联系。譬如汤用彤先生和汤一介先生的魏晋玄学的论述都对当时的思想对话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参见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作出过专门的研究。侯外庐先生在其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对魏晋南北朝的各种思想学说与流派之间的关系，作出过深刻的论述，并且将嵇康的音乐美学与玄学的关系作为思想史的重大课题来考论，显示出其卓越的思想见识。（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专门列有《魏晋玄学与文学批评》一章，说明哲学史家开始关注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的互融互动问题。
当代学者余敦康、孔繁、许抗生、王晓毅等人对于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有着许多独特的见解。这一类著作以改革开放后的学术视野，对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史进行了全新的观察与研究，代表了新时代的学术研究水准。其中既有对玄学与佛学个案人物的研究，譬如孔繁先生较早地在他的论著中探讨了魏晋玄学中的自然与名教之辨、情性之辨、言意之辨对于当时《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著作产生的积极影响。余敦康先生的《何晏王弼哲学新探》、许抗生先生的《僧肇评传》、王葆玹先生的《王弼评传》、王晓毅先生的《王弼评传》和《嵇康评传》等，都对这些重要的玄学与佛学人物的思想性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这些专家与学者还有对正始之音等学术断代的精辟论述与研究。譬如王葆玹先生的《正始玄学》、许抗生先生主编的《魏晋玄学史》、王晓毅先生的《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等。这些关于玄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哲学史概念与范畴梳理与研究，引入了文化史与思想史，从上述各方面去解析玄学的成因与特点，特别是它与政治社会和名士风度的彼此关系，对于推动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与学术的研究产生了许多积极与有益的作用。
第三类是文学和美学研究者对于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内在联系的探赜索隐。近代以来章太炎以及黄侃、刘师培等人在论魏晋六朝文章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参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43、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就注重从思想与时代背景方面去加以考索。鲁迅先生在其论魏晋风度与当时风气的论文中（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也将当时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放置到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去讨论，启人深思。后来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研究系列也体现出这一特点。朱自清先生与闻一多先生在他们关于六朝诗文的研究论著中，都很关注当时思想话题与文学批评的内在联系。
宗白华先生在论魏晋美学与人生的论文中更是着力于彰显其中的精神风采。晚近以来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也有很大创新。其中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蔡钟翔先生等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敏泽先生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张海明先生的《玄妙之境》，袁济喜的《六朝美学》、《中古美学与人生讲演录》，吴功正的《六朝美学史》，宁稼雨的《魏晋风度》，李建中的《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卢盛江的《魏晋玄学与文学》等著作，都对此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此外葛晓音、钱志熙、张伯伟、胡大雷等先生则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角度对这些问题作出过很好的研究。国外学者从文学思潮方面研究中古文学较之国内也并不逊色。其中日本学者，如冈村繁、小尾郊一、兴膳宏、清水凯夫、林田慎之助与森野繁夫等人的研究，成就卓著。这些著论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与思想对话的关系作出了一定的研究，然而，关于魏晋南北朝思想对话与文学批评的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著论目前还没有出现过，这不能不说是关于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与文艺批评关系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失。本书正是有鉴于此，而拟作一些初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