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与职业差异
两汉时期，由于各个阶层社会地位的不同和职业上的差异，婚家之间在地域的远近上也有所不同。
汉代社会经济主要包括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两大类，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规模小，生产工具比较简陋，以及“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①。（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因此，汉代的每个村庄就成为一个自然经济色彩非常浓厚的居民点。在这种农村社区从事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的人们，居住稳定，安土重迁，与外界的联系范围狭小而有限，信息源和信息通道单一，信息量甚小，从而使社会结构成为封闭或半封闭的社会有机体。在汉代农业自然经济结构中，广大小农、佃农以及凭借土地对农民进行盘剥的地主阶级，必然以近距离结婚为主。
此外，对于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来说，还存在交通工具简陋和路途往来困难等诸种不便利条件，这正如东汉学者张衡在《四愁诗》中说的那样，路途茫茫，距离遥远的婚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②（②《文选》卷二十九张衡《四愁诗》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我以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一般认为《四愁诗》是张衡在政治上有所寄托而作。但大凡比喻必有现实状况为其依据。张衡在诗中所说的山高水深、陇阪长、路途远而无法与“所思”者相会，则反映出在汉代由于两地之间相距太远，男女双方是难以成婚的。无独有偶，东汉末年，曹植《杂诗》也有类似的说法：“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极，高思故南任。……翘思慕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文选》卷二十九））
近距离究竟在多大的地域范围之中？根据史书记载，最近的是同村、同乡，有的是同县、邻县，远者则可在同一郡中。其间距离大都在百里之内。①（①此处之里用今制。按，汉制1里为414米，略近于今制的500米。）这一情形在汉代小农、小手工业者、平民和地主中都有显著反映。
西汉涿郡蠡吾县平乡小农家庭成员妄人，先嫁（“）为同乡王更得妻”，后又再嫁广望人王廼始。②（②参见《汉书·外戚传》。）可见，妄人第一次出嫁，与其夫家在同一乡中。广望系涿郡治下县，与蠡吾县相邻，二县相距约四十里。东汉时，沛郡平民周郁所娶之妻，是“同郡赵孝之女”③，（③《后汉书·列女传》。）二家在百里之内当无疑问。成都平民赵宪之妻是郫人何玹，犍为平民杨凤珪之妻是临邛人陈助。④（④参见《华阳国志·蜀郡士女》。）成都距郫县四十里，犍为与临邛相隔六十余里。《后汉书·列女传·姜诗妻》载：“广汉姜诗妻者，同郡庞盛之女也。”同传又云：姜诗之妻能“昼夜纺绩”，可见，这应是小农或小手工业者之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种近距离为婚的情形是十分普遍的。当然，这些阶层中也有远距离为婚者。东汉丹阳句容平民李南之女，“为由拳县人妻”⑤。（⑤《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李南》。）句容县至由拳县将近四百里，大大超过了这一阶层婚家双方的一般距离。不过，这种现象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中、小地主和豪族地主中也普遍存在着近距离结婚的状况。《后汉书·朱晖传》载，朱晖家庭是西汉南阳地区的“衣冠”世家，其父之家居南阳宛地。丧父之后，朱晖搬至母方家族居住。“王莽败，天下乱。（朱晖）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显然，朱晖母家与父家同在南阳宛地，且距离甚近。东汉时，汝南细阳县富人刘氏与其“邑人”吕衡结亲。⑥（⑥参见《三国志·吴书·吕范传》。）至东汉末年，士人王褒亦曾与同县人管彦“共许为婚”。⑦（⑦参见《三国志·魏书·王修传》注引王隐著《晋书》。）
官吏的信息来源和信息量均多于一般百姓，但是，由于结婚年龄往往早于从官年龄，所以在这个阶层中也广泛存在近距离结婚情形。如东汉安众令程文矩之妻是同郡李法之姊。⑧（⑧参见《后汉书·列女传·程文矩妻》。）《乐府诗集》卷七十三《焦仲卿妻》描写的县吏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家相距很近：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
焦仲卿被迫与刘兰芝离婚后，其母为他所定的妻子之家，更是近在相邻：
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
《焦仲卿妻》虽是文学作品，但毕竟是时代情势的反映。
高级官吏中亦然。《后汉书·李固传》载，荆州刺史李固是汉中南郑县人，他把女儿嫁给同郡人赵伯英。南阳太守刘焉是江夏竟陵人，其妻费氏是江夏人氏，二人也同在一郡之中。京兆尹应顺是汝南郡中人，其妻亦是汝南郡人。①（①参见《后汉书·应奉传》注引《汝南记》。）在边塞地区也有这种情形。如庞淯是酒泉表氏人，其妻赵娥亲也是酒泉人氏。②（②参见《三国志·魏书·庞淯传》及注引皇甫谧《列女传》。）
小农经济与地主经济结构不从根本上改变，作为社会中大多数人口通婚的地域构成必然是近距离为婚，尽管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阶层是不尽相同的。在汉开其肇端之后，各代大体如此。如晋代“士人有嫁女于近村者”③。（③《太平广记》卷四五六引《续搜神记》。）唐代人“生女犹得嫁比邻”④。（④《全唐诗》卷二一六杜甫《兵车行》。）“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⑤（⑤《白氏长庆集》卷十《朱陈村诗》。）
法国人口学家索维（AlfredSauvy）指出：人口经过长时期的近距离为婚，会产生“孤立群”现象，“这些人群经过长时期必然会存在严重的近亲结婚现象。……这种现象必然使得他们的死亡率高，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生育率”⑥。（⑥[法]索维著，查传瑞、邬沧萍等译：《人口通论》上册，第一部分“增长社会学”，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两汉时期，亚血缘的近亲通婚是存在的。因此，同一地域中长期封闭式婚姻结构，也会对汉代人口的发展造成某些不良影响。只是由于当时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远距离为婚，以及人口流徙造成的不同地区人们的通婚，近距离为婚并没有普遍形成“孤立群”类型的通婚状况。因而，由此引起的近亲结婚和高死亡率现象当不会严重。
远距离为婚表现在如下诸方面：
首先，封建贵族、皇族等统治阶级上层，可以凭借手中的威赫无比的权势，从较远的地方娶女子为妻。
封建皇帝是最典型的代表。在汉代封建社会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①，（①《汉书·鲍宣传》。）皇帝视全国的物产人庶为个人之私产，把天下的女子也当成供自己享用的玩物。虽然汉制规定，东汉时选后宫妃女是“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②，（②《后汉书·皇后纪上》。）然考之于史，此条规定仅具纸文而已。不仅西汉时期皇帝选民女的籍贯不限于京畿附近，东汉时亦是如此。如在西汉，武帝妃子赵婕妤系河间人，河间距长安有两千多里；元帝冯昭仪是上党潞人，哀帝傅昭仪是河内郡人，上党潞地及河内地区距长安都有近千里的距离。东汉前期，章帝窦皇后是扶风平陵人；中期，顺帝陈夫人是魏郡人；晚期，灵帝宋后是扶风郡人、王美人是赵国人，献帝伏皇后是琅邪郡东武人。③（③以上诸例，参见《汉书·外戚传》及《后汉书·皇后纪》。）这些地区距离洛阳近者约千里，远者在千里之上。
其次，流动性较强的阶层以及某种原因引起的人口迁移，可以造成籍贯不同的家庭之间的通婚，尽管从表面上看这种通婚似乎是某一地区的近距离结婚。
在男子当中，流动性较强的阶层有游士、儒生和商贾。
游士兴起于战国时代，西汉前期这个“尚口舌之辩”、“专务游说”的阶层仍然存在。秦朝末年，原为魏公子无忌门客的大梁人张耳在“游外黄”时，与外黄富人之女④（④参见《汉书·食货志上》。）结婚；大梁人陈余，“游赵苦陉”，其地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⑤。（⑤《汉书·张耳陈馀传》。）西汉景帝时人枚乘，家居淮阴，他不乐为官，“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枚乘的一个小妻就是他在游历梁地时所娶。⑥（⑥参见《汉书·枚乘传》。）大梁距外黄，大梁距赵苦陉，淮阴距梁地，均有数百里的距离。
由于出门求学，儒生的流动性亦较强。他们往往在年轻时离乡寻师，或去京师太学求学，从而也有可能在离家乡较远的地方娶妻完婚。《后汉书·马融传》记载，扶风茂陵人马融少时去南山求学，后遂在南山与挚恂之女结婚。
商贾阶层的流动性也很强，晁错说他们具有“千里游敖，冠盖相望”的特点。由于往往是单身商贾去边远的地方经商营利，因此，虽现存史料尚缺乏实际事例，这个阶层中也应存在不同籍贯者远距离为婚的情形。
在女子当中，从事倡乐业的女子流动性较大，她们经常作跨空间的长距离转移。汉代社会有专门从事训练歌舞伎倡之人，他们用诱惑、欺骗甚至是赤裸裸的强逼手段，把年幼的女子搞到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音乐舞蹈训练，再把她们转卖给封建贵族或富家大户作家庭歌舞伎女。《汉书·外戚传上》留下了相对完整的史料：王媪嫁广望王廼始为妻，生女王翁须：
翁须年八九岁时，寄居广望节侯子刘仲卿宅，仲卿谓廼始曰：“予我翁须，自养长之。”媪为翁须作缣单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须歌舞，往来归取冬夏衣。居四五岁，翁须来言：“邯郸贾长儿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与之。”媪即与翁须逃走，之平乡。仲卿载廼始共求媪，媪惶急，将翁须归。曰：“儿居君家，非受一钱也，奈何欲与它人？”仲卿诈曰：“不也。”后数日，翁须乘长儿车马过门，呼曰：“我果见行，当之柳宿。”媪与廼始之柳宿，见翁须相对涕泣，谓曰：“我欲为汝自言。”翁须曰：“母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无益也。”温与廼始还求钱用，随逐至中山卢奴，见翁须与歌舞等比五人同处，媪与翁须共宿。明日……廼始来归曰：“翁须已去，我无钱用随也。”因绝至今，不闻其问。
王翁须就是这样在刘仲卿的欺诈与逼迫之下，与父母家人流离失散，从家乡广望先到邯郸，继而又来到千里之外的长安完婚。相类的例子是东汉末年，琅邪籍乐伎女子卞氏来到离家乡千余里的谯地，后曹操“于谯纳（卞）后为妾”①。（①《三国志·魏书·后妃传》。）
两汉人口的水平流动，主要由如下四条渠道形成：徙民政策，灾荒流民，战乱避难和避仇，内地及边域的双向流动。有汉四百年间，政府徙民最重要的有如下三次：
（1）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采纳刘敬“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的建议，“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①。（①《汉书·刘敬传》。）高祖后，汉“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②，（②《汉书·地理志下》。）形成了关东地区豪族成员向关中地区流动的格局。
（2）西汉中期，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太始元年，又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和云阳。③（③④参见《汉书·武帝纪》。）
（3）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徙关东贫民七十二万五千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等地。④（③④参见《汉书·武帝纪》。）流民移动带有明显的时间性：伴随着土地兼并和生产资料的持续地、长期地和广泛地被剥夺，加之自然灾害的肆虐，许多小生产者流离失所，被迫迁往他方。这种情形在西汉和东汉后期愈演愈烈。例如，汉元帝即位后，关东地区“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⑤。（⑤《汉书·于定国传》。）成帝时，“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⑥。（⑥《汉书·成帝纪》。）东汉安帝时期，“万民饥流”⑦。（⑦《后汉书·安帝纪》。）综观两汉时期的流民状况，主要是关东地区人口向北方、西方和南方地区流动。
上述人口迁徙方式，导致了不同地区人口之间的通婚。以关中地区为例，随着关东人口涌入关中，出现了外地人与本地人口、不同地区的外地人口之间的通婚。在西汉初，有燕地人与关中人结婚的个例：燕王臧荼后裔臧兒先与槐里人王仲结婚，后又再嫁长陵人田氏。⑧（⑧参见《汉书·外戚传上》。）在西汉中期，则有魏地人与繁阳人通婚的个例。《汉书·杜邺传》载，杜邺之家“本魏郡繁阳人也。祖父及父积功劳皆至郡守，武帝时徙茂陵”。杜邺的母亲系张敞之女，又据《汉书·张敞传》的记载，张敞“本河东平阳人”，后因祖父曾任郡太守而被迁往茂陵地区。
战乱、避仇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口流动。东汉末年和三国初期，曾出现过为期十年之久的人口地域流动浪潮。从关中流入长江中游荆、襄地区有十余万户、五十余万口；从中原、两淮、山东地区流入江南的人口则是当时的主流：“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⑨。（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复仇之风盛行于汉，因此便出现了因避仇而徙居他乡者。如《三国志·吴书·顾雍传》称：“蔡伯喈以朔方还，尝避怨于吴。”这种类型的人口迁徙，亦可造成不同地区的人口通婚。《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注引《魏略》说，河东人焦先“避白波（军）”，故“东客扬州取妇”。扬州地区与河东地区南北殊隔，相距两千多里，倘若不是在动荡的岁月，焦先是不可能与遥远的扬州地区女子结婚的。此外，西汉人扬雄祖上在汉武帝元鼎年间，因避仇从巴郡江州徙往六百里之外的广汉郫地，“五世而传一子”，从而出现了远距离为婚的情形。①（①参见《汉书·扬雄传上》。）东汉人王充的祖上，原是“魏郡元城人”，由于“恐为怨仇所擒”，遂迁往距家乡两千余里之外的会稽地区，王氏家族便在这一地区定居传宗。②（②参见《论衡·自纪篇》。）
汉族与其他族群的通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