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晚清民国大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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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1937~1944年:国难(3)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港不得回内地,而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国家的飞机把他在香港的家具、保姆以及7条宠物狗先运回国内。消息传到联大,联大学生义愤填膺,掀起了“倒孔运动”。1942年1月6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发起游行,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孔贼不死,贪污不止!”“铲除孔祥熙!”等口号,社会上一时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来云南,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为昆明大学生作讲话。当一白二胖的他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生活都很苦”时,联大学生齐声高喊:“你不苦!”随后起哄声经久不息,更有人喊道:“肥猪!肥猪!”

当天晚饭后,孔祥熙的二女儿代表父亲向联大参军学生赠慰问品。这些慰问品被扔了一地,学生们说:“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西南联大最后的岁月被鲜血染红。1946年7月15日,在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的悼念会上,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他横眉立目,拍案振臂,痛快淋漓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为和心理,一时山河含悲,风云变色。当天下午,闻一多就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此时离联大正式撤销只有16天。

闻一多(1899~1946年),著名学者、诗人、爱国民主战士。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投入,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1921年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1922年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1925年回国,历任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长(并设计校徽)、山东大学文学院长。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其专著《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中,闻一多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他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话。他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附文1]联大名人榜

一所好大学,粗略来说,杰出的教师是条件,优秀的毕业生是证明。

西南联大师生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共171人(学生92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振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3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宋平、彭佩云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

联大8年,前后任教的教授有350余人,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顶级专家。

著名教师: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金岳霖、吴宓、陈省身、王力、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陈寅恪、刘文典、沈从文、陈岱孙、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李楷文、林徽因、卞之琳、冯至、吴晗、潘光旦、汤用彤、熊十力、张奚若、饶毓秦、叶企孙、姜立夫、李继侗、陈序经。

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学生有七八千人,毕业2522人,均学有成就,有的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有的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解放后大多成了各地各级领导。他们对中国的建设事业、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世界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著名校友: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朱光亚、谢玮、邓稼先、赵九章、黄昆、刘东生、汪曾祺、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屠守锷、吴讷荪、陈忠经、戴传曾、王浩、殷海光、王佐良、许国璋、任继愈、朱德熙、宋平、王汉斌、彭佩云、唐敖庆。

在大学里,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梅贻琦校长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除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为保证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的畅通,1500名中美健儿血洒长空。根据记载,其中就有联大的从军学生。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7月31日宣布结束,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为报答云南父老的一片恩情,应云南省政府请求,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建国后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50多年过去了,这所大学早已不存在,但她仍然深深地留在人民心中。一座无形的丰碑,同时在联大师生及后世的心里巍峨矗立。

中国史专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易社强(他的老师是著名华裔学者费正清)说:“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这种价值,是最佳的中国传统和最佳的西方传统的相结合。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西南联大人使得这种原则成为了西南联大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南联大能够在漫长而黑暗的战争年代中存在的基础,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易社强又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西方教育的经验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他还说:“在一个国家生死救亡的关头,还有人肯定学术自由以及多元性的价值,是非常了不起、也非常少见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西南联大。

[附文2]联大轶事

西南联大的魅力在于她的坚毅卓绝,她的独立自由,她的名师云集,她的桃李满天下;但还有一个方面,同样是被后世经久不衰地谈论的原因,那就是一批文化大师在联大留下的种种掌故轶事。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荡的决定:聘请36岁的作家沈从文(1902~1988年,湖南凤凰人,其祖父汉族、祖母苗族、母亲土家族)为教授。

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没有高层次学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且已经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人。而这位沈从文,论学历,小学没毕业;论学术研究成绩,他是作家,不是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著作。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1890~1958年,安徽合肥人)。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就是他刘大教授。

学问精深不说,刘文典脾气暴烈。1928年他当安徽大学首任校长时,鲜明地提出“大学不是衙门”。11月,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正好来安庆视察。第一次见刘文典时,蒋介石见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回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刺激得蒋介石一楞神。

蒋介石要求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大怒,对他拍案斥责。刘文典顿时发飙,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竟然扑上来要打蒋介石。刘文典被卫兵拖下后,蒋介石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刘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还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来联大后自卑而自尊。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与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年5月,他以86岁高龄辞世,而诺贝尔奖只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后来由埃及的马哈福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生前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在他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刘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地去了同在昆明,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而有个性的张扬,才有智慧的喷薄。在重重“管理”下谋生的人,即便资质优异、勤奋刻苦,也不大可能成为开拓创新之才。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之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民国第一才子”的钱钟书。

钱钟书(1910~1998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作家。字默存,生于江苏无锡,父亲是著名古代文学教授钱基博。19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数学仅得15分,但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英文更获得满分)。1933年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赴英伦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1941年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1945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治学特点是广博开阔,贯通中西,古今互见,探幽入微,钩玄提要。著有《谈艺录》、《管锥编》及长篇小说《围城》等。

钱钟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28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钟书。

钱钟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钟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

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3人当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他后来的小说名著《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不就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之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和黄昆,两人经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有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大楼再多、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4、1938~1946年B:山城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