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子眼里，进与退是相对的。老子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意思是说，老子用柔弱、退守的原则来保身处世，并要求理想中的圣人以其治国安民。“知雄守雌”，是老子的一种基本处世哲学，它要求人们在雄雌的矛盾关系中，一方面对于“雄”要有透彻的了解，另一方面自己却要处于“雌”的一方。“守雌”并非是对“雄”的退缩或回避，而是既能执持“雌”的一方，又能运用“雄”的一方，故“知雄守雌”可以说是掌握主动、坚持自我的最好方式。
妄言自损，守中多做
原典：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解读：
妄言、妄作会产生偏颇心、分别心，则容易使自己功能不足。不如谨守中庸之道，合理适度地作为。
狂言妄语说出来虽然“虎虎生威”，在某些时候更是显得“豪气”过人，用“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来反驳这句话再合适不过了。老子这句话告诉我们，狂妄的话多说只有弊处而无益处，不如紧守中庸之道，量力而为。
狂言妄语能够给人带来杀身之祸，多言同样能够让你吃尽苦头，故而老子教导大家“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并不是教人闭口不言，而是要少说多做，因为言多必失。
话说多了，漏洞就多，容易出毛病甚至引火烧身。不难理解，这是对说话“多”的人而言的，譬如滔滔不绝的醉鬼、妙语连珠眉飞色舞的政客，这类人因话多招致的“失”往往惨重，譬如醉鬼丢了性命，政客落得革职除名，都是值得我们去吸取的教训。
偏偏有一些人与此背道而驰，结果只能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平定南方以后，一出祁山的失败除了诸葛亮的自身原因之外，最大的原因还是马谡的狂言妄语。
《三国演义》里这样描写：诸葛亮正在营中为孟达事泄被杀而懊恼不已，忽有哨探报，司马懿派张郃引兵出关，来拒我师。
诸葛亮闻报大惊：“今司马懿出关，不比曹真，他一定会去打街亭，断我咽喉之路。”环视左右问，“谁敢引兵去守街亭？”
参军马谡见丞相先是吃惊，便觉得好笑。谅那司马懿有什么可怕的？便说：“末将愿往。”
诸葛亮盯着他，不放心地说：“街亭把着要冲，地方虽小，干系却大。如街亭有失，我大军便完了。你虽深通谋略，无奈此地一无城池，二无险阻，把守极难呀！”
“丞相勿虑。再难也得有人把守。末将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兵法，又跟在您身边南北征战，耳濡目染。难道还守不住小小的街亭？”
“司马懿非等闲之辈。先锋张郃乃魏之名将，你能对付得了他们？”
马谡不高兴了，丞相也太小瞧我了。嘴一撇，轻蔑地说：“嗨，休道他司马懿、张郃，便是曹睿亲来，又有什么可怕的？若有差池，杀我全家好了。”
在这次请命邀功的过程中，马谡有些过于狂妄了，可以说根本没有掂量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之后的布阵失利，马谡虽然逃得性命，然而却为军法所不容，才有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三国演义》中还有一个实例同样是说明狂言妄语自损的，那就是魏延之死。当时，大多数能够单打独斗胜过魏延的人都已经死去了，他因此有些过于自负，以至于在被杨仪激怒，问他是否敢大喊三声“谁敢杀我”时，他毫不畏惧地狂笑而发三声“谁敢杀我”，谁知在第三声之时，他就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命丧马岱之手。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由口出”。在初始与人交往过程中，谨慎言行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讲话时也应注意自己的口气和态度，避免触及他人的利益，毕竟有很多时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用心鉴别美言和忠言
原典：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解读：
真实的语言不华美，华美的语言不真实。
很多人因为无知，觉得那些忠诚直率的话不好听，却喜欢听那些虚伪漂亮的话。须知，当别人对你说好听话的时候，说话的人必有所图；所以，爱听信美言的人，反而常会招致恶果。因此，不要草率相信，而应观察说者的动机，看清话中的本质。
人们都喜欢听到夸耀自己的美言，不喜欢听取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建议；人们都喜欢吃甘甜的药草，不喜欢吃苦涩的药草。但事实上，听信美言常常使人迷失自我，陷自己于危难之中。
人际交往中说话很重要，聆听鉴别也很重要，中国文化中关于此智慧的表述非常多而且美妙，名言警句熠熠生辉。老子为此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正是要人们提高对语言的鉴别能力，不能一味地听信顺耳美言、摒弃逆耳忠言。
很多人都听过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邹忌在镜前穿朝服，随口问其妻：“我和徐公谁漂亮？”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徐公之美是齐国有名的，邹忌当然不信，又问其妾：“我与徐公谁漂亮？”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翌日有客来访，邹忌再问：“我和徐公谁漂亮？”客人也说：“徐公不如你漂亮。”后来邹忌亲眼见到徐公，方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家。换别人，故事可能就结束了。但邹忌的特别之处恰恰在此：他先是“寝而思之”，明白了“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然后又以此事面谏齐威王：“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促使齐威王下令悬赏纳谏，国家得以振兴。
邹忌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对称赞自己的美言抱持怀疑的态度，而不是陶醉地收入耳中飘飘然起来。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对大臣萧禹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到好弓几十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了，近来拿给工匠看，工匠说都不是好弓。我问是什么原因，工匠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斜，弓虽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以往的鉴别不够精确。我以弓箭定天下，尚且不能真正识别弓箭的优劣，何况天下的事？我怎么能都懂得？”有一次，他问魏征：“君王怎样才算明智，怎样才算昏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十分赞同，于是，鼓励大小官员积极进谏。
李世民在位时魏征进谏二百多次，提出的意见都十分尖锐，但是李世民每次都能非常理性地对待，改变自己的施政方略，这对他开创盛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把话说得天花乱坠，很动听，很华美，但是到头来却让你上当受骗。因为他不伪装得美一些，怎么会打动你、让你上钩？所以“不信”的话经过外表“包装”变成了“美言”，就容易使一些人轻而易举地相信了！相反“信言”是真实的、朴素的，一般都不会使用“包装”，没有那种外表的掩饰，因而经常被一些人愤怒地抛弃。历史告诉我们，谁能够区分美言与忠言，并能接受那些逆耳忠言，谁就能成为“圣人”。
生活中，有的人笑脸迎人，心中未必友好；有的人痛哭失声，心中未必悲伤。人的内心常与外表不一，很难看透。给你恰当批评的人，是你的老师；给你恰当肯定的人，是你的朋友；给你不恰当恭维的人，是你的敌人。讲别人的坏话，并非直爽；帮别人做坏事，并非有义。
不要随意伤害人
原典：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解读：
无论是鬼神还是圣人，如果大家都不互相伤害，而是互相帮助、真诚以待，那么，世间将会无比的安宁和谐。
老子认为，只要遵循“道”的指引，即使鬼神也会失去原本邪恶的本质，而变得无比温和善良。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人人可做圣人，世界也将变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要与人实现友好合作，你就必须以一片赤诚之心待人。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包容吸纳对方的意见，你才能走向成功。
孔子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意思很简单，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会像一把锋利的好刀，削铁如泥。一切事业都必须精诚合作才有希望成功。
一个人想知道天堂与地狱的差别，上帝对他说：“来吧！我让你看看什么是地狱。”
他们走进一个房间，一群人围着一大锅肉汤，但每个人看上去骨瘦如柴，一脸饿相。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只可以够到锅里的汤勺，但汤勺的柄比他们的手臂还长，自己没法把汤送进嘴里。有肉汤喝不到，只能无可奈何地饿肚子。
“来吧！我再让你看看天堂。”上帝把这个人领到另一个房间。这里的一切和刚才那个房间没什么不同，一锅汤、一群人、一样的长柄汤勺，但大家都身宽体胖，正在快乐地歌唱着幸福。
“为什么？”这个人不解地问，“为什么地狱的人喝不到肉汤，而天堂的人却能喝到？”
上帝微笑着说：“很简单，在这儿，他们都会喂别人。”
故事并不复杂，但却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哲理和强烈的警示意义。同样的条件，同样的设备，为什么一些人把它变成了天堂而另一些人却经营成了地狱？关键就在于你是选择共享还是独霸利益。
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之间交往日益频繁，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又有着广泛的联系与合作。一个缺乏合作精神的人，不仅事业上难有建树，很难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难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越是现代社会，越需要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孤家寡人、单枪匹马越难取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帮别人就是帮自己，合则共存，分则俱损。如果因为心胸狭隘，放着身边的人力资源不去利用，单枪匹马去干事，那么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更糟。
优秀人才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会相映成辉，相得益彰。如今许多企业实行强强联合，就是希望通过合作产生巨大的能量，达成双赢的结果。
一个以敌视的眼光看世界的人，对周围人戒备森严，心胸窄小，处处提防，这种人既很难信任别人，也很难得到别人的信任，只会使自己陷入孤独和无助中；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宽容待人，能主动为他人着想，肯关心和帮助别人的人，则讨人喜欢，易于被人接纳，受人尊重，具有魅力，因而能更多地体验成功的喜悦。
在18世纪，法国科学家普鲁斯特和贝索勒是一对死敌。他们围绕定比定律争论了有9年之久，他们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互不相让。最后的结果是普鲁斯特获得了胜利，成了定比这一科学定律的发明者。但是，普鲁斯特并未因此而得意忘形，独占天功。他真诚地对与他激烈争论的对手贝索勒说：“要不是你一次次的责难，我是很难进一步将定比定律研究下去的。”同时，普鲁斯特特别向众人宣告，定比定律的发现，有一半功劳是属于贝索勒的。
在普鲁斯特看来，贝索勒的责难和激烈的批评，对他的研究是一种难得的激励，是贝索勒在帮助他完善自己。这与自然界中“只是因为有了狼，鹿才奔跑得更快”的道理是一样的。
普鲁斯特的宽容是博大而明智的，他允许别人反对，不计较他人的态度，充分看到他人的长处，善于从他人身上吸取营养，肯定和承认他人对自己的帮助。正是由于他善于包容和吸纳他人的意见，才使自己走向成功。
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和科普勒之间的友谊就是一曲优美的宽容之歌。
科普勒是16世纪德国的天文学家，在年轻尚未出名时，曾写过一本关于天体的小册子，深得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的赏识。当时第谷正在布拉格进行天文学的研究，第谷诚挚地邀请素不相识的科普勒和他合作，一起进行研究。
科普勒兴奋不已，连忙携妻带女赶往布拉格。不料在途中，贫寒的科普勒病倒了。第谷得知后，赶忙寄钱救急，使得科普勒渡过了难关。后来由于妻子的缘故，科普勒和第谷产生了误会，又由于没有马上得到国王的接见，科普勒无端猜测是第谷在使坏，于是写了一封信给第谷，把第谷谩骂了一番后，不辞而别。
第谷是个脾气极坏的人，但是受此侮辱，第谷却显得出奇的平静。他太喜欢这个年轻人了，认定他在天文学研究方面的发展将是前途无量的。他立即嘱咐秘书赶紧给科普勒写信说明原委，并且代表国王诚恳地邀请他再度回到布拉格。
科普勒被第谷的博大胸怀所感动，重新与第谷合作。他们俩合作不久，第谷便重病不起。临终前，第谷将自己所有的资料和底稿都交给了科普勒，这种充分的信任使得科普勒备受感动。科普勒后来根据这些资料整理出著名的《路德福天文表》，以告慰第谷的在天之灵。
浩瀚如海洋般的宽容情怀，使第谷为科学史留下了一页光辉的人性佳话。这种宽容像雨后的万里晴空，清新辽阔，一尘不染；这种宽容像是舐犊情深，对下一辈给予温暖的关爱和呵护；像是辽阔的大地，让所有为大地增添靓丽生命的物质，都有自己的一片发展天地；亦像是一条乡间的小河，让水草悠悠地生长，让小鱼快乐地游来游去。以赤诚之心待人，就要能容人。
正确评价自己，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产生与人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如果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看不见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就很难与人精诚合作。
在合作过程中，相互之间难免会有意见相左、磕磕碰碰的时候，也难免有差错、有失误，能不能相互宽容谅解，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合作氛围，往往直接影响事业的成败。
合作就要互相补充，尤其当合作伙伴的失误给共同的事业造成困难或损失的时候，应该给予充分理解与热情鼓励，开诚布公地指出失误，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心平气和地探讨对策，以帮助合作伙伴尽快走出失误的阴影，振奋精神。这样才能尽快克服困难，尽量减少损失。
有的人遇到困难或不顺就一味埋怨指责合作伙伴，或者有了成绩则全部据为己有，结果是挫伤了别人的积极性，引起别人的反感，妨碍今后的合作，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曾经说过，“如果你能够使别人乐意和你合作，不论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无往不胜。”合作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艺术。唯有善于与人合作，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功。
以赤诚之心待人，你会赢得更多朋友，多一个朋友，就多了一个世界。
功成身退也是不错的选择
原典：
功遂身退，天之道。
解读：
做事达成目的后，要懂得急流勇退，才符合“天道”。
“功成身退”，这是天的道，人要符合天的道，功业已经到达巅峰，就要引身后退，这是一种自然规律。
“功成而不居”是一种智慧，上一节我们说了，当我们有功时千万不要居功自傲，在一些人面前摆老资格；更不要动不动就是“当初怎么样”，这是为了日后有更大的成就。如果前方已经没有太多的发展空间，那就要考虑“功成身退”了。
功成身退可以保全自身，是老子教给我们的又一个大智慧。如果与这一智慧背道而驰，那么不但不能显示自己的功劳，反而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危险。
历史上大部分兵戈登位的皇帝，在开国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总会削除大部分开国功臣的兵权，当然这个削除兵权有两种：一种就是和平解决，另一种就是随便加个罪名、“名正言顺”地铲除。
历史上和平削除兵权的例子不多：唐太宗李世民算一个，宋太祖赵匡胤也算一个。而功成后谋杀功臣的皇帝则比比皆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还有清朝雍正皇帝等，他们的开国功臣中，只有极少数懂得“功成身退”道理的才幸免于难。
韩信就是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惨遭杀害的典型。
毫不避讳地说，刘邦的江山有一大半是韩信打下来的，可以说没有韩信就没有西汉王朝，刘邦也更不可能当皇帝。韩信功高盖主，在刘邦当皇帝之后他本应该想到这点，然而他还是傻乎乎地以功臣自居，完全没有了当初带兵打仗时的聪明智慧。刘邦可想到了这点，为了巩固他的皇帝地位，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弱韩信的势力，把当时还是“齐王”的韩信封为“楚王”，使其远离自己的发迹之地，然后又有人适时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又再将他贬为“淮阴侯”，不出几个月吕后又和刘邦唱了一出双簧：前脚刘邦带兵出征，后脚吕后就让萧何将韩信诱至长乐宫冠以谋反之罪杀掉。同韩信并称“汉初三杰”中的张良则聪明得多，刘邦即位后，大封功臣，张良再三推辞、最后只领留侯的头衔，坚决不受三万户食禄，忘掉了以前的丰功伟业，过着隐逸恬淡的生活。怪不得后人用诗来称赞张良的智慧过人：“运筹帷幄见真知，暗渡明修尚未迟。业就功成身引退，免遭吕氏害贤时。”
明朝的一批开国功臣，也同样是懂得“功成身退”的存活下来了，而那些不知此道的人，最终都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因女婿胡惟庸涉嫌谋反受牵连而被灭门；开国大将、凉国公蓝玉因被锦衣卫告发谋反而被灭三族；功臣冯胜、傅友德、廖永忠、朱亮祖也因失宠先后被杀。徐达没有被朱元璋直接杀害，但也是被朱元璋间接“赐死”的，因为朱元璋趁徐达生患背疽病而最忌吃蒸鹅时，偏偏赐蒸鹅给他吃，没几天徐达就离开了人世。只有汤和因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从此闭口不谈国事，才保住了性命。
在古代，“功成身退”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方法，只有智者可为。人生在世，竭尽所能报效社会是必要的，但当成功了，危险也就来了。可能在论功的时候，就包含分配不公，或自己骄傲让人嫉恨，更有功高镇主等危险和矛盾潜伏着，要学会化解，更要学会韬光养晦、锋芒内敛。
《道德经》讲得好：“夫为不居，是以不去”。学会功成适时身退，对于保存自己的名节、延长自己的寿命都很有益处。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功成身退”也是他人生成功智慧上的一“环”。在40岁时，他成功地推行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创造了福特公司日产汽车七千辆的辉煌。但福特在中年以后就退隐了。他在故乡营造了一个住所，在那里和家人一起过着清闲的日子。他在这安静、惬意的农庄度过了32年安静、舒服的日子，一直活到83岁才去世。这位当时在美国数一数二的巨富，家庭生活却令人难以相信的俭朴，据说只用5个仆人和半个洗衣工人。但他曾以700万美元捐助一所医院，又降低货价，提高工人工资、红利；收容伤残，福特公司收留的残疾工人近万名。
福特这样的功成身退，更是一种人生的成功！
不显山不露水，真君子也
原典：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解读：
上德的人虚怀若谷，在大庭广众之下却看似卑微。广德的人总是表现出好像德行还有不足的谦虚。建德者作了仁德之事之后绝不会四处张扬。真正实质上有德行的人，从不自我表现。真正的大德有如最大的方形找不到角落。最有价值的器具，总需经过长时间的千锤百炼，才能制成。最大的声音是人听不到的声音（如地球自转的声音）。最大的影像会大到人无法看到全貌。
有些人做事时，表面上看上去轰轰烈烈，然而这些人大部分“雷声大，雨点小”“说得比唱得好听”，就是见不到办事的效率，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鄙视这类人。
还有一类人就是老子比较欣赏的一类人——这类人“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即在平日里很少“显山露水”、出风头，这类人表面上看上去很不显眼，然而他们却能在暗中默默地将事情完成，丝毫不张扬。
在这个社会上，做事太张扬，太露虽然能够显得自己高人一头，然而却能引来众多人的妒忌，让别人也更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确切地说是更关注我们的失误），这样就会给日后自己的工作带来众多的压力和不便。
清朝皇帝雍正也曾这样认为：“但不必露出行迹。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雍正不但是嘴上这么说，在他的执政生涯中也是如此做的——
在雍正皇帝之前，历代王朝都以宰相统辖六部，权力过重，使皇帝的权威受到了一定影响，如果一个君王有手腕驾驭全局，使宰相为我所用，这当然很好，但如果统领军队的宰相超权行事，时间一长便很容易与皇帝、大臣们产生隔膜和分歧，很容易给治理国家添乱。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雍正即位之初，虽然掌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但凡军国大政，都需经过集体讨论，最后由皇帝宣布执行，不能随心所欲自行其是；权力受到了制约，皇位受到了挑战。雍正设置军机处，正是把自己推向了权力的金字塔顶端。简单地说，就是皇帝统治军机处，军机处又统治百官。
军机处还有一种职能，即充当最高统治者的秘书的角色，类似于情报局，有很强的保密性。军机处的由来，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清政府平息准噶尔叛乱时产生的。雍正密授四位大臣统领有关军需事务，严守军报、军饷等军事机密，以致二年有余而不被外界熟知，保持了工作的高效运转和战斗的最终胜利。
雍正对军机处管理得特别严密。他对军政大臣的要求也极为严格，要求他们时刻同自己保持联系，并留在皇帝最近的地方，以便随时召入宫中应付突发事件。军机处也会像飘移的帐篷一样随皇帝的行止而不断改变。皇帝走到哪里，“军机处”就设在哪里，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现场办公。雍正对工作、对百官的一些看法，以便察言观色，去伪存真地选用人才。
雍正的第二大特点是对军机处的印信管理得非常严密。印信是机构的符号和象征，是出门办事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军机处的印信由礼部负责铸造，并将其藏于军机处以外的地方，派专人负责管理。当需用印信时，必须报告皇上给予批准，然后才能有军机大臣凭牌开启印信，在众人的监视下使用，以便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
设立“军机处”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每办一件事情，或者有关的奏折，要经过各个部门的周转，最后才能够送达皇上。其中如扯皮、推诿、拖沓的官场陋习使办事效率极为低下，保密性能也差，皇上的口气无法贯穿始终。而自从设立军机处以来，启动军机大臣，摆脱了官僚机构的独断专行，使雍正的口谕可以畅通无阻地到达每一个职能机构，从而把国家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设立“军机处”将“生杀之权，操之自朕”的雍正推向了封建专制权力的顶峰。“军机处”由于在皇上的直接监视下开展工作，所以处处谨小慎微，自知自律，奉公守法，营造了一种清廉的官场形象。“军机处”的设置，保证了中央集权的顺利实施，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统一，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民族的分裂，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
无论在雍正的正史和野史的记载中，雍正帝都是一个喜欢秘密行事的皇帝，然而这也正是他高明、智慧的一方面，故而在他死后的乾隆年间，才会出现康乾盛世的局面。
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若想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首先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能力。唯有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出现众多人为的障碍和束缚，办起事来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我们将会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环节的人为阻挠，事情办起来就会很难成功了。
能屈者即能伸者
原典：
曲则全，枉则直。
解读：
由于能委屈，所以可以求全；能弯，才能伸直。
老子在为人处事的屈伸方面有这么一个观点——“曲则全，枉则直”。他认为能够经受得住委屈，才能够保护周全自己的利益；能够弯曲，才能有一展宏图的机会。
老子的这一观点，正是我们为人处事时须时刻牢记的人生大智慧。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不公与压迫，倘如仅凭一时之气奋起反抗，往往解决不了事情，反而会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大丈夫能屈能伸，没有胜算的时候，就不能去硬拼，只能隐忍，隐忍并不可耻，只要在这段时间内积蓄力量，待形势一变，必能稳操胜券。
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张耳和陈余都是魏国的名士，秦国灭了魏国后，就用重金悬赏两人的头颅。
张耳和陈余于是改名换姓逃到陈国，以看门人的身份逃避追杀和维持生活。一天，陈余犯了过错被官吏鞭挞，他怒不可遏，便想起而反抗。这时张耳暗暗踩了他一脚，要他暂且忍耐。
等那官吏离开后，张耳就把陈余叫到桑树下面悄悄对他说：“忘记我们当初的志向了吗？今天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你就想去为一个小官吏而死吗？”
此事可以看出陈余的浮躁浅露，相比之下就比张耳差远了。后来的史实更加证明：两人虽然一同起事，却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张耳辅佐刘邦成了开国之臣。陈余一直辅佐赵歇王，被韩信、张耳打败，斩于水。
吕后虽然是一届女流，然而她却有着过人的智慧，在能屈能伸这方面，她的做法不能不称之为女中豪杰。
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吕后临朝称制。匈奴单于冒顿曾把刘邦和三十万汉军围困在平城达七日之久，对大汉也很轻视，然而对刘邦还多少有些忌惮。
刘邦一死，冒顿单于便心骄气傲，想挑起兵端，便派使者给吕后送去一封信，上面说：“孤独苦闷的君王，生于荒野大泽之中，长于旷野牛马蕃育的区域，多次到达边境，希望能游览中国。陛下独立，孤独苦闷孀居，两位君主都不高兴，也没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希望以我的所有，换你的所无。”
竟然是一封言辞亵慢的求婚书，冒顿单于妻妾成群，自不会对吕后这位老太婆有何兴趣，不过是借戏侮她来戏侮中国。
吕后见信后大怒，便召集群臣商议，要大举讨伐匈奴以雪此辱。
吕后的妹夫樊哙率先高喊道：“我愿带十万人马，横行匈奴之中”吕后大喜，季布却怒声叱道：“樊哙理应斩首。”
朝堂上的人都吓了一跳，不知季布在哪儿偷吃了熊心豹胆，竟要斩元勋国戚。
季布接着说：“当年高帝率三十万精兵讨伐匈奴，却被围困在平城七日七夜，那时樊哙也在军中，却束手无策，今日为何就能以十万人马横行匈奴之中，这不过是当面阿谀陛下，犯欺君之罪，按律当斩。”
樊哙被质问得哑口无言，其他众将也纷纷附和说，以高皇帝之英武，尚被困于平城，匈奴势力强盛，委实不宜擅起战端。
吕后见众将意思一致，回头细想也确实如此，便忍下这口恶气，退朝回到宫内，不再提讨伐匈奴的事了。
过后吕后为安抚冒顿单于，居然卑词婉约地写了一封拒绝信，上面说：“单于不忘我中国，赐给书信，我等国人都很恐惧，我自思自忖：身体老迈，气息也衰弱，牙齿也脱落得差不多了，走路的步子都不均匀，单于听信了传言，我实在不足以使您自污。我国无罪，应在您赦免之列。我有自己坐的车两辆，马八匹，送给您平时乘坐。”然后派宦官张泽送去。
单于冒顿原以为汉朝一定会倾竭国力攻击自己，严加戒备，没想到等来的不过是一个汉使，读信后反倒觉得羞愧，便又派使者送给吕后好马，回信说：“我生长荒野，没听过中国的礼义，多亏陛下赦免了我。”便又和汉朝和亲。
由吕后巧避冒顿的挑衅而获得胜利的事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恰当的时候不与别人争长短，懂得避其锋芒、故意示弱，往往能令对手不寒而栗，因为谁都知道，能够如此做的人都是智者，而非莽夫。
古人讲，“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某些时候，我们就应该多运用老子的“曲则全，枉则直”的智谋——在该弯的时候一定要弯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为“伸”创造良好的条件。
管住舌头，做个智者
原典：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解读：
有见性智慧的人绝不多言，多言的人必定没有见性智慧。
老子认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表面上看，它解释为“知道的人不言说，言说的人不知道”。在古代，“知”和“智”在某些时候和以通用：如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知’者，或并云‘智’。”老子分明又在暗指——聪明人决不会去夸夸其谈的、爱出风头的人，更不会去炫耀自己知识广博。不管老子指的是“知道”还是“智者”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他说明这种谨慎言谈的人都是有涵养和智慧的人。
首先，有智慧的人知道，不该讲话的时候决不能讲。因为在某个特定的形势、场合、背景下，尽管你知道，但是不该说的就不说，说了反而不如不说的好，甚至还会带来祸害。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是不能把握这一点，不看对象，不看场合，说话有口无心，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甚至一生的悔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一个水兵，在他服役的军舰行将从美洲开往欧洲作战时，他多嘴多舌，竟借公用茶室的电话通知朋友，将出发的时间、开往地点、航行路线悉数暴露，不想隔墙有耳，当时在场窃听的一个德国间谍立即将这一情报报告了德国情报局，结果，这艘美国军舰很快被德国潜艇打入龙宫！这个多嘴的“舌头”也喂了鱼虾。
当然话还是要说的，不过说话要做到“慎言”才行。正如老子所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一样。那些懂得说话分寸的人从来都不会瞎说、乱说，故而他们能够得到人们最大的信任，说出来的话才有可信度。
晏子是古代一位智者，他虽然伶牙俐齿，然而他说的话却是字字珠玑、都能切入要点。为此，他也深受当时人们的敬仰和国王的信赖。
齐景公非常喜欢捕鸟，他常常将捕获的各种各样的鸟养起来赏玩，还专门指派了一个名叫烛雏的人主管捕鸟的事。
有一天，烛雏不小心放飞了齐景公养的鸟。于是齐景公十分生气，他大发雷霆，准备杀掉烛雏并且不允许任何人为烛雏求情，求情者与烛雏同罪论处。
群臣虽然有心救烛雏却无奈齐景公有话在先。晏子知道了这件事后，赶紧跑来见齐景公。他对齐景公说：“烛雏犯了罪，请让我来一一列举他的罪状，然后大王按他的罪过来处死他吧。”齐景公见晏子不是来求情的，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于是晏子派人把烛雏叫来，当着齐景公的面历数烛雏的罪状，说：“大王派你专门看管鸟，你却粗心大意让鸟飞掉，这是第一条罪状；你使大王因为鸟飞掉的缘故而杀人，让大王背上杀人的名声，这是第二条罪状；如果让别的诸侯王听到这件事，认为我们的大王把鸟看得比人命还重，从此坏了大王名声，这是第三条罪状。”晏子一口气列举了烛雏三大罪状后，请齐景公处决烛雏。
齐景公在晏子斥责烛雏罪状的时候早已醒悟过来，他摆摆手说：“不要杀了，不要杀了，寡人盛怒之下差点做了错事。多亏爱卿指点。”就这样，齐景公不但没有杀烛雏，还向他表示歉意。同时又向晏子表示感谢。
斯大林说，“人生有舌头是为了控制它和支配它。”当然，言之正误好坏，关键还在于思想。思想对了，才能谨言慎行，言之成理，言之有礼。
企图用多言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无知，那样反而会暴露自己更多的缺点、显得自己不但无知而且愚蠢。唯有管住自己的舌头，在多数场合学会做一个绅士般的“听众”，细致分析、提炼别人话中的精髓，才能像智者那样一语道破天机，令人折服。
有了功劳要保持低调
原典：
万物作为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解读：
让万物自己发展而不先为之创造，圣人辅助万物生长而不据为己有，对万物有所施为而不自恃有恩，事情成功而不自居有功。正由于圣人这样不居功骄傲，所以他的功绩永远不会失去。
老子认为，一个人有了功劳越是不居功，越能够让人永记于心；越是居功自傲的人，越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从而惹来祸端。
“功劳”被别人传播出来是金子，被自己卖弄出来就成了黄土。因此我们应该学会老子这一智慧——有了功劳要善于隐藏，不张扬不卖弄。唯有不居功才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才更能突出自己的功劳、受到重用。相反，如果稍有功劳就自吹自擂，一方面显得自己素质低下，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而成为“众矢之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老子更是在教导我们做人应该低调一些。
《左传》记载，鲁国与齐国作战，鲁军大败，作为统帅之一的孟之反留在后面掩护大军撤退。当大家都安全撤回而迎接他最后到达时，他却故意鞭打着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而是我的马跑不快呀！”其实，孟之反不自夸，谦逊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还在于他不愿居功，以免引起其他将领和同僚的妒忌。
谦逊也好，不居功以免被人妒忌也好，都是立身处世的艺术。尤其是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下，不锋芒毕露、不居功自傲的确是非常高深的修养。对于一般人来说，能够做到不争功就不错了，哪还能把自己本来就有的功劳推到一边去呢？正因为孟之反将军有这样高深的智慧，所以才能在乱世中自保。
东汉开国大将军冯异跟随汉光武帝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却不以功自居。
冯异原来是王莽的新朝官员，以郡掾的身份监理五个县，与父城苗萌一同守城，与起义军作战。刘秀那时候是绿林军拥立的更始皇帝的部下，攻打父城，驻军在巾车乡。一次，冯异到所管辖的县里去，被刘秀的士兵抓住。
冯异的堂兄正跟随着刘秀，于是把冯异推荐给刘秀。冯异说，我一个人作用有限，不如让我回去拿五座城地来立功报答您。刘秀说，好的。于是冯异回去劝说苗萌一同归降刘秀。
刘秀向南回到宛城后，更始帝的其他将领，前后共有十几个人带兵来攻打父城，冯异就是坚守不投降。后来更始帝派刘秀到洛阳担任司隶校尉，经过父城，冯异立即开门迎接。刘秀让冯异担任主簿的职务，跟着到洛阳去。
刘秀的哥哥被更始帝杀了，刘秀表面上不敢显示出悲痛，一个人单独居住的时候则不吃肉、不喝酒，暗暗流泪，冯异经常劝解他。后来更始帝派刘秀到河北开拓地盘，冯异劝刘秀趁机派人巡视郡县，平反冤狱，收揽民心，刘秀这样做了。
刘秀到河北的初期，因为王朗割据势力的猖獗，处境一度比较艰难。在饶阳无蒌亭，天气寒冷，人又疲劳，冯异献上豆粥，刘秀喝了饥寒俱解。渡过滹沱河，在南宫遇到大雨，刘秀在道路旁的农舍里避雨烤火，冯异又送上麦饭。后来刘秀消灭了王郎，封冯异为应侯。
可是冯异却从来不居功、不骄傲。每到宿营地许多将领坐在一起谈论自己的功劳，冯异却常常一个人站在大树底下不声不响，所以军中称他为“大树将军”。
在刘秀麾下的将军之中，冯异治军有方，爱护士卒，深得部属拥戴，因此，士兵都愿意做他的部下。
后来冯异为刘秀建立了更大的功勋，打败赤眉军，平定关中地区，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员。有人上奏章说，冯异专制关中，威权太重，百姓归心，称他“咸阳王”。刘秀把奏章给冯异看，冯异感到恐惧，上书请罪。刘秀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可见刘秀对他十分信任。
后来冯异到洛阳朝见，刘秀对其他大臣介绍他说，这是我起兵时候的主簿，为我披荆斩棘平定了关中。又下诏书说，“仓卒无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说明刘秀一直记着他的情意。
而冯异则一如既往，不骄其功，他学着管仲对齐桓公说的话说道：臣希望国家（指刘秀）不要忘掉河北时的艰难，小臣我不敢忘记在巾车乡受的恩惠。后来平定西北时冯异病死在军中。
冯异从不以功自居，坚守旧有的正道，也是终保荣华平安的一个原因。所以，在下者对在上者，切忌以功自居，保持低调才能有所大成，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
事盛则衰，物极必反
原典：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解读：
有道的人成就功果就适可而止，不敢执取功果而强梁霸道。不把功果作为凭恃，不借功果而张扬夸耀，不恃功果而骄慢待人，只把功果作为必需，并不因此而强霸天下。要知道，事物强壮了就难免趋于老化，这是不合于道的，不合于道总是自速其亡。
老子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凡事要适可而止。
有智慧的人，明了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的道理，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毫无规律，而是穷极则返，循环往复。《周易·复卦·彖辞》中说：“复，其见天地之乎！”“日盈则昃，月盈则食。”老子将这种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概括为“反者道之动”，也就是说，人生变故，犹如环流，事盛则衰，物极必反。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句话老子反复强调过，也就是说凡事要适可而止，留有余地，避免走向极端，特别是在权衡得失进退的时候，务必注意这一点，不能“恃果而骄，恃果而强”。
《菜根谭》里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这是一种境界，古诗也有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酒饮微醺，正得其醺醺然然的快感，若是狂饮烂醉，超过了微醺的度，那接下来不仅感受不到酒的好处，反而会头痛、呕吐，在生理上遭受痛苦。还有的人喝醉了之后会做出一些平日清醒时绝对不会做的事，说错话，这就不仅仅是个人生理上的痛苦了，还会给其他人带来麻烦。这样的情景，几乎在哪家饭店都能够看到。最危险的还是那些酒后开车的人，自己或许觉得借着微醺之意驾驶别有一番滋味，但是酒精麻醉了人的神经，使人的反应变得比平时要迟钝，一旦出了事故对人对己都是灾难。
而花看半开，是说花未开时领略不到它的美，而花若全开也就离凋谢之期将近，最美便是半开时，就像是妙龄少女，尚未尽褪孩童稚气，却又未曾沾染成人的风尘，半开之花正是最美之时。
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地。宋朝李若拙因仕海沉浮，作《五知先生传》，谓安身立命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时人以为智见。反其道而行，结果必适得其反。
但是君子好名，小人好利，人们往往为各色欲望所驱使，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得意处张扬跋扈，全然不会未雨绸缪。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宠臣，他早年追随秦王李世民打仗，多有战功，屡有升迁。而且他的妹妹是李世民的结发妻子，贤良淑德，世人敬仰。有这两层关系，李世民对长孙无忌非常信任。
李世民登基后，长孙无忌受封齐国公，但他从不倚仗自己的身份而骄横行事，每言大事必反复思量，然后方徐徐陈进。有人说他太过谨慎，长孙无忌就说：“身为重臣，当自知厉害，慎对宠恩。我若倚仗皇上垂爱，不知检点，乱进谏言，一来对皇上不敬，二来也会由此失去皇上的信任，怎敢大意呢？”
有一次，在朝会上商议讨伐突厥的事，有人借突厥发生内乱之机，主张发兵讨伐，以成大功。长孙无忌听后却久久不发一言，唐太宗就问他的意见：“你足智多谋，相信此事自有明断。你不作声，可是另有打算吗？”
长孙无忌见皇上相询，这才上前应对说：“此事臣以为不可征伐。”
唐太宗很奇怪，说：“你从前一向主战，今何致此呢？”
长孙无忌说：“动止之间，全在变化，焉能不变呢？从前突厥与我为敌，不伐不行。如今突厥刚与我结盟，伐之失信，毁我天威。再说夷狄今已内乱，无力再侵我朝，这正是我朝求之不得的好事，何必多此一举呢？而一兴刀兵，徒增烦恼不说，恐怕祸患将生，与我大唐有弊无利，故不应出兵。”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谏言，说道：“动止之祸，你已言透了。朕若贪恋全功，只怕终有抱憾。”唐朝不攻突厥，突厥感恩戴德，最后归顺了唐朝。
这里长孙无忌说明了两个道理，一个是事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同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要根据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另一个就是要适可而止，表面上看来唐朝正占了有利时机，可是如果因此而冒进讨伐突厥，后果却是自损大唐的威名，让其他附属国家认为唐朝不重结盟的诚信，也就会失去归顺的想法，从这一点来看，大唐的损失要比得到的更多。
后来长孙无忌的权力过大，以至于许多人都不断上书攻击他。唐太宗没有猜忌他，却把这些表文直接拿给他看。长孙无忌背生冷汗，坚持辞官，还泣泪说：“陛下信任于臣，可是臣也不该让陛下为难。臣为国做事，本不在意身任何职，倘若为了那些身外之物而令天下猜忌，却非臣之所愿了。”
唐太宗一口回绝。长孙无忌忧心更甚，对自己的家人说：“我虽然表面上受尊崇，可实际上已经处在风浪中了。这个时候，若不知退让，只是倚仗皇上撑腰，只怕他日有悔。”
他的家人反对说：“皇上不准你辞官，别人又能把你怎么样呢？他们嫉恨你，难道就让他们得逞吗？你也太软弱了。”看，这就是世俗的看法，不明白物壮是不合于道的。
长孙无忌说：“只进不止，只能授人以柄，时间一长，皇上也会疑心。何况既是皇上厚爱于我，我又何必为了那些虚名而自树强敌，招惹祸端呢？”在他的坚请辞官下，唐太宗只好解除了他的尚书右仆射之职，但仍让他主持门下省的事务。长孙无忌还是推让，唐太宗下诏说：“黄帝因为得到了力牧，才能成为五帝中第一个帝。夏禹因为得到咎繇，才能成为三王中第一个王。齐桓公因为得到了管仲，才成为五霸中第一个霸主。我得到了你，才平定了天下，你不要再推让了。”
唐太宗还亲自作了一篇《威风赋》赐给他，以表彰他的功绩。长孙无忌深感其诚，这才勉强留在朝中。此事传出，人们对他的攻击也就戛然而止了。
由此可见，在身处繁盛时期尤其不能恃果而骄，因为事物是在不断转变的，今天的繁盛可能就是明天的衰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胜不败，所以要适可而止。
千万别拿自己当“腕儿”
原典：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解读：
最方正的好像没有棱角，最有价值的器具要最后才完成。声音大得超过人的听觉极限，人也就听不到了；形象若是超过视觉能分辨的范围，人也就无法看到了。
人人生而平等，哪怕你权势逼天，腰缠万贯，最后也还是要跟别人一样赤条条地来去。这样看来，有点名气便自以为光彩照人的人，不过是扭曲了人生来的美好本性，把纯洁变成了污秽，因此真正高尚的人从来不会以名气压人，而是始终保持自然美好的本性。
海瑞做了朝廷的督抚大员，官大名声大，他的家乡一带有人假借他的名义放债买田。海瑞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给琼州府写了一封长信。信上说：“我自从出来做事，一直没有回过海南。我自己的薪俸刚刚够维持自家人的生活，并没有一文多余钱可以用来放债买田。我老家只有祖上留下的10多亩薄田，每年收获1石2斗左右的粮食，这些年来并没有增加一亩一分。今后，凡是有打着我的旗号放债买田的人，一律作为冒名处理，请您严加惩处，不必留情，并请您把此事转告海南各州县。”
海瑞的应天巡抚仅仅做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就为当时的朝廷和地方的权贵们所不容，不得不去职还乡。
万历十二年，明神宗朱翊钧决心再次起用海瑞，他任命海瑞为南京吏部右侍郎。这一年，海瑞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过了16年清苦的闲居生活后再度出任高官，他的俭朴之风有增无减。这位新上任的南京吏部长官穿着破旧的衣裳，坐着一只小船，既没随从，更无仪仗，沿途几千里，走了几个月，竟没有一个地方官员知道他是谁。一到南京上任，和他当年初任南平县学教谕时一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张贴告示，禁止吏部和各衙门的任何官吏向他送礼，并把已经送来的礼金礼物退还原主。然后，着手革除衙门中的种种积弊。两年后，万历十五年的十月，刚刚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海瑞病死在任上，这年，他已整整64岁。临去世的前3天，衙门里派人给他送去的柴火银子多出了6钱，他还专门让人如数退还。弥留之际，他也没有向身边的人交待过一句私人的事情。
海瑞死后，由于没有直系亲属在身边，丧事都由南京都御史王用汲负责料理。王用汲带着御史们整理海瑞的遗物时，发现他的私人财产只有俸银十多两，做官服、被褥用的绸缎两匹、麻布一匹。这点财产连当时一般的穷书生都不如。看到这位坎坷一生、多灾多难的宦海老人如此清寒，王用汲忍不住哭出声来，在场的御史们没有一个不伤心落泪的。大家商议了一下，每人凑了一些钱，才为海瑞办了丧事。
海瑞的丧事虽然办得不豪华，但隆重的场面却是任何一个封建官吏去世都比不上的。举丧的那天，南京城里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大街小巷搭满了市民们自动聚集起来祭奠的灵棚，悲痛的声音笼罩着整个南京城。当载运遗体的灵船过江时，长江两岸穿着白衣赶来送行的队伍竟连绵100余里。作为封建历史人物，海瑞至今还被我们许多人所熟知，正说明他的影响之深。
俗话说：“大者无形”，“大有若无”，真正的伟大其实藏于普通之中，因此越是有大名利，越是身处高位，就越应当把自己当普通人来对待。
按照这个道理，庄子认为宋荣子这个人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人。
当全社会都称赞他时，他既不沾沾自喜，也不欢欣鼓舞；当众人一致责难时，他也不慌张、不沮丧。
对那些有才能胜任一定官职，做事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甚至有的还可以当一国之君，并取得老百姓信任，但又自视甚高、洋洋得意的人，宋荣子很看不起。
他认为这样的人像小晏鸟雀一样无知。
但庄子认为像宋荣子这样还不够。宋荣子还只明白什么是我需要的，什么是身外之物，还只清楚地辨别了关于光荣和耻辱的界限，如此而已。宋荣子这个人还有一个大毛病：瞎操心，管闲事。还没有达到逍遥自在的境界。这里庄子谈宋荣子的情况，道理说得有点玄。人是人的世界，人生世上怎么能不为旁人的事有所思，有所想，有所评价呢？
这是一个方面。但为了保持自己平静、自然的心态，有时人们也确实需要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心态。庄子这样说，从一方面看，肯定很有道理。因为对身外的名声、事件、功利的关注，都是从一己进入开始的，这当然有私欲在其中。
把庄子这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人生境界，放到我们现实的人生拼搏中，在为人立身上，实在是一种知进知退、达观透彻的处世艺术。
别把自己看的太高，让自己心灵无所困扰，行为悠然，你活得也就自由逍遥了。
做事不妨绕个弯
原典：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解读：
治国要以正道，用兵要出奇不意以诡道，治理天下应采取无为的态度。
不同问题应以不同措施去处理，做事没有必要直来直去，很多时候直来直去肯定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碰钉子的做法。因此，生活中，你在处理具体事时，就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必要时不妨绕个弯。
三国时，刘备在四川当皇帝，碰上天旱——夏天长久不下雨，为了求雨，乃下令不准私人家里酿酒，就如现在政府命令，不准屠宰一样。因为酿酒，也会浪费米粮和水，就下令不准酿酒。命令下达，执行命令的官吏，在执法上就发生了偏差，有的在老百姓家中搜出做酒的器具来，也要处罚。老百姓虽然没有酿酒，而且只搜出以前用过的一些做酒工具，怎么可算是犯法呢？但是执行的坏官吏，一得机会，便“乘时而驾”，花样百出，不但可以邀功求赏，而且可以借故向老百姓敲诈、勒索。报上去说：某人家中，搜到酿酒的工具，必须要加以处罚，轻则罚金，重则坐牢。虽然刘备的命令并没有说搜到酿酒的工具要处罚，可是天高皇帝远，老百姓有苦无处诉，弄得民怨处处，可能会酝酿出乱子来。简雍是刘备的妻舅。有一天，简雍与刘备两郎舅一起出游，顺便视察，两人同坐在一辆车子上，正向前走，简雍一眼看到前面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起走路，机会来了，他就对刘备说：这两个人，准备奸淫，应该把他俩捉起来，按奸淫罪法办。刘备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人欲行奸淫？又没有证据，怎可乱办呢！”简雍说：“他们两人身上，都有奸淫的工具啊！”刘备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懂了，快把那些有酿酒器具的人放了吧。”这又是“曲则全”的一幕闹剧。
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所谓“怒不可遏，恶不可长”。尤其是古代帝王专制政体的时代，皇上一发了脾气，要想把他的脾气堵住，那就糟了，他的脾气反而发得更大，不能堵的，只能顺其势——“曲则全”——转个弯，把它化掉就好了。这是说身为大臣，做国家的干部，尤其是做高级干部，必须要善于运用的道理。
春秋时代的齐景公，也是历史上的一位明主。他拥有历史上第一流政治家晏子——晏婴当宰相。当时有一个人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乃大发脾气，抓来绑在殿下，要处以“肢解”的刑罚。晏子听了以后，把袖子一卷，装得很凶的样了，拿起刀来，把那人的头发揪住，一边在鞋底下磨刀，做出一付要亲自动手杀掉此人的样子。然后慢慢地仰起头来，向坐在上面发脾气的景公问道：“报告皇上，我看了半天，很难下手，好像历史上记载尧、舜、禹、汤、文王等这些明王圣主，在肢解杀人时，没有说明应该先砍哪一部分才对？请问皇上，对此人应该先从哪里砍起？”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立刻警觉，自己如果要做一个明王圣主，又怎么可以用此残酷的方法杀人呢！所以对晏子说：“好了！放掉他，我错了！”这又是“曲则全”的另一章。
晏子当时为什么不跪下来求情说：“皇上！这个人做的事对君国大计没有关系，只是犯了一点小罪，何必杀他呢！”如果晏子是这样地为他求情，那就糟了，可能火上加油，此人非死不可。他为什么抢先拿刀，要亲自充当刽子手的样子？因为怕景公左右有小人，听到主上要杀人，拿起刀来就砍，这个人就没命了。他身为大臣，抢先一步，拿着刀，揪着头发，表演了半天，然后回头问皇帝，从前那些圣明皇帝要杀人，先向哪一个部位下手？我不知道，请主上指教是否是一刀刀地砍？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君主，会下这样的命令呢？但他当时不能那么直谏，直话直说，反使景公下不了台阶，弄得更糟，所以他便用上“曲则全”的谏劝艺术了！
我们做每件事都不可能顺顺利利完成，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这时候，既然前行不能通过，那不如绕个弯，可能会收到不一样的效果。
施予者有福
原典：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解读：
圣人不为自己囤积，他尽力帮助别人，而自己更充实；他把自己所有的施予众人，自己也更丰富。
所谓舍得，总是要先舍而后得，你付出得越多，收获的自然也就越多，所以乐于施予的人有福了，那些只想占便宜而不愿付出的人最后只会一无所获。明白了这个道理，生活中我们就该学着多付出一点，多帮助别人，多善待别人。
自然界的气候规律是，气候温暖的时候就会催发万物生长，气候寒冷的时候就会使万物萧条沉寂。所以一个人如果心气孤傲冷漠，只会受到同样冷漠的回报。只有那些充满生命热情而又乐于助人的人，他所得到的回报才会深厚，福祉也才会绵长久远。
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原本是一个穷苦的苏格兰农夫。有一天，他正在田里劳作，听到附近泥沼里，有人发出求助的哭声。他急忙放下农具，跑到泥沼边，发现一个小孩掉到粪池里。弗莱明赶紧把这个小孩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第二天，有一辆新奇的马车停在农夫家门口，从车里走出来一位优雅的绅士，他自我介绍是那位被救小孩的父亲。绅士对弗莱明的父亲说：
“我要报答你，你的孩子救了我孩子的性命。”
弗莱明的父亲说：“我们不能因救你的小孩而接受报酬。”就在这时，弗莱明从茅屋门走出来。
“那是你的儿子吗？”绅士问道。
弗莱明的父亲回答说：“是。”
绅士说：“我们来个协议，让我带走他，并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假如这小孩像他父亲一样，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令你骄傲的人。”
弗莱明的父亲答应了。后来，在这位绅士的资助下，弗莱明从圣玛利亚医学院毕业，他从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成长为卓有学识的细菌学家。
1928年，弗莱明在伦敦大学讲解细菌学，无意中发现霉菌有杀菌作用，这种霉菌在显微镜下看来像刷子，所以弗莱明便叫它为“盘尼西林”。从这时开始，弗莱明便对盘尼西林作系统的研究，到了1938年，盘尼西林正式在病人身上使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救活了无数人的生命。1944年，他被受封骑士爵位，他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弗莱明·亚历山大爵士，并得到诺贝尔医学奖。
这是个付出而不期望回报却出人意料地得到回报的故事。而之所以赢得这些回报，是他们在人际交往时无意间呈现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是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最敬佩尊重并渴望报答的，是那些具有高尚品德和良好声誉的人，不管他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个农夫。
这种“与人方便”的做法，貌似糊涂，实则多么智慧——因为在“善待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方便了！
不要吝啬给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帮助别人，方便别人的同时，你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方便自己。
佛家也有对给予与获得的深刻阐释，他们认为先舍而后得是人生的道理。
“舍得”一词，是佛家语，是禅境语。本意是讲万丈红尘扑朔迷离，人生在世总会有获得有舍却。舍与得互为因果，往与复本来是自如的，如果领略其中奥意，自然可以打破分别之心。佛无分别心；无分别心，即无烦恼挂碍，心境圆融通达，万象归于一乘，人生有限之生命就会融入无限的大智慧中。
舍与得的问题，多少有点哲学的意味。舍得，舍得，先有舍才有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即是得。舍是得的基础，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因而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获得，而是舍弃，无舍尽得谓之贪。贪者，万恶之首也。领悟了舍得之道，对于做人做事都有莫大的益处。做人，应该抛弃贪婪、虚伪、浮华、自私，力求真诚、善良、平和、大气。做事，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
生活本来就是舍与得的世界，我们在选择中走向成熟。做学问要有取舍，做生意要有取舍，爱情要有取舍，婚姻也要有取舍，实现人生价值更要有取舍……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人生即是如此，有所舍而有所得，在舍与得之间蕴藏着不同的机会；就看你如何抉择，倘若因一时贪婪而不肯放手，结果只会被迫全部舍去，这无异于作茧自缚，而且错过的将是人生最美好的事物，即使最后也能获得什么，那也是一种得不偿失！何苦来哉？
记住，给予不是无奈的放弃，而是智慧的选择。
做人要“厚道”
原典：
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解读：
大丈夫立身敦厚，不处于浇薄之礼。立身实在，不处于浮华之礼。所以，应该去除浇薄浮华，只取敦厚实在。
不知什么时候“做人要厚道”这句话开始流行起来了。翻阅老子的智慧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由此看来，先哲老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很推崇这个“做人要厚道”的思想了。
有人说可能会这样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越是善于玩弄手段的人越能赚到钱、越能“逍遥”。我们不应将眼光放得如此短浅。只要稍微向远看，就不难发现这些善于玩弄手段的人，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最终都没有好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机关算尽”者的共同命运通常为：以害人始，以害己终。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庞涓与孙膑同窗学兵法，学业有成后，庞涓投奔了魏国，得到惠王的重用，被提拔为将军。而孙膑投靠了齐国也被封为了将军。
庞涓深知自己的能力远不如辅佐齐国的老同学孙膑，感到他是个威胁，便想方设法的将孙膑“挖”到了魏国。
如果说庞涓挖同学孙膑到魏国去，是为了共御外侮、携手并肩效力魏国也无可非议。然而庞涓并不是这样。当他暗中派人把孙膑接到魏国以后，又怕孙膑超过自己，便不顾同学之情，盗用法令、罗织罪名，残忍地砍掉了孙膑的两只脚。至此，庞涓还是放心不下，又刑上加刑，在孙膑的脸上刺了字，想让他从此永世不得重见天日，企图达到从肉体到精神全面摧毁孙膑的目的，以剪除竞争者。但是妒贤嫉能、玩弄权术、自以为聪明的庞涓，万万没有料到，他这样做却激励了孙膑更加发愤，“孙子膑足，而论兵法”，终于在齐、魏马陵一战中，被孙膑打得“智穷兵败”，无颜见世人而“自刎”。这就是“机关算尽”，到头丢了自己的性命。
庞涓的结局很显然是咎由自取——他对待昔日的老同学一点也不厚道、心眼太小了，以至于后来遭到了报复。做人不厚道害人终害己的旗帜他是一个，商鞅也是“做人不厚道”的受害人。
秦、魏两国军队摆开阵势以后，商鞅派人给魏国领兵的将领公子卯送上一封信，信上假惺惺地说：“我和您是老朋友，现如今是敌对的两国将领。我不得不接受秦王的委派带兵前来攻打您。我很想和您见上一面，签订个盟约，大家高高兴兴地喝一杯，然后领兵回营，使秦、魏两国都相安无事，不是很好吗？”商鞅本来就是公子卯的老朋友，信上又把主动请命领兵伐魏说成是“秦王令我领兵伐魏”，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谎话说得那么不脸红，也就很有欺骗性。难怪魏公子卯不听军吏劝阻，应邀与商鞅相见。没有想到，会盟之后，正在尽情饮酒之际，商鞅早已埋伏下的全副武装的刀斧手突然出现在席间。公子卯还没有清醒过来，便当了俘虏，成了阶下囚。
商鞅虽因俘虏公子卯、大破魏国军、割河西之地而名利双收，得到商、於十五邑的封地，戴上“商君”的桂冠。然而这胜利的花环掩盖不了他灵魂的丑恶，为人的卑劣。与庞涓一样，商鞅也无法逃脱道德的惩罚，无法改变“恶有恶报”的戒律。待他的支持者秦孝公死后，不得不离秦去魏。魏人怨恨商鞅欺诈公子卯而使魏国损兵、折将、割地，而不肯接纳他，并愤愤地将其押送回秦国。秦国杀了他犹不解恨，又“车裂”之，并灭其族。
如果一个人总是玩弄权术、“机关算尽”，只能得利于一时，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看来，做人还是厚道、坦荡一点好，人生在世，要干一番事业，就无法回避与人的竞争。而竞争应当靠真本事，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那种靠诈骗与人周旋的人，早晚会露馅儿，为人们所唾弃。
做人要坦诚、厚道，就是对待别人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千万不要做一个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冷血人，那样将不但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而且往往会受到别人的唾骂，为人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