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校勘，现在已经形成完整的校勘学，则不应该在训诂内容上再出现校勘。笔者注意到调查的数十种教材，训诂内容保留校勘的仅有七种，陆宗达、赵振铎这样的当代训诂大家都不提校勘。“郑笺”有很多“当为”、“当作”校正误字的术语，陆、赵这样的大学者会不知道吗？乃是有意不提，认为校勘不该再是训诂的内容。同样的道理，训诂学史的内容也不应该在一般的训诂学概论中占很大篇幅。
对训诂的内容“扩容”要慎重，严格把关。赵诚把甲骨文、金文、简帛的研究皆列入当代训诂学的成果［43］，就是“扩容”过分了，没有得到学界的响应。道理很简单，古文字学早就自立门户了，其“家族”发展的声望绝不在训诂学之下，现在想取消其“户籍”，“扩容”到训诂学中来，有那种可能吗？看来，黄侃先生的训诂学定义还要加上修饰语：以当今之语言解释版本文献上的古代语言，不应该包括地下出土文献。
另外有人提出“文化训诂学”［40］，例举的文化训诂学的代表作是闻一多《伏羲考》、顾颉刚《孟姜女传说》等，都是对古代的文化传说的文献考证，如此古代文学似乎要被肢解出一部分进入训诂学范畴了。本人没有看到学界内有赞同响应的文章。
还有人提出了注释学概念。《注释学纲要》首先论述注释学概说，认为注释的范围比训诂广，注释之名浅显易懂。作者认为训诂学的重点是解释词语，不能包括古籍整理所需要的知识，故撰写此书［36］。显然，作者并没有将注释学等同训诂学，王耀楠的书是一本“跨界”著作，写得很好，但并不是为了改造训诂学，当然也不是训诂学的发展方向。
（四）对训诂学教材的性质理解不同
我们剖析了数十种训诂学概论式的训诂学定义，这些著作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是大学本科生教材，有一些就不适合作本科生教材。训诂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历史专业也应该开此课。教学目的是培养本科学生阅读版本典籍的能力，而不是培养训诂学的研究人员。本科生教材应该讲述训诂学的基本概念、一般训诂知识，这些知识应该是常见的基本的，而不应该是训诂学的科研著作。同时，大学教材应该分量适中，大学生容易接受，至于研究生的训诂学课不应和本科生的教材雷同，内容当然由导师发挥了。
刘又辛、李茂康《训诂学新论》、王宁《训诂原理》、孙雍长《训诂原理》、杨端志《训诂学》、冯浩菲《中国训诂学》等书，并不适合作本科生教材。至于学者在这类著作中发挥的观点，各随其便，似不必强求什么体系一致（当然在训诂学界也不可能存在一位可以统一全国训诂体系的权威）；恰恰相反，不一致才是百家争鸣，才有助于训诂学的发展。
（五）关于“中国训诂学的改造”
一个学科的改造 ，必然要有动力：简单点说，即该学科对其研究对象的不适应。中国训诂学是实用的学科，是解读传统典籍的工具。如果发现中国训诂学解读不了中国的传统典籍，那就要淘汰；如果解读传统典籍有偏差，那当然就要改造。两千年的训诂学发展事实，特别是有清一代至今的发展，没有哪位学者敢说训诂学解读不了中国的传统典籍，所以淘汰训诂学的主张尚没有人提出来。倒是有几位主张改造训诂学的，主要观点是用西方解释学来改造中国训诂学。周光庆、宋金兰二人有不少成果，其他的人大多论述空泛。
华中师范大学的周光庆教授将国外的解释学与中国传统典籍的阐释结合起来，成果颇丰，认为训诂学是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学问，也是以解释者之意逆创作者之志的学问［41］；两千年的训诂学是沿着文献解释的方向不断发展的，认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是训诂学上辉煌的解释成果，而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将训诂的重点转向字词、句意的考证，是对训诂学的解释传统模式的背离［42］。周先生对解释学的研究精湛，但是将训诂学的重点理解为思想内容的阐述，将明显属于阐述孟子哲学思想的《孟子字义疏证》纳入训诂学，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道理很简单，周先生将部分哲学的东西纳入了训诂学，使训诂学研究内容变得庞杂，削弱了训诂学对语义的研究，不符合训诂学的历史发展事实。
另一部用解释学观点研究训诂学的著作是宋金兰《训诂学新论》［32］，与周光庆的观点有差异，以为训诂就是对古代文本词语的解释，或解释古代文本的词语。作者通过训诂学和经学、训诂学和小学、训诂学与词义学、训诂学与解释学的关系探讨后认为，经学家着眼于文本的思想内容，借题发挥，即所谓“六经注我”；而训诂学家严格从文本的原义出发，侧重于解释文本的字义、词义，疏通文义，着力阐述文本的语义内容。训诂学是以文本意义的解释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传统小学的一个分支。词义学与训诂学研究有交叉，词义学是研究词义内部规律、词义理论的理论学科，训诂学是词义解释的解释学。训诂学是古代书面语的语义解释之学，是当今解释学的一个分支。然后又总述了当今各派的主要观点。宋金兰将训诂学看成是侧重于解释文本的字义、词义，疏通文义，着力阐述文本的语义内容，则比周光庆的观点更符合训诂学的实际。她批评经学家的“六经注我”，正是传统训诂学的弊端，在这一点上与周先生不同。此书思维严密，逻辑清楚，对理清训诂学的内部关系有参考价值。
但是训诂学有没有必要归入解释学内呢？不少学者将张世禄训诂学的定义奉为最早解释学的提出者，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我们看一下张先生是怎样说的：“实在依据过去中国训诂学的性质看来，与其说它是字义学，不如说它是解释学；中国训诂学过去并非纯粹属于字义的理论的研究，而是大部分偏于实用的研究，实际上，可以认为是读书识字或辨认词语的一种工具之学。”［38］这里的解释是字义（词义）的解释，实际上与陆宗达等人的词义学相同，而与当今的解释学不是一回事。
当然也不能说训诂学已经完美无缺了，容不得任何人提意见，恰恰相反，训诂学要不断地开拓语料范围，在训诂实践中解决新问题，总结新方法，不断地充实训诂学。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以及当代的一些训诂学者的成果，他们的训诂实践、方法是对乾嘉学派训诂的继承和发展，要好好地剖析总结，补充到训诂学中来，写出无愧于时代的训诂学，才是当今训诂学家的要务。
四、训诂学的性质
我们现在来看看诸家阐述上的分歧。
黄侃先生说：“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1］表述得浅显一点，即用当今的语言来解释古代版本文献上的语言。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两千年来的训诂学发展，清代训诂的核心是考证词义，是训诂学的重点，陆宗达说：“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6］“实际上”乃指训诂的重点，在这点上，王宁训诂学范围的确定经过三个时期的说法［11］，基本符合训诂学发展的实际。
我们比较一下陆宗达所说的训诂内容：解释词义、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阐明表达方法、串讲大意、分析篇章结构，就更明白了“古汉语词义学”的所指。王宁说与“历史语义学”相衔接。这样，和持语义学观点的王力、刘又辛、毛远明、苏宝荣、许威汉、邓志瑗等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