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原因是，卫匡国游历中国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无法展开有效的实地测量工作。卫匡国两次来华，在华总的活动时间大约为11年。第一次在华活动的时间为1643—1650年。1643年他到达浙江，因战乱而游徙不定。他在著作《中国新地图志》的题词中曾言其“游历若干省，北至京师，抵于长城”，“所经数省一一图而测之，定其经纬”。1646年还杭州。其后4年定居于杭州和兰蹊，并且传布宗教。1650年，他返回欧洲，并且在阿姆斯特丹创作了《中国新地图志》。卫匡国第二次在华活动时间为1657—1661年。除了在北京短暂地觐见了顺治帝以外，基本上留居杭州直至逝世。
可见，卫匡国“游历若干省”的时间只有大约三年，而且是孤存独处在战乱中飘游；其余的时间大多居留在杭州及其附近。因此他所进行的“所经数省一一图而测之，定其经纬”的科学活动必定是非常粗略的，可以说，主要依据中国已有的地图和地理学著述来绘制自己的地图是客观条件使然。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陆地勘测的条件极为艰苦，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完成。16世纪的几位西方制图学和地理学家的亲身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青年时期的菲利普·阿庇安（Philippe Apian）在巴伐利亚（Bavaria）进行勘测工作以绘制地图时，仅仅在夏季开展工作，而冬季的时候，就去附近的一所大学里讲课，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休息的方式。他的兄弟提摩休斯（Timotheus）在辅助他工作时不幸死于一次骑乘事故。可见，身强体健的青年人从事这项工作也不容易。1563年，墨卡托（1512—1594年）为了绘制劳森伦（Lotharingen）地图而进行了必要的勘测，当完成这幅地图以后，就重病一场，恢复得非常缓慢。此后他再也没有做过户外勘测工作，而是派遣其儿孙代劳。斯涅耳（Snellius）对于户外工作的艰苦条件叫苦连天，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和契克卡德（Schickard）干脆不做户外勘测工作，只是在工作室里钻研他人提供的数据。
户外勘测的艰苦工作条件长期没有改变，直到18世纪依然如此。1680-1793年，卡西尼一家四代相继从事法国地理勘测与绘图工作，所需资金之巨竟使法国财政都难以负担，而地图的出版工作更是历时约40年。可见，陆地勘测工作不仅人力劳顿，且所耗不赀。而且，明朝中国的领土以及地形地貌的复杂程度，远超法国，以一己之力，几乎不可能完成。
《中国新图志》中的地图以《广舆图》等中国地图为蓝本。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的重水轻山制图学思想的影响，《中国新图志》对于山脉的描绘比较粗疏，但是对于中国海岸线轮廓和水系的刻画相当翔实。
《徐霞客游记》疏于内地而详于边区，目的在于填补边远地区的研究空白。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新图志》对于作者未曾亲身考察过的，并且缺乏资料的边陲地区的描绘比较准确，而对于交通便利和资料丰富的地区的描绘，反而出现了较多舛误。另外，《徐霞客游记》中的《江源考》和《盘江考》推翻了传统的以岷江作为长江源头的观念，正确地指出长江的上游为金沙江，同时比较清晰和准确地描绘了南、北盘江的总体轮廓；仍然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新图志》对于这两处水系的描绘表现出较高的准确度。可见，《徐霞客游记》的成果直接决定着《中国新图志》对于中国（西南）边陲地区，尤其是当地水系的认识水平。
《中国新图志》列出了中国的1574个地点的经纬度。其中，纬度数据与现代测量结果基本一致，但是经度数据的差异却很大，并不符合现代制图学的标准。但是，作为17世纪的制图学成果，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在这1574处经纬度数据中，纬度数据很有可能主要是卫匡国亲身观测的结果；同时，在他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所留下的观测成果，以及中国地理学资料中的相关数据，很有可能也是他的重要参考资料。原因在于，17世纪的西方已经能够比较便捷地、准确地观测纬度了。而且，治学严谨的卫匡国不太可能忽略前几位耶稣会士的成果，以及正在参考的丰富的中国资料。
然而，其中的经度数据，应当主要依据中国地理学资料推测而得；卫匡国以及在他之前来华的耶稣会士所进行的观测经度的工作，难以保证准确度，只能为卫匡国推算经度提供些许辅助，而不会起到主要作用。原因在于，17世纪的西方并不具备比较准确地观测经度的条件，根据距离数据来推算经度仍然是主要办法。
首先，人们期望的利用磁偏角来测量经度的方法并不具有可行性。16世纪的西方学者曾经怀抱着这个愿望，而到17世纪中叶的时候，卫匡国和他的老师寇尔砌（Athanasius Kircher）仍然在宣传这种方法。非常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实效。其次，采用日、月食法测量经度也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原因之一，日食或者月食发生的机会不好把握；原因之二，人们无法准确地掌握一次日食或者月食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另外，1547年，盖莫·弗里修斯（Reiner Gemma Frisius）曾经提出了一个比较简便的测量经度的办法，即在旅途中，携带一只轻便的时钟，测出出发时间，当旅行者到达目的地时，他可以把出发地和目的地的时间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两地间的经度。而当时西方所能获得的机械钟的准确度非常低，不得不把它们显示的时间与大型的水钟或沙漏钟的时间进行比照，以进行校对，但是后两者只能维持一天的准确计时，无法满足勘测经度的需要。盖莫·弗里修斯自己也指出这种方法的价值有限，因为缺乏准确的时钟。
不过，这1574处经度数据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准确度，则反映出卫匡国所依据的中国资料中有关距离的数据具有相当的准确度，能够为他的估算工作提供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因此，这1574处经纬度的列出，包含着丰富的中国地理学成果。纬度数据很有可能以卫匡国亲身的观测结果为主，并以中国资料作为了重要参考；而经度数据则主要由卫匡国依据中国资料推算而得。
《中国新图志》是一部“以志文为主以图为辅的著作”，“各省地志的体例显然沿袭了中国地理志书的方式，首先综述全省的情况，然后按府分叙，内容丰富，条理清晰，书旁标出小题以醒眉目”。
同时，《中国新图志》“体现了中国历来图文并茂的优点”。“图文并茂是传统中国地图和西方地图共有的优点。但是中国偏重于政治，而卫匡国则在承袭和发展中西地图学兼有优点的基础上突破了这一限制。”“在图志采集的具体内容上，则突破了中国官私地理志书因偏重于政治建制而使知识包容量受到的限制，更好地体现了欧洲地理学所主张的综合性学科的性质。如卫匡国在新图志的前言中，叙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居民、城乡状况、手工技艺、建筑、科学、宗教、王朝纪年表、中国长度单位等内容，最后还介绍了女真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及与汉族的关系。而在有关各省的记载中，内容则包括地理位置、名称来源、建制沿革、面积方位、气候物产、名山大川、城镇交通、户口租赋、风俗习惯、人文古迹、掌故轶闻等。显而易见，图文并茂的编辑体例跟包容尽可能丰富的知识量之间的统一，乃是卫匡国《中国新图志》继承和发展中西地理学优良传统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