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中国地理学不仅为卫匡国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而且为他提供了一套比较完备的体例，使他在创作《中国新图志》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不是零散的海量资料，而是一个较为完善的知识系统，易于学习和表达，也易于在此基础上进行取舍和再创造。《中国新图志》在体例上的创新，不是“凿空”行动，而是在原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因此，以中国地理学成果为基础，卫匡国创作出了《中国新图志》。这部作品对于中国的海岸线轮廓和水系的描绘相当准确；列出的1574处纬度数据比较准确，经度数据也具有一定的准确性；描绘的中国行政区划、民俗物产以及其他地理事物也丰富而准确；同时也采用了比较恰当的体例来展示这些全新的内容。这些翔实的信息有效地修正了《马可·波罗游记》中错讹较多的中国形象，向西方世界“首次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中国地理”。故而，卫匡国获得了“中国地理学之父”的美誉 。
大约同时，卜弥格（Michal Boym， 1612—1659年）也绘制了一部中国地图集，它包括一幅中国总图和十七幅分省图，但是并没有清晰地划分出次一级的行政单位。不过，它的左上角却记载了中国行政单位的总量，即160府、234州以及1126县。地图上标注了中文地理名称，并且注有拉丁文译文，这些汉字出自一位地道的中国人之手，很有可能是那位随同卜弥格前往欧洲的中国的年轻基督徒所作。地图上还标明了每一个省区的金属矿产资源。同时，地图上采用中国山水画的形式绘出了植物和花卉，描绘出了确切的药用植物的形象，使人见图如见物。此外，这套地图上对于中国海岸线的描绘，对于朝鲜半岛轮廓的歪曲的描绘，对于河流与长城的描绘，尤其是对于长城东北角拐弯处形如篱笆的描绘，都酷似《广舆图》。图上只有两点仍然显著地保留着欧洲人的风格：绘制了经纬线，采用欧式风格绘出了山脉和森林的轮廓。能够绘出如此详细的、总体上比较准确的信息，卜弥格对中国地理学资料的高度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他可能主要依据了《广舆图》。卜弥格地图也非常翔实地描绘了明朝中国的面貌，但是在内容上不如《中国新图志》丰富，在西方的影响也相对小一些。
卫匡国和卜弥格地图集先后在欧洲出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655年，卫匡国《中国新地图志》由制图学家琼·布拉厄（Joan Blaeu）在阿姆斯特丹出版。随后，这部著作在欧洲多次再版，例如1672年在布拉格出版，尔后又在巴黎出版。它的版本多达9种文字，在欧洲广泛流传。
1658年，法国制图学家桑生（Nicolas Sanson）筹备他的第二版《亚洲》（L"Asie）时，审慎地参考了利玛窦、卜弥格、卫匡国和曾德昭绘制的中国地图。稍后，桑生编辑并且出版了卜弥格的中国地图集。1686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配属了一幅中国全图，该图摹抄自卫匡国绘制的中国地图，图上标注的耶稣会士在华居住地点应当来源于卜弥格绘制的地图。1689年，西奥利（Riccioli）的《新图表》（Tabula latitudinum nova）在维也纳出版，其中关于中国的资料绝大部分取自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于是，卫匡国对于中国的全新认识就在欧洲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尤其是通过商业出版活动进行的传播，可以深入到普通公众中去，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
而且，通过卫匡国绘制的地图，西方的一些知识精英充分认识到，“契丹”和中国其实是同一个地区，而“约翰长老王国”只是一个幻影罢了。此外，中国地图和地理学著述的丰富性与长存性，使多个耶稣会士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参考它们，同时开展全新的绘图工作，所以珀切斯和曾德昭才有可能参考了同一幅中国地图，而卜弥格和卫匡国也才能够几乎同时绘制出全新的、比较准确的中国地图，前者出版时间较晚，而后者较早的、广泛的发行迅速从整体上提高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地理的认识水平。这样，中国的地理学就随着多种西方地图的连续出版而在欧洲广为扩散，加快了整个西方认识中国地理面貌的进程，促使以《中国新图志》为代表的先进认识越来越快地转化为西方民众的常识。
三、结 语
东方地图和地理学著述往往建立在东方人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是东方人生产与生活经验的结晶，因此常常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它们启发了西方学者与航海家，引导了西方海外探索事业的发展。那些广泛地参考了东方信息的西方地图或其他地理学作品，对于东方的描绘往往比较准确；尤其是以东方原有地图为蓝本而绘制的西方地图，对于东方的描绘往往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准确度。这些都体现出实践经验在地理学研究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西方学者与航海家自觉不自觉地，在直接或间接吸取东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展远航探险活动或创作地理学作品，就逐渐地在事实上默认了实践经验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有效地打破了宗教和神秘主义的束缚，使蓬勃兴起的实验精神日益深入人心。
在实验精神的影响下，西方的某些作品尽管是为传教的目的而做，却仍然具有比较确定的世俗性，因为作者真正关心的是传教的实际进展情况。正因为怀有较强的实验精神，卫匡国和卜弥格才尽可能准确地去绘制中国地图，这样才能够比较确切地在图上标示出传教的实际情形。他们的实验精神也受到了中国地理学著述的启发。例如，中国地图和著述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于水系和海岸线轮廓描绘得比较准确，这个情形在卫匡国和卜弥格的地图集中有所体现。
同时，“行木”式地图，《广舆记》和《徐霞客游记》等著述，着力于描绘地球表面的现象，准确度较高，学科独立性较强，在它们的影响下，西方描绘日本的地图，以及卫匡国和卜弥格地图集等作品，也具有了这些特点，与传统的、包罗万象的“宇宙学（cosmography）”著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别，与近代地理学作品却进一步靠拢。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中国的地图与地理学著述，体例严谨，内容宏丰，综合性较强，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到了西方地图上。在“行木”式地图的影响下，西方描绘日本的地图，不仅比较准确地绘出了日本的轮廓，而且区分出了它的行政区划，标注出了重要城市的名称；在中国地图和著述的启发下，卫匡国和卜弥格的中国地图集，不仅比较正确地绘出了中国的轮廓和主要水系的走向，而且描绘出了中国主要的行政区划，标注出了重要城市的名称，同时展示出了中国的民俗物产状况。一方面，这些特点有利于西方分门别类地研究东亚的各项地理事物；另一方面，它们也有利于西方综合性地研究东亚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其中的因果联系。因此，16—17世纪，在东方地理学的影响下，西方地理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近代地理学的某些特征，缩短了与近代地理学的距离。
综上所述，14—17世纪，在广泛地改进和运用东方地理学仪器，以及借鉴东方地理学理论、知识、地图和著述的基础上，西方数理制图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西方的实验精神逐渐兴起，西方人的视野较快地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加快了“新的全球性视野”的形成，同时，西方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科独立性较强的地理学作品。西方地理学从各个方面加快了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