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失传的恐怕还有文学精神，妈以写作著书立世。爸自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勤力教育，从语文教到现当代文学，两人对文学一道都是用情专一且良苦。平日里互相切磋，彼此都是良师益友，而在三个孩子身上这种传统未得以发扬光大，衣钵有无人继承的危险。大姐和我在学校的时候都比较喜欢舞文弄墨，偏偏被“勒令”读了工科；二姐在中学里数理化是强项，又阴差阳错地读了中文系，看上去多少沾了点边，结果又走了偏锋，舍文学之本而逐文字之末，读语言学去也！妈妈自己视文学为生命中唯一目的，却没有让一个自己的孩子走上这条路，看似矛盾，实则自有其道理。一来（照她自己说）写作太苦，是一桩需要用整个生命去倾注的事业，她不愿我们再去吃这份苦，“家里有一个人搞文学就够了”，她常常这么说。这么说让我觉得她把文学看成了上山下乡一类的事物。不过甘苦自知，真这么苦她为什么甘之如饴地写了这么多年至今笔耕不辍呢？二来（也是照她自己的说法）“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她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也愿意的话，用不着从科班毕业，凭着一份热爱应该也能够成就文学事业，这就有点“以己度人”的味道了。
我想还有一点是应该特别提及的，也是我特别感激父亲和母亲的，他们给了我独立思考的权利和方法。母亲本人是一个相当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在一些琐事方面则是传统得近乎保守。她为人有时显得比较固执，但唯独对于我们的思想从不横加干涉。从小家里便有很多书供我们阅读，我小学时读四大名著，乃至《三言二拍》，初中时读莎翁全集，高中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母亲从没有那种“因噎废食”的态度，认为其中有“儿童不宜”的地方而禁止过我；她有时会提出一些方法论的观点供我参考，即如何从思想性、艺术性等不同的侧面去看待同一部作品，从而得到一个全面的综合认识。更多的时候则是听任我自主地去阅读和欣赏，而后再与我共同探讨书中的观点。在每个人都必然经过的“叛逆”的青春期，我的方法便是好做翻案文章，现在想来不外是年少气盛的缘故——想用自己的眼光和声音去看待和解释世界，但那时往往被持重的语文老师引以为忤，讶然于我的论点之偏激过火，询之于父母。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母亲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于我。我想在这一点上母亲的做法深得伏尔泰的精髓：“我虽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拥护你说你话的自由。”
思想上的放任并不见诸行动上，这可能是妈妈的又一层聪明处。长至今日而德行无亏，应该说是可堪欣慰的了。而我等行为上每有小错也绝不姑息纵容，是妈妈做人力求完美的又一佐证。她总是希望我们各处都出类拔萃。
母亲自己是很出类拔萃的，这倒不是出于一家人的私心而刻意说的溢美之词。儿女三人分别继承了父母身上不同的特质：大姐踏实而勤勉；二姐机灵且认真；我呢，应该说是聪明却懒散。而我们都缺乏母亲身上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文学上如此，她获得了自己应得的成功；生活琐事上如此，有时便近乎于“一意孤行”。南迁杭州后，居处暂时稳定，她便开始鼓捣房子装修事宜。住进来十二年余，前后大装修三次，局部小修小改更多，靡费时间、金钱不可计数，还乐滋滋地说这也是一种创造的乐趣。可怕的是，在这一点上她很容易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今天听这个说如此如此好便决定如此实行；明天听那个说这样更佳就打算这样照做，单单不听我和老爸的意见——当然了我们也不经常有意见，唯一的意见就是“别费那事”、“少折腾几下”，这个不入耳，老妈不会接受。一部作品完成付梓之际，经常是她摩拳擦掌准备在家里大干一场之始。小到改做沙发、安装热水器，大到敲掉一面墙壁打通阳台，她很少有让自己闲下来的时候。一次进我的房间里巡视，照例不满于我的貌似零乱而实则井然的局面，嘴里嘟囔了几句后蹦出来一句：“给你的房间添个大衣柜吧！”我随口应了一声，以为她也只是无心快语——第二天下班后便看见三位民工拉着一个两米来高的大衣柜上我家报到！为了把这足有三百斤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做的柜子搬进三楼我们家，三个工人加上我和我爸用了整一个小时，各自手上脱去一层皮。等老妈回家我便埋怨她：“你买了个什么柜子？铁打的？”她充耳不闻地直冲入我的房间，爱不释手地欣赏那个大家伙；“怎么样？好看吧？”转过头眼里全是陶醉，我和老爸相视默然。吾妈做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这样，家中大小事均由她定夺，我和老爸两人乐得做甩手掌柜。因为她很有主意我们就没有主意，因为我们不拿主意她就更有主意。这一习惯由我爸“始作俑”，历经大姐、二姐至我而发扬光大。曾经一度也想创造出某种民主的氛围，终因积习已深，回天乏术，而只能任由潮流浩浩荡荡。究其根本，全在我爸的姑息与纵容上。
照我想来，比妈大了整整八岁的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而对我妈呵护备至的，这样一来“娇妻”也就成了“娇气”，虽则照字面上的理解妈离那两个字差得很远，但是对照两人间的关系可知一点都不为过。日常生活中爸妈也会为了小事争执，天性耿直的爸爸有时免不得为自己辩上一番，而妈妈则是必然的“常有理”，无论原因如何，无论过程怎样，结果必然是爸爸乖乖地按照妈的指示去做。正如我二姐夫一语道破的天机：“妈有令，爸则行。”信哉斯言！
一不留神已经啰里啰唆地说了这么多，差不多也该收尾结束了。信笔由缰地写下的全是脑子里不断迸出的想法。对于母亲给我们的养育之恩，我没有讲很多。我只是想，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我希望我能够做父母，而父母是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他们曾给予我的关爱报答。
4.文玲掠影
何镇邦
认识叶文玲，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读她获奖的短篇小说《心香》时。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从内心到容貌都美极了的哑女的悲剧故事，写得凄美，文字也好，读了让人为之心颤。记得老评论家、鲁迅文学院院长，我的上司与挚友唐因对此小说极为赞赏，并著文评论过。
当然，读《心香》只是同叶文玲的神交，真正见面并且有了较深入的交谈乃是迟至1986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叶文玲的哥哥叶鹏以及她的丈夫王克起都是我在复旦中文系的学长。1957年的那场“反右”运动，叶鹏被错划为“右派”，掉进命运的深渊;他的同班同学王克起也因为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牵连，最后一起被“发配”河南教小学和中学。1986年5月底，潘旭澜先生借八十一周年校庆之机（从上海解放起，复旦大学就把上海解放的日子5月27日定为校庆日，百年校庆之前又恢复到每年的9月下旬），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把一批校友邀请回母校，其中就有叶鹏、王克起，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叶文玲则是作为家属和著名作家被特别邀请与会的。就是在那次回复旦的聚会中，我同叶文玲见面了，不仅在复旦盘桓数日，而且会后一同应邀到苏州大学讲课，因此有机会作了较深入的交谈。
从交谈中我才了解到，1957年夏天，她受哥哥叶鹏的牵连，被取消一所重点高中的入学资格，辍学务农。后来，经叶鹏介绍，叶文玲同叶鹏的好同学王克起结婚。结婚之前，她是没见过王克起的，于是她那年到王克起的家乡青岛同王克起结婚时，是凭着手中拿着的一张相片在青岛港码头找到王克起的。后来，她就跟着王克起到了他任教的河南，相夫教子，一边当工人，一边当家庭主妇，一边还坚持业余创作。直到“文革”之后，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被调到河南省文联当专业作家之后，还是一方面是五口之家的家庭主妇，一方面又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多产作家。后来，她成名了，仍然辛勤地耕耘，一本书一本书地写出来。可以这么说，三十余年来，四十五本书，一千多万字，就是靠着她这种韧劲，这种拼命的精神，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出来的！
自从在复旦校园见面相识以来，文玲一直把我视为“兄长”，我发现她重情义，又豪爽，凡是求到她的事，她都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并完成得很痛快、很出色。20世纪90年代末，我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编了一套《中国当代女作家情感世界散文丛书》，打电话约文玲加盟，她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在约定的时间内把编得整齐、利落的书稿寄来，不用我再费什么心，这就是2000年1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女作家情感丛书》之一的《素心如简》。后来，我应友人之约，主编一家公司的企业报《长城润滑油》，上面有一版文学副刊《清水河》，文坛不少名家为之撰稿，同文玲打了个招呼，她也源源不断地把她的精美的散文稿寄来。这些支持，都使我十分感动。
叶文玲是位办事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人，也是一位虚怀若谷、十分谦逊的人。她在创作中自然有她的坚守与追求，而且这种坚守与追求可以说相当执着。她同所有作家一样，也十分看重自己的作品。但是，她善于接受人们对她的作品的批评，也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就前不久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她的长篇小说新作《三生爱》研讨会而言，与会者既充分肯定它视野开阔，观念更新、坚持对美的追寻与发现、语言诗性化等等长处，也一一指出它的不足，诸如对世界各地风光的描写仅止于一些客观的描述，缺乏心灵化和风俗化，因而同人物的形象创造、故事主干有些游离等等。对于与会评论家的批评，她不仅认真虚心地听，而且进行严肃的思考。一个已有近半个世纪“创龄”、著作等身、名噪文坛的作家，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意见，并加以吸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就此一点来看，叶文玲的创作的确是走向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