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奔走的老尤
宋宁
前些日子，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突然神秘兮兮地跟我说：妈妈我知道你跟爸爸是怎么相遇的了。她话语和表情都好认真，着实吓了我一跳。我赶紧追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快说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她笑了笑，立马单腿点地跪在地上，双手高擎，做了一个经典故事里王子向公主求婚时的标志性动作。我松了口气，这是动画片看多了，“中毒”太深了。
女儿的话虽然没有当真，可我的心还是不由地震颤了一下。她的话把我带回了二十六年前那温馨又难以忘怀的时刻——那是一个女孩在成长的历程中，由于角色的转换而带来的爱与哀愁，那怅然若失的淡淡的忧伤，至今都挥之不去……
今天是2011年11月2日（2011.11.02），有人注意到：这个日子将是现今人所能经历的最后一个完全对称日。
弥足珍贵呀。于是在这个平凡又不平常的日子里，我盘点一下我们的生活，感慨无限。相信谁家的日子都是一天天过的，但一旦需要落到纸上，内容却是庞杂的，甚至不知从何说起。吃喝拉撒睡谁能离得了？虽然某些时候某些做法有点不靠谱、不着调，但这首锅碗瓢盆交响乐基本上是和谐的，也是很热闹的。
许多年以前，一位作家朋友当着我老母亲的面夸我，年纪轻轻，小说写得不错。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哎呀，你没看她的老师是谁呀！”接下来我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忙加以制止，晚了，还是没捂住。“要想会，跟着师傅睡。”话糙理不糙，是句大实话，别人这样说可以，可实话经由我母亲一说，效果就很搞笑。由此类推，老尤的侧记由我来写，有些不大对头，大家的期望值太高，写好了不太容易，写不好就会贻笑大方。他看出了我的忐忑，说你以前不是写过嘛。写过？我从来都没有写过他，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他说怎么没写过，《不老的老尤》啊。我努力想，还真让我想起来了，那是二十年前在胜利油田采访劳模尤顺起时写的专题报道。你看他糊涂到什么程度，硬把别人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了。
二十六年前能与一个年长自己二十岁且离异的人，从相知、相恋到相伴，那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脸皮厚的精神。乱讲），总之，胆是够大的。好在他这个人好脾气、好胃口、好伺候（连续吃二十四顿面条不草鸡），简单就快乐，不强求完美。人，还不都是为了苛求才挑剔，那样势必搞得大家都不快乐，没有回旋的余地，很紧放不开。他的豁达，带给我们家庭的氛围是宽松的、健康的。有数据表明相当数量的人做不到这一点。男人，就是那个生活起来很难的人。婚姻是女性的第二次投胎，两性关系是世上最复杂最微妙的关系——默契之后再有适度的忍让与慈爱，这是多少女性朋友孜孜追求的目标呀。我感谢他的合作，他给了我一个稳定踏实的环境。得之我幸，这也使得我由一个爱说乱动的傻嫚，逐渐懂得了什么时候不开口说话的“学问”。我这么讲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正相反，人，正是因为某些不致命的缺陷才显得可爱。一个太完美的人我想一定会乏味到了极点。而现代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无趣。想当年，正是他的诙谐幽默吸引了我，当然还有为人处世的真诚与宽容。那段时间，他帮我看小说，于是有了交往。本约好了谈小说的那天，父亲去世了。对于病重的父亲虽说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还是痛苦万分、六神无主……我不知为什么打电话给他，他说他马上来。急忙赶来时，父亲正被从屋里抬出。父亲的遗体被雪白的白布单覆盖着，隔着单子他们翁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相会”，那一幕给他印象很深，感触也很深。他当时的心情是若干年后有了女儿一朵后才对我讲起。他说自从有了一朵，他感到自己任重道远。世上的父亲对女儿最挂心，最重要的是希望找一个好夫君，所以西方才有女儿结婚由父亲挽着女儿交给新郎的习俗。他说由一朵想到你，我觉得对你不错，每当因某件事对你不能容忍时，便想起了当时“送”你父亲的那一幕。那时，他已不能对他的女婿说什么了，如果灵魂还在，他一定会讲希望我善待他的女儿，想到这也就“让服”你，不计较你什么了。
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生活是比较落魄的，没有住处，如“丧家犬”一般四处借住，不断地搬家，好在家当不多，装吧装吧，自行车就载得了。后来，单位里给他解决了一住处。与另一名男青年组成“团结户”。不久，那青年就把婚结在了那里，也不商量，就把原来合用的卫生间挂了锁。按理说这是不可以的，你娶媳妇怎能剥夺别人“方便”的权利呢？他完全可以据理力争或者找领导讨说法，但他都没有。但实际的问题总是存在的嘛，别说他还真是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人家能骑着自行车去一里开外的火车站公共厕所。有一回，我去他那里，正撞见他推着车子往外走，十万火急的样子，他丢下一句：我去火车站很快回来，去屋里等着我。我一时没转过神来问：去接人？哪儿啊，上便所。
我跟母亲谈及此事，她直说：“这人好‘轧伙’，值得交往。”应该说我和尤凤伟能走到一起，母亲的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之前，她可是整天给我洗脑袋的：女孩子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五四三二一一大堆清规戒律。父亲去世那天，凤伟给我的钱，她都一再嘱咐找个适当机会还人家，女孩子不能随随便便要别人的钱。正是母亲的网开一面，使得我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我们聊得很投机，差不多每次都是坐末班车回来，母亲很担忧我在路上的安全问题，告诉我如果太晚了就别回来了。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一次竟然还跟我开玩笑，说：不信猫守着鱼头能睡着觉？这有点离谱的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凤伟对我妈特别好，细心的程度连我都自叹弗如。因他六岁时就失去了母亲，“妈”字叫不出口，所以就一直没改口，我女朋友知道后，决定帮我摆平。正巧，那天几位当事人都在我家，她们当着我妈的面，非要让他开口叫妈，他虽然怯怯地但还是开不了口。那几个闺蜜可不是省油的灯，个个能文能武，三下五除二，就要动真格儿的了，他喏喏地说：多少年了，我真叫不出口。我妈也沉不住气了，帮他解了围：放过他吧，只要心里有，比什么都好。我妈的确说了句实话，谁对她好她心里清清楚楚。那些年，我们经常把我妈接来住上一段时间，逢年过节那更是铁定的，就连我在美国那段日子里，他也是把我妈接过来，让我小姐姐一起过来照顾我妈。我姐讲，老尤照顾咱妈真是尽心，每顿饭都顾及到她的牙口。饭后，还陪老人打麻将，老尤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打麻将的。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母亲过的最舒心安逸的日子。母亲去世后，他又“出资”，先后几次去威海，在亲戚的帮助下，让父母落叶归根。父母的墓地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海边，在那里，辛劳一生的老人的灵魂一定会得到安息的。
日本当红女剧作家向田邦子在她《记忆中的扑克牌》中，谈人生有很多感慨。她说，人生的邂逅像牌友般，捉住片刻玩个尽兴是重点，会不会长久就要看天命了。为男人找出可爱之处，好好爱你现在的男人，比寻寻觅觅还重要。
生活中，凤伟的信条就是宜粗不宜细，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事情总是一体两面，一个十分精细的人量小易盈，总想着现世报很容易沦为俗气，而苏东坡说过“俗士不可医”。为人是这样的，为文也是如此。刻意追求的结果，往往使作品显得造作而僵硬，甜俗又是艺术作品最大的顽敌。文到深处，那已经不是文字的铺排，而是心胸的展示了。想到这些，生活中他的“陋习”我也只好统统打包接受。有时你站在他的立场上想想，就会体会到他的不易：作为作协主席，他需要处理行政上的一些事务；创作上这一块，一些业余作者的稿子一摞一摞地等着给指点。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像枪攮着腚一样蹿来蹿去。幸好他的心态很好，能出能入。这对他的创作非常有利，在体力上也帮了他很大的忙。创作《中国一九五七》之前，他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那段时间他的创作状态非常好，写得异常流畅。由于减少了刻意的雕琢，反而多了一些大气磅礴的感觉。那年，正值大片《泰坦尼克号》上映期间，我帮他打字的时候，耳朵里就放着《泰坦尼克号》的音乐。席琳·迪翁那颇具磁性的嗓音很好地诠释了人们在灾难面前面对生生死死爱恨情仇难如人愿的如泣如诉的感觉。键盘在走，我脑子里幻化的是书中那些青年学生的形象……往往是字还没有打完，我已泪流满面，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很可惜这部作品还没创作完，我独自去了美国。在美国我心里放不下，依然关注这本书的进展情况。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种种原因被多家出版社婉拒，最后还是有胆有识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出版的当年就被小说学会评为年度排行榜长篇类的第一名。这条消息我还是在当地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上得到的。那时，在异地他乡最想庆贺的方式就是怎么能够得到它。刚好我的一个同事回国，绕了半个中国，他把书寄到了贵阳，又绕了半个地球才到了我的手中。手捧万里迢迢捎来的书，一口气读完。心情澎湃，夜不能寐。我毫不掩饰对《中国一九五七》的赞美，因为首先它把我感动了。试想，一部自己都打动不了的作品，还指望打动别人吗？
2004年他认为有两部作品比较满意，一是《色》。《色》原来不叫《色》，叫《樱桃满树》。写企业经济制度改革的事，是当年最敏感的话题。应该说《樱桃满树》更贴切一些，只可惜那年有部电影叫《樱桃的滋味》，就放弃了这个题目。凤伟这部作品写了一年多，作品进行到三分之一时，我从美国回来了。他专程到上海来接我。这是我出国五年零三个月后第一次回国，见面时复杂的心情自不必赘述。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到上海。他陪我在外滩转转，虽是游玩，他也不时地停留在他的作品中。最初听到《樱桃满树》时，我还随口说到是写果农的吧？因为以前他写农村题材比较多，即使是写到英雄豪杰、乡绅逸士、土匪奸夫、抗日志士等，其场景也多半是在村里转悠。待到看了完成的部分，我有些惊喜，心想你“土包子”终于是进城了。这是一部纯粹的都市题材的作品，而且是那么近距离地触及到当下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以至于某些事件都先于《焦点访谈》。缜密的叙事风格使得他的这部作品写得很辛苦，但他这个人有个好处，别人的话他能听进去。你毕竟是刚进城，腿上的泥巴还没抖净呢，时尚女孩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干什么一时还没把握准，给他提出这些之后，他琢磨琢磨，动动脑筋还真弄得有模有样，很像那么回事儿。连编辑都诧异：老尤还蛮时尚的嘛。对于写作的事他是一丝不苟从不马虎。他拿写短篇的态度对待长篇，进展很慢，有时一天还糗不出五百字，每当遇到不熟悉的专业问题他都想方设法找相关部门加以廓清。我们的一朵也正是这段时间的产物。她是这部作品的副产品，是搂草打兔子时的杰作，是父亲的闲来之笔也是神来之笔。当然，也是对我们十八年来美好感情的一个诠释。
《色》在创作手法上也与以往有点不同，力求大写意。既不太露，也不隐藏，是什么就是什么，尽量避免戏剧化，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使人看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这一点看似平常，实则真正做到很难。多少次，我们相对而坐，他闷闷的样子，我就知道他的写作又处于瓶颈状态。果不然，他叹道：“要想写得热闹点很容易，简约有韵致却是很……难。”
我问：“有生孩子难吗？”答曰：“差不多了。不过你肚子里有，而我肚子里空空。”
2004年，他有过两次酣睡的经历。一是三十八万字的《色》完稿后；二是女儿出生，母女从医院平安回家的当天。十天，他一人顶着，尽职尽责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