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人生神往的是大海。大海的特点是它的变化无穷，它的宽广无际。变化无穷则多姿多彩，永不重复，让人百看百听而不厌；宽广无际则可容纳百川，让人心胸开阔开朗而不窄。王蒙为社会的种种问题而焦虑，但在这焦虑中他也游戏。王蒙景仰崇高，但也同情凡俗；王蒙喜欢单纯，但又知道事物的错综复杂；王蒙不主张“过”，但也认为“不及”是缺陷；他强调文学的社会性，但又认为文学的审美性是不可或缺的；他认可美声唱法的优美，但也认为流行唱法也不错，那如诉如说似歌似话自有韵味……在王蒙那里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诚如他自己所言:“戴上桂冠的也可能是狗屎，扣上屎盆子的也可能冤枉”，“任何人试图以真理裁判者、道德裁判者自居，以救世者自居，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不要随便相信他”。跟王蒙在一起是愉快的、轻松的、有趣的、长见识的。有一次，大概是苏联解体不久之后，他站在我的书房里，对着他的朋友王燎和我说，哎，现在怎么没人再唱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流行的那些让人心醉的苏联歌曲呢？随后他就哼起了《喀秋莎》。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被他的歌声填满了。
他的妙论会使一个严肃的会议变得轻松，在钟敬文先生的九十五岁的祝寿会上，前面的人过多的介绍和客套话给人以沉闷之感。这时候王蒙说话了，他说钟老是“仁者”，为仁者寿。他说钟老能长寿，且生活质量如此高，是因为他是一个厚道的人、淡泊的人，不想整天整人的人。他说有的人整天想整人，就经常发怒，发怒会使人身上分泌出一种毒液，老发怒，老分泌毒液:毒液积累多了，肯定损害身体。钟老长寿是因为他的和气、厚道而导致身上毒液少……他的奇谈怪论引起了热烈的掌声。碰巧的是过了几天，《参考消息》登了一条与王蒙的“长寿理论”相似的医学消息。他的记忆是超人的，有一次几个人一起吃饭，不知怎么谈到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他竟然能把启功先生1978年六十六岁时所作的《自撰墓志铭》背出来:“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那滔滔不绝的样子，嬉皮笑脸的样子，笑容可掬的样子，像一个调皮的小学生。突然他的笑戛然而止，正经地议论说:一个能自嘲和幽默的人，是他有力量和有活力的表现，是不容易的。然后他又开始另一个新鲜有趣的话题，这时可能是一条令人焦虑的消息，或是一个令人捧腹的故事。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风趣随生，幽默常有，著作等身，作品照发，拿得起，放得下，放得开，收得拢，上得去，下得来，想得飘，务得实，当作家，做研究，发还黑，步仍健，子与孙，一大群，朋与友，常相聚，王蒙没有白过六十春秋。
3.我所不认识的王蒙
余华
写完上面这个题目时，我才发现自己是第一次书写“王蒙”这个名字。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个名字经常从我的嘴里出去过，而用手写下来则是刚刚发生的事，我突然感到这个名字陌生起来了，尤其是那个“蒙”字，让我犹豫不决，我总觉得可能是写错了，可是我又找不到一个更准确的“蒙”。
仔细一想，我对王蒙的认识也同样如此。在此之前，我几次去过他家，也在其他的场合和他一起胡说八道，他那张严肃的脸经常出现大笑，由衷和幸福地大笑。他是前辈作家中为数不多的让我感到轻松的作家。他谈吐风趣，而且分寸适当，这并不是说他说话谨慎，而是指他叙述的能力，他总是将话说到恰到好处时停止。事实上，我觉得他有时说话也不谨慎，虽然他有过很多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但他从来都没有不是作家的时候，所以他经常像王蒙那样大笑，像王蒙那样信口开河。和他的作品一样，他的激情常常呼之就出，从我最早阅读的《夜的眼》，一直到近期的三个《季节》，在那些一气呵成的句式里，我看到一个作家始终饱满的激情，如同杯中盛满之水，似乎就要溢出杯外。因为叙述上控制得好，又永远是滴水不漏。王蒙是否文如其人？
何镇邦为山东《时代文学》主持一个“名家侧影”专栏，要我写这篇短文，我觉得自己是滥竽充数。我想起去年，在王蒙获得民间的“爱文文学奖”时，王朔走上讲台随口编出的贺词里有这样一句话:我是没有资格在这里议论王蒙的。
我觉得自己也同样没有资格。原先这篇短文的题目是《我所认识的王蒙》，可是我每写下一句话都要问自己:我还知道什么呢？越往下写，越是发现自己对王蒙知道得太少。何镇邦要我起码写两千字，如果我真的写到两千字，我担心会发现自己其实对王蒙一无所知。所以我决定将这篇短文的题目改成《我所不认识的王蒙》。
4.近看王蒙
何镇邦
这些年来，我有许多机会就近观照王蒙，但是一直没有为他写点什么，研究性的，批评性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统统没有。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我既不像一些理论家希望通过对作为部长的王蒙连篇累牍的“论”以至写出一部厚厚的专著而希冀得到什么，也不像某些左视的先生们那样不惜用大字报式的文字来“批”作为作家的王蒙而想捞到什么，于是就闭上了嘴，搁下了笔，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写。但这一次，为了我主持的专栏的补白，就不能不写上一篇了。
在同王蒙不短时间的交往中，我觉得他除了才华横溢、机趣睿智、妙语连珠外，最重要的是对朋友、对同志的真诚。无论是当部长、当中央委员，还是当一个普通的作家，他都是平等待人，真诚待人。
记得1985年春天，中国作协“四大”刚开完不久，王蒙作为抓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找创作研究室的几位研究人员一起聊创作情况。一位同志在说到寻根文学时谈到文化小说、大文化等当时看来颇为新鲜的概念，王蒙插问了一句:什么是文化？于是那位同志滔滔不绝地说起她所了解的“文化”的概念，有点玄，于是王蒙笑着说:行行，我明白了，您所说的是大文化，吃、喝、拉、撒、睡都算在里面……一下子把大家逗乐了，原来有些拘谨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了。大家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王蒙不时插话，谈得十分融洽。这就是王蒙，只要他到哪里，哪里的思想就活跃起来，气氛就融洽起来。
1985年以后王蒙当了文化部长，比较忙，我几乎不怎么找他，一方面没什么事可找，一方面也不想求他安排个什么位置。但1987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工作之后，却常有一些事非找他帮忙不可。一般说来，只要他做得到的，他都认真办。到国家教委备案以便成为进入系列的正规高校，是关系到鲁迅文学院发展的大事，于是我想到作为部长的王蒙。我们起草了一份给国家教委的正式报告，请王蒙转交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于是在1987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同鲁迅文学院两位年轻的同志来到当时还住在虎坊桥作协宿舍的王蒙家。他虽然十分繁忙，还是腾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接待我们，不仅答应转交报告，还指导我们对报告进行修改，并想办法做李鹏的一些工作。后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方案暂时不成功，但李鹏给王蒙回了一封信，他还特意复印了一份通过秘书转交我们，有个交代。关于鲁迅文学院办学的问题，王蒙一直十分关心，到了1989年春，还提出把鲁迅文学院的行政领导权(包括人事、财政)划归文化部，业务上由中国作协指导的联合办学思路，还指示当时分管教育的副部长英若诚过问此事。鲁迅文学院有关人员还同英若诚接触了几次，讨论具体方案。可惜由于1989年春夏之间的政治风波，一切都有了大的变化，此事也就没有下文了。但对于鲁迅文学院的发展前途，王蒙是关心的，也是尽心的。
王蒙对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的支持也是不胜枚举的。对为了落实他倡导的作家学者化而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两期文学创作研究生班以及常年举办的文学创作进修班、研究班等，他不仅关心，且每期都抽空授课。有一次还由他牵头，组织了首都一批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为各院学生举行系列讲座，轰动一时。王蒙每次到鲁迅文学院讲课，都不是一般性地谈创作，更不是应景敷衍一下，而是认真准备，有一个颇为引人注意，信息量大，有新见解的话题。例如有一次讲的题目是《小说的可能性》，很有学术性，我们根据讲课录音整理成的文稿，还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在大学的学报上发表过。
说到王蒙的办事认真、平等待人，还不能不提到他1996年春天接受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颁给他的第二届“爱文文学奖”的事。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是一家民间创办的文学机构，是我一位学生主持的。创办几年来，由于认真地办了几件实事，诸如每年评选颁发“爱文文学奖”、编辑出版“爱文文丛”以及《中国当代文艺家辞典》《中国百科专家人物传集》等，在民间颇有声望。我由于难以推卸的责任，被聘担任这家民间文学院的名誉院长。这件事虽然给我带来不少麻烦和飞言，但还是乐此不疲。评选和颁发“爱文文学奖”，是爱文作家文学院每年要办的一件大事，我自然要过问并全力以赴地投入。1995年春天，当我们把首届“爱文文学奖”授予著名作家张承志并在新疆驻京办事处的小礼堂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颁奖仪式后，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1996年春天，我们照例进行第二届“爱文文学奖”的评选和颁发工作。经由袁鹰、李国文等十数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组成的评委会的评选，确定王蒙为第二届“爱文文学奖”的得主。开始，我们还担心他不乐意接受这项民间的文学大奖，于是请一位青年作家去探了探口气，得知他对此表示出一种出乎意料的热情后，我才同他进行了接触。之后，王蒙不仅以获奖者身份被动地接受这个奖项，还主动地参加了颁奖仪式的各种准备工作，还抽时间到北京东郊一个不容易找到的北京爱文作家文学院的办公地点巡视，并对爱文作家文学院的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在颁奖仪式上，他表示在曾经接受过国内外几十种文学奖后对接受“爱文文学奖”这个民间文学大奖的重视和喜悦。这一切，都给我和爱文作家文学院的主持者很大的鼓舞。
我同王蒙之间，属于工作上的交往并不多，我们之间的来往大多属于朋友之间的私人交往。我同王蒙，无论是在文坛和社会上，就地位、成就和知名度来说，都不是等量级的，我们之间照说有很大的差距。但由于我们之间的交往不带任何功利性目的，于是很坦然。我们是朋友，于是就是平等的。在他面前，我丝毫没有在当权者面前常有的压迫感、局促感，而是感到从容、自然、融洽，可以随意谈笑，也可以随意神聊。我们之间的交谈，常常是无主题的变奏，也都是属于“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那种自然式的。于是，这种神聊，这种交往，带来的是相互的愉快。
正因为如此，我愿意保持同王蒙这种朋友之间的松弛的真诚的关系。尽管有的权贵提出警告，也不去理睬他，我照样到王蒙家里去，敲开他家那扇红色的但已不崭新的大门，在他那不大但舒适的客厅里聊天，到他家餐厅里喝他夫人崔大姐精心调制的并不坚硬的稀粥，或者，同他们夫妇结伴而行，到外地去“走穴”，参加一些地方性的民间文学活动。于是，我更深入地了解到一个作为作家和平民老百姓的王蒙。
从这种朋友的交往和较深入的了解中，我感受到王蒙家庭中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也发现王蒙事业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家庭营就的良好的小环境。
王蒙的夫人崔大姐是位心地善良、宽厚待人、细心周到的老大姐。她不仅悉心照料着王蒙，也关心王蒙身边众多的朋友们。我的孩子有病，在家休养。有一次我们一同到外地参加活动，我把这个孩子带去了，路上患了病，是崔大姐一路上照料他。七八年来，她一直关心着这个患病的孩子，很让我感动。崔大姐不仅是位贤妻良母，也是位未被认识的作家。她从学校退休后，不仅主持家政，而且写了不少东西，其中不仅有关于王蒙在新疆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传记性的记述，还有一些以王蒙的署名发表的短篇小说。她的文字雍容大度，亲切动人，真是文如其人。有一次聊天，王蒙说，我如能从他的文集中把崔大姐写的小说辨认出来，辨认出五篇请我吃“肥牛火锅”，辨认出三四篇请我吃烤鸭，辨认出两篇则在他家里吃便餐，当然，一篇也辨认不出来就倒请他们夫妇一顿。由于工程浩大，近年来杂事缠身，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从头至尾地翻阅《王蒙文集》，赢他一顿“肥牛火锅”。但是，他家的并不坚硬的美味稀粥倒是不必打赌就可以随时享用的。
关于王蒙的话题倒是可以再聊下去。这篇补白性的文字已经写得不短了，到此打住吧。我倒是愿意表一个态，我不满足于同王蒙聊天，还想认真读一下王蒙的作品，做点研究，尽点评论者的责任，也写上那么一篇不太长的但是有我的真实见解的《王蒙论》，也不枉同王蒙交往这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