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偶感
汪曾祺
偶感：大有大的难，群公忌投鼠。国事竟蜩螗，民声如沸煮。岂有万全策，难书一笔虎。只好向后看，差幸袴余五。非我羡闲适，寸心何可主。华发已盈颠，几番经猛雨。尚欲陈残愿，君其恕愚鲁：创作要自由，政治要民主。庶几读书人，免遭三遍苦。亦欲效余力，晨错昏积寸楮。滋味究如何？麻婆烧豆腐。
2.关于猫
林斤澜
老年的日子本来不多，还偏偏过得飞快。再加上劫后匆忙，随便说件什么事，都非十年八年不可。
这里说的不过是平常写作中间，遇上一只猫的零碎谈话，构不成一个故事。却也要从十五六年前说起。那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从“三突出”的死胡同里钻出来不久，坐火车到东北去参加个笔会，车上自是闲聊的好机会，我跟曾祺说起一只猫来。
一个独自在外过日子的老头，养了一只花猫相依为命。老头住一间平房，没有天花板，花猫无聊了，或是逗老头玩，或是上房梁房柁抓抓挠挠地淘气。“文革”到来，“反修”“破四旧”，砸花盆抓猫狗，接着“打派仗”，花猫给编进“火猫阵”——尾巴上拴上“爆仗”，一齐点着，众猫没命地冲向“敌人”“堡垒”……
“火猫阵”来自“火牛阵”，“火牛阵”诸葛亮时候出过名，考证起来能上到春秋战国……泱泱大国，悠悠深渊。
几个月后，花猫忽然回来，皮毛破碎如破衣烂衫，北京叫“掉渣儿”。我老家土话叫“挂零落”。花猫钻进平房，立即上房梁，蜷在房柁阴影里。老头叫唤不下来，设法接近，只见竖毛、露齿、弓腰、张爪，两眼圆睁，凶光闪闪。老头心里一咯噔：莫非疯了！
老头凑了一盘鱼腥，放在地上，自己退到门外，从门缝往里张望，只见花猫箭一般射下来，一嘴叼上鱼头，“索溜”上了梁，按着鱼头大口咬小口咽……老头暗自叹息：不认得人了，可认得地方，慢慢来吧。
我说完了，曾祺没有作声。
过了一两年，我们又随着一个笔会，坐长途汽车穿过四川腹地。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地区宾馆里，照例还是“苏式”建筑，空荡荡的廊道，大而无当的卫生间，现代设备欠缺维修，浴盆热水管生锈，马桶漏水，电门不灵，我们枯坐大沙发。曾祺问道：
“你那个猫，还没有写吧。”
“没写——不知道怎么写好，还没有主意。”
曾祺略略思忖，说：“就照你说的那么写。”
当时我想：这是个普通的回答，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都可以这么答复的。我没有再说下去，开始琢磨起我的猫来，曾祺也没有再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他也在琢磨着一只猫，他的猫。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应南京《钟山》一个专栏之约，写了我的猫，六千字左右的短篇，题目是《紫藤小院》。主要在老头身上“延伸”了上下文，净是“文革”遭遇。
刚印出来不几天，我到曾祺家去，一见面他就连声说：“写坏了，写坏了……”
我纳闷：怎么立刻看了？平常，他看刊物可不忙。
我还没有回答什么，他又缓和了说：“再写过，以后，以后再写过……”
曾祺自己有时候是这样的，放放，再写过。当时有别人在座，不明就里，把这个话头岔开了。
我好像立刻明白，这“写坏了”坏在哪里。原来动人的是猫的疯狂，现在却叫老头子的七七八八占了位置，岂不是喧宾夺主！这个宾若有光彩，倒也罢了，算作改换门庭吧。生活里感动我们的东西，就是写作的灵感，好比闪光好比黄金。这个宾若没有光彩，不论贵贱在写作上都是黄土，黄土它会埋汰黄金的，这才糟糕。现在常听见叫喊水货、掺水、水分太多也大体是这么个意思。
像这些感想，日常交谈，不用特别盘问。
这篇《紫藤小院》读者反映不错，有的同行将它归到较好的作品里。我还是喜欢不起来，憋着再写过。
当真再写了，题目叫《中间》。很怪，也不好明白，想随便叫个“花猫”，最终也没有改它。这回写了猫，也还有老头，竟再添个造反女将。三者的命运都折腾到半疯狂，在疯与不疯中间凑合活着。
共三千来字，比前一篇少了一半篇幅，却多了个人，多了“中间”——都说不清的状态。也许“宾”更“喧”了，也许“黄土”更“埋汰”了。为什么反倒这么改写呢？我有我的“心得”。对自己的“心得”不怀疑，只怕是“得心”不“应手”，因此放在抽屉里。放了两三年吧，又到四川走了一趟，欠下了人情，就拿给他们了，这是后话。
发表以后没有听说什么，也没有拿给曾祺看，为的这中间又有件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五色土”北京晚报副刊提倡小小说，组织北京作家带头写稿。汪曾祺写了一篇，题名《虐猫》。这个专栏先后发到一百篇告个段落，收集出本书，我帮专栏张罗过一阵，叫我写序。序言中以为百篇之中，《虐猫》堪当卷首。
《虐猫》字数才八百左右。写“文革”时候学校“罢课闹革命”，三两个小学生结伙玩猫，玩得刁钻古怪，好比用粘胶把啤酒瓶的铁盖子，粘在小猫四个爪子上。猫不但不能蹦跳，连在平地上走也要跌跤。街上开斗争会，把人“挂牌”“坐喷气式”，把人追得从楼上跳下来或是将谁推下来，小孩子要把小猫从阳台上扔下来玩玩……
曾祺说，这猫在他心里七八年了，结果七八百个字打发掉。
曾祺明确主张“写小说就是写回忆了”，这里头有继承，有发展。他始终觉着小说和现实“同步”，全不可能。在他，现实还是“浮躁”。要经过沉淀，去掉“浮躁”——不等同人家说的“烟火气”。他强调说沉淀到像少年时的记忆，才写得自如。他追求美，追求和谐。
曾祺近年见老，身体不如先前。但文章更加平实、稳当。文气更纯，更净。这就十分难得了，有说更“淡”，我看还是在“纯”上更进了一步，写到七老八十的同行，当知此时“进”一丝半寸，也很不容易。
我还想再写我的猫，也想这回写篇“千字文”。但不想，也不能像他的猫那样。现实给我的感受总是复杂，还带来些迷惑。这可以说是基调吧。沉淀不能改变基调，若基调都改变了，就不是沉淀，是改变。感受生活的时候，基调总和灵感一起。人各不同，灵感不一样。这是写作这一行手艺中最本质的东西。
美，各各不同。因为谁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本质”。
各人只能走各自的路。各人的“胜业”能走到什么地步，那是各人的造化了。
汪曾祺家中没有宠物，全家都不养鱼鸟猫狗。
3.他是个好老头
何志云
在北京作家群中，有一个汪曾祺，我们年轻些的朋友都管他叫汪老头，有时干脆只叫老头。我曾经想过许多回：有一天我老了，有年轻的生龙活虎的同行，见我就叫我老头，这一辈子也就不算白活了。
看起来这要求简单得很，其实非常不容易达到，我知道。
据汪曾祺的好友林斤澜先生在文章里透露，汪曾祺是在“马年上元灯节”那天过了他的七十寿辰的。屈指算来，今年他已七十有六。“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么看来，汪曾祺确实老了。
最初见汪曾祺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已经六十开外，被越来越多的人和文章称为“老作家”了。开会请上前排，拍照坐在中间，也常见他带几分尴尬地在那里推辞。我生性怕凑热闹，便始终只在远处瞻望着他，连同围绕着他的那些风景。他当然够得上这样的“规格”，那时，他的《受戒》《异禀》《大淖记事》等小说，早已被文坛瞩目而令他声名鹊起了。但他自己，对此显然一直很不习惯。十年后，他在为自己的散文集《蒲桥集》写“后记”时还提起这件事：“过了六十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近两年逐渐习惯了。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杜甫诗：‘座下人渐多。’现在每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
其实汪曾祺的天性，并不适合在公共场合按正规要求活动的。而在那些轻松随意的场合，就会有一个更自然更率性，因而也更年轻的汪曾祺。
我正式认识汪曾祺是1987年与他一道去浙江桐庐。《人民日报·海外版》组织一些作家去那里访问。除汪曾祺外，同行的还有德高望重的叶至善先生和中年作家韩静霆、韩蔼丽。桐庐是有名的旅游胜地，正值仲春，四处杂树生花、草长莺飞。一行人或坐船在富春江闲逛，或拾级登严子陵钓台，汪曾祺着枣红格衬衣，戴卡其布软帽，勃勃兴致中分外神采飞扬。吃饭时围一桌坐下，也不分老幼尊卑，坐哪里就算哪里。汪曾祺是江苏人，与浙江相去不远，又是文坛著名的美食家，筷子下到盘里，菜还没挟起来，故事已经让我们凝神止息了。叶至善先生祖籍也是江苏，又做了浙江人的女婿，说起浙江的风俗人情，更是如数家珍。两位都酷爱喝绍兴酒，每人每顿饭大抵都得喝一瓶“加饭”酒才能打发。汪曾祺对绍兴酒的钟爱，我至今未见有能望其项背者。我们后来去了杭州，安顿下来后，我去看望杭州的亲友。中午时分，在大街上远远见汪曾祺满脸通红地逶迤而来，跟在一旁的韩蔼丽见到我就叫起来：“你看这个汪老头，说口渴了，买了瓶绍兴酒就这么一路走一路喝！”我想象他拎着酒瓶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边走边喝的样子，觉得他一点都不老，实在是不老。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的地主家庭。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这是略高于“秀才”的功名。祖父有很多田产，但是生活很俭省，他爱喝一点酒，下酒菜不过是一个咸鸭蛋，而且一个蛋能喝两顿酒。他很有人情味，也很有点幽默感。他一直免费为人治疗眼疾。有一回汪曾祺不停地打嗝，祖父忽然把他叫到身边，问：“吩咐你的事情做好没有？”汪曾祺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他吩咐过什么事。祖父哈哈大笑，说：“嗝不打了吧！”汪曾祺的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性情中人。他不但金石书画皆通，又擅长体育，学过几乎各种乐器，至于做风筝养蟋蟀养鸟养金铃子这些玩意儿，在他更是雕虫小技。他画画很有点名声，画室里堆满了别人求画送来的宣纸，上面贴着红签：“敬求法绘，赐呼某某。”他画画只听凭情绪，经常是有兴致作画了，看看红签，说：“这人已经死了。”汪曾祺十几岁起就和父亲对坐饮酒，一起抽烟。他对儿子说：“我们是多年的父子成兄弟。”汪曾祺做人的许多方面，承继的正是他祖父和父亲的禀赋。
十九岁那年，汪曾祺绕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进了西南联大中国语言文学系。有人曾说汪曾祺考西南联大中文系是冲着当时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去的，他则说：“我当时是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到西南联大后，他就一头扎进了沈从文先生的课里。沈先生也很欣赏他，平时不但时常过从，而且连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都给他忘年交般的关照。他们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1988年沈先生去世。
汪曾祺进西南联大不久就创作和发表小说。他那时读了许多翻译小说，例如纪德、萨特，甚至伍尔夫、普鲁斯特，所以受这些作家影响很大。有一时期，他写的小说明显是用意识流手法，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大学毕业后，他在云南、上海等地教了几年书，创作小说也不辍，结集为《邂逅集》。大抵说来，他作为作家的第一个阶段就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汪曾祺的行迹叙述起来就不那么便当，一是时间跨度大、差不多有三十年；二是变化也大，他自己如果来填履历表，恐怕也得写一大张纸。简单说来，他参加过干部工作团，接管过文教单位，当过中学教导主任，编过包括《北京文艺》在内的好几本文艺类刊物，也当过那时许多人都在劫难逃的“右派”。说到这里，有两件事不可不提。一件就是他当“右派”，被下放到长城外面的一个农科所，将近四年。他自己日后很郑重地说：“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另一件事是他摘去“右派”帽子，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他写了京剧《芦荡火种》。“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样进了“牛棚”，忽然上头看中了《芦荡火种》，他就被从“牛棚”里放出来，改作《沙家浜》，有一回名字居然出现在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里，令众朋友大奇。那些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唱的一些唱段，比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就出自汪曾祺的手笔。更好玩的是“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因为这件事受审查，要他“说清楚”。他后来写过一首诗，里面有这样两句：“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其间的滋味可谓是曲尽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