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也是在一个夏天，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主题词为“多元之美”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动情地说：“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西方思想文化界近年来盛行“互动认知”的思考方式，据悉，他们把孔子和老子、庄子、墨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列为人类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六位中中国就占了四位。强调“和而不同”，除孔子以外，老子的道义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的理想是“太和万物”；载于十三经的中国最早的美学着作《乐记》，集“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的学与术之大成；另一部《礼记》，也从礼乐相成的角度，力主“以多为贵”，其达道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凡此种种经典论说，莫不以和谐与发展为追求。“和而不同”因之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影响世界文明进步的文化观念。这一观念也为华文文学带来智慧和器度，即便是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都在同一天空下呼吸，都有特异的姿态，都可以各擅胜场，对于不同的思想观点、创作流派、艺术风格乃至新生事物，此道中人都应该持一种能坚守母体又包容他者的态度。此一文化之脉，如今也如汩汩清泉，潜在地流淌于中华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展开之中。
（二）意识之链
文化之脉又接通意识之链。
细心阅读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作家的意识深处与中华文化的链接。
当鲁迅把中国视为一个革命和和改造的对象时，在马来亚出生的华人辜鸿铭对中国的思考与意识又有所不同。辜鸿铭是上个世纪初少有的对中西两种文化均有透彻了解的学者。正值国内五四精英们大力宣传西方文化时，他却礼赞传统中国文明和儒家学说的优秀。他知道如何运用西方的语言，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弊端进行攻击，说明只有东方文明才在世界上最具有发展的前途。当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被无知、偏见和歧视所笼罩的时候，他力推中国文明的价值，称之为有着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辜鸿铭把精神作为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认为一种文明的成功，并不在于看这种文明是否产生了城市、贸易、汽车和其它物质的财富。对文明的评估，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一文明产生了什么样的人。中国文明的博大，也正是因为中国的君子风度和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灵魂——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从这些男人和女人的个性里，他看到了有着和西方人一样的沉潜（deep），豁达（broad），纯朴（simple），并且还有着他们所不具备的优雅（delicacy）。这几种优良素质的总合，使中国人给人一种温良的印象（gentle），在有“赤子之心”的同时，又具备“成年人的智慧”。他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上，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他通过比较文化的方法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精神的把握和强调，是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放在同一平面加以对照分析。这种弘扬中国传统精神而抵御西方“妖魔化”中国的文化策略，无论从方法论本身还是它反映的社会情绪上，都体现出了某种二十世纪思想界的前沿意识。
中国意识往往哺育着炎黄子孙的心智，启发着华文作家的创作灵感。苏雪林在192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棘心》，是赴法国留学历程的自叙传录，小说题名《棘心》，就出自《诗经·邶风》中的《凯风》一诗：“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和煦的风从南方吹来，抚摸一丛丛枣树的幼苗，幼苗感激地睁开眼睛，思念着辛苦操劳的母亲，《棘心》以刻骨的疚心和长长的哀慕，纪念自己最敬爱的有着刻苦耐劳、敬老爱幼、怜贫惜弱传统美德的母亲，作品似歌似泣地沐浴在博大的母爱之光里。
旅居加拿大的洛夫，在长诗《漂木》中化用李白《将进酒》的诗章，也以“朝如青暮丝成雪”起兴：“朝如青养成雪，发啊／我被迫向一面镜子走近／试图抹平时间的满脸皱纹／而镜子外面的狼／正想偷袭我镜子里面的狈”，生命有“狼狈”之说，时间追逐着一个寂灭，这种人生感悟，与中国古代诗人的生命浩叹遥相呼应。
旅美的白先勇，在《台北人》的扉页上，引录的是中唐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纽约客》的卷首，白先勇又引录了初唐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浪迹天涯，漂流他乡，因时空的迁移、变化，面对沧桑与旷远，不免生发陈子昂式的生命浩叹。空间的迁徙固然是对人生难以应对的困惑的一种回避，但生命仍有无法承受之重，成败难定，得失难辩，尤其在新境中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纠葛更是如此。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包括了九篇短篇小说。在开篇《芝加哥之死》中，主人公吴汉魂赴美拼打六年，刚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然而在博士帽到头之日，恰是他人生悲剧之时。生命之“始”与“终”于同一天完成，倒不是小说家的刻意安排，而是无法逃避的必然。吴汉魂属自费留学，租了潮湿阴暗的地下室一住就是六年，恋人离去，母亲病逝，一连串的打击已不堪忍受。当他学业有成，冲出自囚般的“地牢”，来到地面之后第一次“性”的放纵，竟浑然不觉地跟别人买醉，最后倒在了妓女萝娜的床上。他有意无意地拿生命作了抵押，终于一次性地投入湖中，结束了年轻的自己。我们可以注意作家给主人公起的名字叫“吴汉魂”。这是“无汉魂”的谐音。“无汉魂”并非生来就“无”，恰恰是赴美以后才失去的。学了六年西洋文学，既视祖邦为畏途，又见美国不是理想的天堂，他生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旧“魂”既失，新“魂”不得，一个空壳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成为一种宿命。在另一篇小说《冬夜》中，白先勇为主人公取名“无柱国”，也如“吴汉魂”一样，是“无祖国”的谐音。没有祖国的吴柱国，尽管已是美国大学的资深教授，但他仅仅表面的风光，老伴过世，无儿无女，与外国弟子无法沟通，孑然一身地承受着故国之思的心痛。
我们还不难发现，有的作家引录古诗起兴，喜欢发思古之幽情，浇心中之块垒，启灵感与遐思。如瑞士的赵淑侠《举头望明月》：“翻开唐诗宋词，举目皆是月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满月撩人乡愁，残月陷入孤绝。元曲西厢记里‘云破月来花弄影’，却又把月亮形容得鲜活香艳，一派风流体态。”①① 赵淑侠：《情困与解脱》第109页，台北健行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而有的作家则采取汉语修辞中的“谐音”技巧，可以说是巧用汉字同音异字的特点，以近音表达双关义，既是谐趣的联络，又有隐含的谐音字义，述事精当，耐人寻味。
不独如此，更有一些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甚至在作品的布局、结构上，干脆运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作为叙事方略。旅英的虹影，受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启发，开掘家藏之宝，写了《垂榴之夏》——男有刚、女（镇长的女儿）有烈的现代笔记小说，用她的话说，是“将传统连接现代，有意与冯梦龙、纪晓岚等大师握手言欢。以古今辉映的手法，营造出穿越时光、前世今生的魔幻之感。”①① 参见胡辙：《解读虹影》，《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2期。旅居荷兰的林湄，在其长篇小说《天望》①① 林湄：《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中，由弗来得的传道和荣微云的移民两条线索互动，全书则借助五行之说，分“水”、“土”、“火”、“金”、“木”五大部分，以“水”象征传道者、移民者之漂泊，以“土”象征人在红尘中之污染，以“木”象征枯木逢春之希望，以“金”象征拯救与自赎之淬炼；以“火”象征心灵枯竭的人们所承受之火浴，从而把五行循环相克相生的自然观，融入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求索之道。可见，中华文化思想和审美意识，如此深深潜入了海外华文作家的灵思。
（三）习性之缘
无论是祖辈“过番”下南洋，还是今世“西渡”去欧美的华人，总会装一缕乡情在心间，传一代又一代的连绵。这种乡恋，这种文化情结也可以从作为物的“食文化”中体现出来，化作经常书写的内容。
孔子曰“食色性也”，“食”是摆在第一位的；鲁迅说“先有温饱后有发展”，“食”是人生的前提。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田思有一篇题为“父亲与粥”①① 田思：《父亲与粥》，《马华文学大系·散文（二）》第392—页，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的散文，写于1993年3月。文中提到，那时他的父亲已八十多岁了，仍保持着每天早餐“吃白粥”的习惯——
（每天清早）总见母亲在灶边添柴煮粥，脸庞给灶火映得红彤彤的。有时在干柴爆裂的“噼——啪——”声中，听到屋外鸡鸭的呱噪声，那准是母亲到小寮子捡鸡蛋去了。而我知道，当天父亲吃早粥时，会多了一碟煎得黄澄澄的荷包蛋，父亲经常买了三分钱的马来糕给我当早餐，但他自己和母亲还是天天吃粥。他说这种习惯在唐山祖家就养成了。父亲过番之前，曾干过好几种行业，包括卖熟食。他兴趣来时也可以烧得一手好菜，特别是五香春卷更是他的拿手绝技。但他坚持以吃白粥来作为他日常的早餐，几十年来绝不改变。在日本占领时期，米粮缺乏，他就在海外渔村的内陆自己种谷子，用自己椿出的白米混和着番薯熬成浓粥来吃，就这样挨过了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日子。
“饥者易为食”，如果说田思所写的父亲食粥是因饥饿而养成的饮食习惯，那么，另一位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沈观仰笔下的母亲食粥，已是养生求存的不二法门。他在《粥之糊涂乐》①① 沈观仰：《粥之糊涂乐》，《马华文学大系·散文（二）》第360—363页，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中写到这样的细节：
（母亲）年老时体弱多病，又择食，唯独对粥有天生的喜爱，每餐无粥不欢，就着丁点小碟的酱瓜酱菜咸蛋咸鱼腐乳等，舌间“的”、“得”有声地享受晚年的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