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离散”问题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焦点和热点，Diaspova一词甚为流行。Diaspova，译作“离散”或“流散”，又有“族裔散民”、“移民社群”、“大流散”、“在外侨民”、“飞散”等等的译法。究其来源，“Diaspova”一词的最初涵义为“分散”，是作为史学或文化学范畴的概念，特指公元70年和公元135年两次犹太战争后，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到世界各地散居，或者指散居的犹太人与犹太人散居的国家。近两千年了，“离散”成为犹太文化的一种存在模式，它不同于吉卜赛文化的“流浪”或波西米亚文化的“漂随”，也不同于以地理发现、海外拓殖和传教冲动为历史背景的西方移民文化的“扩散”。目前世界上犹太人1400万，除去600万人的以色列国（该国犹太人近500万），绝大多数都散居于全球各地。据统计，生活1000人以上犹太人的国家有65个；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560万犹太人，另有270万“边缘犹太人”；此外，犹太人在法国55万、俄罗斯50万、乌克兰35万、加拿大32万，英国30万……①① 此数据参见希伯莱大学《世界犹太人口：趋势与政策》。。犹太人素有“流浪民族”、“没有国籍的人”、“世界主义者”等称呼，勤劳，聪慧，讲奉献，求实效，有极为明确的文化身份、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浓重的家园意识。他们尽管流散于四方，却亦如《圣经》所言：“在陌生的国度里唱上帝的歌。”二十世纪以来，“离散”更成为一个世界性现象。不过，因民族传统和流散方式的不同，出现了有异于犹太人散居的“非洲人流散”、“越南人流散”、“华人流散”等等的说法。与犹太人散居方式不同，非洲人、越南人、华人等等都因脱离本土、本邦、本家、本族而生存于异质文化的夹缝之中，身份摇晃不定，文化面临同化，话语趋向采借，地位处于边缘。也因此，“离散”在全球化语境中，对于华人和华文文学，同样有着典型的、足可探究的意义。
我们一时难以统计华人流寓世界各地的详尽人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数海外华人散居在西方世界。从“东方”到“西方”，到异国他乡，既经历着时间之伤，又经历着空间之隔，实际上与“陌生的国度”存在着紧张的关系，由此而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痛苦。不妨看一段出自华人之手的诗作：
我们是搁浅在西方海岸上的鲸鱼
我们是寻找另一个世界的鲸鱼
我们是不能在他们的极度丑陋中生长的鲸鱼
我们是内在空虚的鲸鱼
我们是被驱回大海的鲸鱼
我们是生而带有安乐死的集体无意识的鲸鱼
Wearewhales we are whales weare whalas wearewhales①① ［澳］欧阳昱：《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1997年）。
这里包含着几个重要的关键词。所谓“搁浅”，表明了一种状态，进入浅滩而又行进不得，置于西方海岸充满了处处受阻的尴尬，“搁浅”之处，没有了深深海洋里生命的活水，却平添着进退两难的种种困扰；所谓“寻找”，表示了一种欲望，渴念“另一个世界”里有美妙的、天堂般的生存形式被认知，祈愿“另一个世界”令人梦想成真，当这种冲动有可能通过某种方式予以开解，就释放着“寻找”和追求的种种努力；所谓“不能生长”，表述了一种忧患，在不自由的处境中追求自由，在极度的丑陋中寻觅自我的挣脱，对生长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不啻是自身被自由和虚无相纠结又相分离的彻悟，人生在游移中更见孤绝；所谓“内在空虚”，表白了一种存在，作为意识到的生存内容，并非纯粹是物质性的，而是精神性的，人可以成为经济动物，却因免不了的“内在空虚”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成为有肉无灵的空壳；所谓“被驱回”，表达了一种焦虑，凝聚为对生存的思索和对本体生命的追问，其结局将是上不了岸、入不了流，必然会被重新抛回苦海，陷入无穷无尽的灾难之中；而所谓“生而犹死”，则表露了一种心迹，这里实际上也是对生死提出叩问，选择生，生的现实又带有安乐死，“人”成为所寄存的社会进退的祭品，生或死都充溢着无奈。在这段诗的结尾，作者还特意把“我们是鲸鱼”（we are whales）几个英语词故意不加空格地接连重复，显然是借英语音节的连续效果，描摹鲸鱼挣扎呼吸的拟声，以呈示一种垂死状态。就这样，短短的几行诗，犹如辚辚履带，一轮接一轮地辗压着苦难的心路历程，声声泪，字字血，滴酒在无奈的吟唱中。或许，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她）自身可能更需要“离散”的自由。“离散”可以使作家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放松，可以持有某种“距离感”而对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带来更加清醒的认知，带来不受约束的感受。然而，一个作家，尤其是因“离散”而成为“边缘人”的海外华文作家，长久地脱离本土又很难进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往往陷入“离散”后生活乃至精神的困境，恍然不知所依，到老了，从灵魂到肉体，创伤可谓重矣，且无一幸免。旅美的孙笑冬有一篇题为《绛唇珠袖两寂寞》的散文，写到这样的人与事：
……她在加大（按：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多年，总是有可靠的养老补贴；即使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Reyhey在去世后只给她留下债务，她仍有这数十年的版税——她的作品被她的同代人重新发现，被她的后辈人尊为杰作，从港台到大陆都是轰动，销售应是可观的——她晚年的收入即便不是丰裕，至少应该能使她有一个舒适温暖的起居。我想象傍晚时总该有人帮她做好温热的饭菜，盛在瓷盘里送到日益老去的她的椅旁。那瓷器甚至不必是精致的，尽管自己在审美上那么锐利和敏感，而身为李鸿章曾外孙女，她的手指也曾抚过瓷品里最妩媚的珍藏。
她使用的餐具是纸碗和纸碟。几乎没有家具，她平时就睡在地毯上。她不接电话、不回信，不应门，不与人来往，尽管她年纪已经太大了，甚至做不到将自己的公寓保持清洁。她瘦弱得陌生人见到她也要吃惊。倘若她腕上有年轻时戴上去的玉镯，这时大约也能够顺着她骨瘦如柴的手臂一直推到腋下……
而她在死亡六七日之后才被警察发现。那时她躺在公寓的地上，双眼闭着，盖着一床毯子。她的逝去本应是被整个中文世界所注视着的，在她临终的床前本应有人倾听她的每一句嘱托——但她甚至没有临终的床榻。她独自在一卷铺盖上睡去。也许她是对的，因为又有什么人能分担她的生和死，又有什么人和事能够陪她担当这最切身的一切。她在那么年轻时便是独自承担生活，而她晚年的弃绝应该也是来自她自己的选择。①① 参见《回忆的季节》第98—9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孙笑冬在散文中引用了杜甫“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的诗句，但改了一字，将“晚有”改为“未有”。“绛”、“珠”二字与《红楼梦》中黛玉前生所托的绛珠仙草偶合。绛珠，绛珠，岂非血泪是也。
这篇散文写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倾城之恋》和《金锁记》这些杰作的书写者——晚年在美国一掼十载做考证而完成专书《红楼魇》的张爱玲。她以如此孤寂凄惨的结局告别人世，令人不胜唏嘘。一个秉有那么高的天赋与才华的华人作家，漂落海外，竟居无定所，生计窘迫，举目无亲，衰病相连，最终于1995年9月在洛杉矶市罗契斯特街一个租屋黯然死去，竟无人知晓她何时停止了呼吸。张爱玲着有《传奇》，她的死又是另一种“传奇”的悲怆版本。年纪才七十有四，怎么也不可谓“已经太大了”，只能说是心灵“离散”后极度孤寂的一个明证，堪称“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的海外“烬余录”。孙笑冬以忧愤的心绪写张爱玲之死，不啻是一种反离散的书写。
对于这种“反离散”的书写，哈佛大学的华文作家张凤作了相应的辨析。她写道：
移民属性因个人抒写，渐渐原乡想象成型，一代二代积极参与，原乡漂流的意义形成多重，对角色认同或国族主义选择等心理混沌，皆可趋近明晰醒悟。无尽乡愁，也是种偷天换日的异乡情调，只是真正回溯探源寻根，往事不堪回首，时序空间交错位移错置，寻不着附会在故乡中虚构的乌何有之乡，才得稍稍治愈。主体适应形成的过程，正是个人的原乡书写与其他个人历史与国族历史的交错融铸，而国族历史又与世界历史互动绵延，如何由断鸿零雁，万般皆不是的疏离落空感觉，而转化为主体性的实践，兼容并蓄地铸炼我们的思想观点，启发延续中华文化，应成我们的终极关怀。①① ［美］张凤：《北美华文文学的原乡书写与超越定位》，见《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32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人生本如寄。张爱玲的成就主要在中国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起开始的漂流和离散，却没有发展出上乘的、有力度的“反离散”文学，这是她晚年真正的悲哀。好在她的后继者们没有放弃努力，在与安土重迁的历史迥然不同的世纪，在具有“客地”与“原乡”的先决认同情景里，继续重复思考并理解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于“离散”处站立，殊异转化为“反离散”的新概念，无论海角与天涯，都以书写去弥合历史的伤痕。
这自然引出了“根的寓言与家园的想象”的话题。